采访 INTERVIEWS
古巴艺术家兼活动家路易斯·曼努埃尔·奥特罗·阿尔坎塔拉（Luis Manuel Otero Alcántara）在哈瓦那以西50英里的最高戒备级别监狱瓜纳海（Guanajay）监禁五年之后，于近日获释出狱，并被流放至美国。奥特罗·阿尔坎塔拉因其社会参与性的行为艺术、联合创立“圣伊西德罗运动”（San Isidro Movement）以及对社交媒体的创造性使用而广受关注，也因此遭受古巴政府长达数年的迫害。2021年7月11日，他在一场公共抗议活动中被捕，最终的罪名是他在2019年的一场行为艺术表演（当时他将古巴国旗披在身上）涉嫌藐视公职人员和亵渎国家象征。奥特罗·阿尔坎塔拉于2026年7月18日抵达迈阿密，此后不久，他与古巴艺术家兼作家可可·富斯科（Coco Fusco）进行了一次对谈，分享了他的狱中经历以及如何适应在美国的新生活。
可可·富斯科（CF）：现在你终于离开了瓜纳海监狱来到美国，感觉怎么样？
路易斯·曼努埃尔·奥特罗·阿尔坎塔拉（LMOA）：我还在适应当中；一切还算顺利。但在心理上，我还没有完全从冲击里回过神来。我刚结束了五年的牢狱生活，之前的世界全是灰色的，一切都是军事化风格。我正在重新学习如何根据自己的时间感来生活，也必须重新认识什么是时尚，什么是美。有太多的信息正涌入我的大脑。
在更具政治意味的层面上，我走出了一种监禁，却进入了另一种形式的禁锢与暴力，因为现在我成了流亡人士。所有人都知道，丢下我的儿子，我的生活和我的祖国对我来说有多艰难，但大家却向我表示祝贺。这段时期对我来说很难熬。
CF：作家内斯托尔·迪亚兹·德·维勒加斯（Néstor Díaz de Villegas）1970年代曾在古巴监狱里待过五年。他告诉我，他被关押的地方没有镜子，所以在整个监禁期间他都无法看到自己的模样。你被关押的地方有镜子吗？你能看到自己吗？
LMOA：犯人之间会传递一面小镜子。因为它很小，只够人看到自己的脸。但当我刚到迈阿密，走进酒店房间，看到自己的全身时，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自己的身体在五年之间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CF：你在一些文章中将自己的刑期和狱中经历视为一种行为艺术表演。能谈谈这一点吗？
LMOA：我不是因为普通罪行而入狱；我是因为自由表达、因为行动主义和文化抗争而入狱——所有这些让我的生命成为了一个象征符号。在他人眼中，我的生命代表着某种意义。在我看来，我的生活已经成为了一种艺术姿态。这种姿态并非出于自愿，因为我并不想进监狱。但是，一旦当局把我关进监狱，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美学、精神和哲学层面的体验，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其他人。
CF：你也经常谈到，能够在监狱里画画对你来说是多么重要。你能描述一下你在那里做的事情，以及为什么这对你如此重要吗？
LMOA：首先，我是一个无法停止艺术创作的人。从我还是个孩子、还不知道艺术是什么的时候起，我的脑子里就总是不停地冒出各种审美感受。在监狱里流通的信息很多都涉及美学、伦理和人性。这些信息进入我的大脑，必须在纸上找到出口，化作一幅画或一张素描。我觉得我必须创作；否则，我脑子里的东西就会成为纯粹的折磨，让我无法入睡。除此之外，监禁还会带来一种焦虑——它会影响你的身体。焦虑、恐惧、不安——我必须给这些窒息的感觉命名。事实上，其他狱友也经常说他们感觉喘不过气；那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窒息感。我必须通过画画让这种感觉消失。绘画给我和我的身体带来了慰藉。
我觉得我在瓜纳海的经历必须用画笔才能捕捉。就算当时我有一台相机，我也不会用——或者我会用它拍点别的东西。当你触摸我的画作，或者站在我在狱中创作的绘画前，你能感受到其中的情感张力、精神张力，以及那些作品诞生之地所带有的、近乎魔幻的力量。
CF：你认为当局为什么会允许你这么做？
LMOA：因为，就像我经常说的——听起来可能很陈词滥调——如果不画画，我就会死。所有那些画面像风暴一样掠过我的脑海。那种欲望，我内心深处的那种创造力——如果我不能通过创作来疏导它，我就会陷入深深的抑郁和焦虑。
CF：起初你能把一些画送出来，但后来被当局禁止了。你认为为什么他们会在你服刑期间不让你把画送出去，却在最后允许你带走它们？
LMOA：他们禁止我把画送出去，但他们没有禁止我画画，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我赖以生存的燃料。也许他们认为自己还有两三年的时间来决定如何处理我的作品。他们知道，如果不让我画，不让我创作，不让我表达，那对我、对他们来说都会是个大麻烦。也许他们在我服刑期间不让我把作品送出去，是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艺术具有改变现状和塑造思想的力量。并且他们看到，最初被带出去的那些画引发了公众对我处境的极大关注与共情。从那之后，他们告诉我，绝对不许其他人再看我的作品。
最后他们决定让我把画带到美国来，因为他们也知道，那是我的精神遗产。我在狱中创作的作品，不是可以像湿纸巾一样随手扔掉的东西。这是我对那些无法发声的人的经历所做出的承诺。这是我对那些无人倾听的故事、对那些依然被关在里面并渴望自己的故事被听见的人所做出的承诺。这是一份政治承诺。
CF：其他狱友对你的画有什么反应？
LMOA：关于这一点，有太多可说的了。至少有二三十个狱友看过我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他们多少有一些影响；我画的是他们在监狱里的经历、他们的现实和恐惧——这些恐惧也是我的恐惧。当他们坐在这些画作前时，他们会说：“兄弟，谢谢你画出了我们的感受，那些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的东西。”
还有一些作品，因为狱中本身的暴力结构而引起了共鸣。我被关押的牢区叫做20号走廊。我刚进去时，暴力事件频发。而当我离开时，那里已经完全变了样；人们在彼此相处和分享食物时展现出了善意。艺术让那里的种族主义和恐同情绪少了很多。狱友们会来看我的画，就在打趣和玩笑当中，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开始发生改变。
CF：你现在有什么计划？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LMOA：首先，我想整理好我带过来的东西，包括素描、画作，还有我和朋友们合作完成的其他项目。我也需要整理我入狱前创作的文档。作为一名艺术家，我需要反思过去的五年。我想反思监狱生活里那些极其艰难的部分。同时，我也希望能鼓励其他人更多地去关注古巴政治犯的处境，以及监狱本身的特殊状况。有些人只想忘记这些事情的存在。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应该把这几年的牢狱生活扔进垃圾桶，把这段记忆彻底封存。但我不想这么做。
我们如何去理解像古巴这样的现象？或者人类苦难的现象？关于这些主题的艺术能带来改变吗？我想，我们努力去揭示这些问题，就是为了让世界能够真正理解它们。
译／ 卞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