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镜中栖居”取自王晓曲阅读的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的诗歌《我栖居于可能性中》（I Dwell in Possibility）。这位生前籍籍无名的诗人真挚地写下诗歌带给她的自在。王晓曲近年的创作转向，既是对外部环境的回应，也是她主动重新锚定自身与绘画关系的过程。周遭的变动、经验的沉淀与欧洲的观画经历，使她逐渐从围绕符号展开的观念游戏中抽身，转而确认另一种自由——在普通事物里工作的可能性。
过去，我有很多作品是关于公共经验的：关于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文化土壤，甚至其中浅薄的一面。比如我的绘画中出现的传统图像，像迎客松、马，是从符号层面去回应集体经验和权力结构遗留下来的审美问题。我在宏大叙事的限制中寻找惊奇的、精确的、游刃有余的点子，试图将它们撕开一个口子，并使用当代艺术中的常见做法：将一个点无限放大。这种做法需要许多灵感和铺垫。我不惜处理自己也反感的主题，在反直觉的创作方法中投入了很多时间。但我逐渐意识到，基于智性的创作有很大的局限性。我选择的话题对我而言具有统治性，我在限制中玩着观看权的游戏，但公共话题的短时效性始终让我感觉是在为过去创作。
近几年，我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变化，我对艺术的疗愈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因此，我想要寻找自身与绘画之间更直接的关系，主动调整了创作方向。我希望更多地探索周遭或者更远的事务，回到一个自我关注的角度。但这不是出于强烈的自我表达欲，而是因为我能在这种创作中获得休息。这种变化其实在2022年在哥本哈根的个展里已经出现。
我开始画自己身边的环境，画平时会看到的场景。但这并非日常的瞬间，而是经由场景中的物品和环境来表达一个人的经历与心理状态。比如在画《小雨转多云》的过程中，我会不断推敲酒店窗外与室内的分界线从人物身体的哪个部位穿过，她头部的位置、熨衣板的位置和方向，直到画面达到一个“稳固”的状态。画中的女人其实是出差的状态，她在休息之后准备出发去工作。酒店是临时性的场所，我把它画成了海滩；而她又在做一个容易引发刻板印象的女性劳动——熨衣服。这个场景里可以包含很多含义。我像在构思一个故事，只不过是用平面的方式去交代。它完全关乎视觉，同时也是抽象的感受。《远山的呼唤》也是如此。画面中背对观众的登山者与他身后电脑屏幕里的K线图是我的想象的结合体：一个是非常枯燥的工作瞬间，另一个是人们向往的登山状态。
我对材料的感受也发生了变化，因此自然调整了创作媒材。油画对我来说并不是先天融在血液里的，它厚重黏腻的质感在很长时间里让我无所适从。所以我曾在一段时间里使用丙烯和水彩材料创作，并开始对油画有了一些反思。直到再去欧洲看了大量的画作品后，我又觉得可以用油画创作了。
与此同时，我也无法像过去那样使用统一的方法处理画面。过去，我的创作有一个相对缜密的流程：我需要在开始前就确立画面的构成，对画面进行分层创作，比如概括性的背景通常用喷枪完成。但这种工作方法过于干净，限制了创作过程中新的内容的产出。现在，我有了大致的草稿和思路后就开始直接作画，在过程中随时改动。画面的结构因此变得更加重要，我会在过程中不断调整。当下，创作一个图像已远远不够——它容易沦为屏幕中的图像，和影像图片融为一体，给人带来一瞬间的新鲜感。然而，延长时间也是绘画的任务之一：这要求创作者和观看者都非常主动。当我主动观察时，我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看，并拼接它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希望平面可以无限扩展，包含尽可能多的信息。
在欧洲旅行的那段时间，我也重新发现了欧洲绘画，它们关于人如何生活，关于现实，有非常明媚的色彩和无数的细节。这让我意识到绘画的包容性。比如，维托雷·卡帕乔（Vittore Carpaccio）的《圣乌苏拉之梦》（Dream of St. Ursula, 1495），我震惊于画家对于氛围的描绘。它描绘的是一个日常的房间，一个入睡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寓言：圣乌苏拉在牺牲前夜梦到天使前来送信。画面营造的氛围介于记忆和虚拟时空之间，这种日常与虚构交织的体验让我很有共鸣。这位画家的画面透视也非常主观，为了容纳他想描绘的所有事物，他把平面拉得特别大。绘画可以容纳很多时空，也可以表达时空上的错位。另外，我也很喜欢保罗·德尔沃（Paul Delvaux）的作品，他的画远不只是对人物与脸庞的塑造，而是通过影子与黑色形成强烈的空间环境，从而达到某种“稳固”的状态。
在短时间内看了大量西方绘画后，我得到了一些重要的思考，比如，那些古代绘画，不论多么精确，都并非触不可及：你能看到笔触的运动痕迹，这些笔触承载着人的温度和人的局限，让人感到安慰。同样作为画家，我会觉得我似乎也可以做到。这种平等的特质是最打动我的地方，让我放下了先前对绘画的完美主义追求。我现在更愿意接受手工的痕迹，接受自己的有限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该从哪个角度画自己，一旦试图表达自我，就容易在自我中迷失。但现在我画自己不是为了自我表达，而是自我观察和剖析，这让我感到一种百无禁忌的自由。我曾经觉得艺术中不乏私人性的表达，才选择了公共话题的方向。现在却对私密性有了更多的想象。即使我们已经可以透过互联网短视频窥探到无数陌生人的生活，但这种现状使得真正的亲密感离我们越来越远。疫情时代的个体经验让我意识到，宏大议题在逐渐失效：集体事件未必能限制个人感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感受建立一个世界。
采访／ 黄文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