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性、殖民主义、被塞缪尔·R·德兰尼（Samuel R. Delany）认为是科幻关键的“假定性”（subjunctivity）、散文电影的可能性：在耳石小组（Otolith Group）的作品中或许可以追寻到这些关注点和主题，但这个由安吉莉卡·萨格（Anjalika Sagar）和寇卓·艾顺（Kodwo Eshun）于2002年成立的小组拒绝任何对其实践进行简单总结的尝试。时值耳石小组的展览“异种起源”（Xenogenesis）即将于7月7日巡回至都柏林爱尔兰现代艺术博物馆，评论家艾德·霍特（Ed Halter）和作家托比·哈斯利特（Tobi Haslett） 分别对萨格和艾顺异质而独特的作品展开了讨论。（本文为艾德·霍特撰写部分的中文翻译。）
耳石小组是安吉莉卡·萨格和寇卓·艾顺的联合项目，两位都是拥有非欧陆背景的伦敦人。小组以内耳感知平衡和运动的精密器官命名，在二十年里创作了大量作品。萨格和艾顺实践的核心成果包括20多件形式多样到令人惊叹的影像作品。他们的影像拼贴不仅以图像和声音为材料，更是将观念的组合纳入其中，其灵感多取自科幻故事、政治哲学和美学，而关于离散黑人性和全球南方的历史与理论为两人题材广泛的研究提供了支点。小组还从影像创作发散开来，通过其他形式的活动延续上述探索，其中包括讲座、研讨会、其他艺术家的影像展映项目、装置，以及像“Glissantbot”这样难以定位的尝试——过去五年中，他们创造的这个Twitter机器人一直不间断地每15分钟发一条由算法选择的加勒比思想家爱德华·格利桑（Édouard Glissant）的语录。
耳石小组与长期支持实验电影的国际电影节，或专门赞助形式新奇的电视节目的广播网、有线电视网和流媒体平台都没有什么交集。萨格和艾顺的创作活动主要发生在当代艺术界，包括国际美术馆、画廊和双年展。在创作生涯的早期，耳石小组曾表示，他们是有意偏离这些为先锋影像设置的传统平台的。比如，这种情绪可以从他们关于影像装置《电视的内在时间》（Inner Time of Television，2010）的一段声明中推断出来，这是他们与导演克里斯·马凯（Chris Marker）的合作作品，将后者1989年的系列短片《猫头鹰的遗产》（The Owl’s Legacy）重新配置为多屏环境。两人在作品描述中写道，这种向美术馆空间的转变“移置了电视纪录片的序列逻辑，并暗示能够接触突破电视制作惯例的影像作品的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移到了艺术界。”
这样的声明也说明即使在他们所选定的平台，耳石小组同样保持着一种刻意的、内部的错位立场——耳石小组也许在艺术界中，但并不属于艺术界。他们更大的策略是将艺术界重新工具化，使之成为21世纪通讯网络的基地。萨格和艾顺劫持了艺术界的结构，但不是为了满足投资资本和个人野心的需要，而是为了激进思想的全球流通。他们试图在相关艺术家、音乐人和其他思想家之间搭建复杂的联系，跟随一种蜘蛛吐丝般的推动力，建立柔韧持久的团结之网。艾顺和萨格通常被归类为艺术团体，但实际上他们所运作的更像是制作公司、学院、图书馆，或是电台。
耳石小组的影像一直是混杂和游牧的，拒绝遵从任何统一的媒介或风格。艺术史学家T.J.德莫斯（T. J. Demos）在2009年指出，萨格和艾顺当时的影像作品可以被归入类散文电影的类别中，他将其描述为“一种纪录和戏剧性图像的独特混合，伴随着诗意的、历史的、且通常是自传性的叙述。” 他还更具体地写道，耳石小组的创作方法比较靠近“包括黑声影团体（Black Audio Film Collective）、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克里斯·马凯（Chris Marker）和阿南德·帕特瓦丹（Anand Patwardhan）等众多电影人和电影团体的传统”。与这些前辈的关联可以从一个贯穿耳石小组所有作品的神秘图案上看出来：一个圈和下方的三条平行线——这个设计来源于戈达尔的战斗散文电影《快乐的知识》（Le Gai Savoir，1969）。在戈达尔的作品中，该图案的象征意义之一是“第三世界”（1960年代末的常用词），但艾顺和萨格在使用该图案时常常援引“世界3”（World 3）这一更具科幻意味的说法，从中可以窥见他们具有深刻思辨性和未来导向的视野。同样的关联性在耳石小组为他们的讨论活动和电影项目所选择的艺术家名单中体现得更为明显，除了德莫斯在文章里提到的所有导演，还包括像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Santiago Álvarez）、让·热内（Jean Genet）、马尼·考尔（Mani Kaul）、亨利·斯托克（Henri Storck）、斯特劳布-于耶（Straub + Huillet）等先驱创作者。
耳石小组对影像散文的追求在他们最早的重要作品《耳石三部曲》（The Otolith Trilogy）中就有明确表现。《耳石I》（Otolith I, 2003）和《耳石II》（Otolith II, 2007）以多种不同形式拍摄，将个人历史与未来主义幻想混合，萨格的画外音想象着从22世纪回望我们这个时代的孙辈的日记。《耳石I》的序言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人类的一个分支进化出了专门为微重力生存环境而校准的耳石系统，使他们的身体能够适应外太空的生活。这一代人永远无法返回地球，只能通过地球传输的信号和记录来了解他们的起源星球。“对我们来说，没有图像就没有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图像”，萨加用神谕般的语调讲述着，背景是20世纪的照片组成的蒙太奇，配之以梦幻的合成器声音。伴随由Super 8、电视和新闻镜头组成的画面，她继续说道：“我从上世纪的紧张现实中筛选老化的媒介，寻找关键点和起始点，找寻能够让我看出他们是如何成为我们的转变时刻。”这是《耳石I》和《耳石II》中众多呼应克里斯·马凯作品的时刻之一，后者的影片常常通过奇异的思维回路在时空中来回穿梭。影片提到了伊拉克战争以及相关的抗议活动、柯布西耶在印度昌迪加尔（Chandigarh）和法国贫民区的建筑，以及印度参与苏联太空计划的事实。和马凯的作品一样，将这些事件串联在一起的是一个半虚构的叙述者兼通讯员，他的话语构成了一个思维屏幕，通过它，观众得以体验各种不同的图像，同时将现代世界想象成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我们看到萨加漂浮在一架减重力飞机内部，与她虚构的外太空后代互相感应；她水平躺着，头枕着双手，像一尊卧佛，在失重的梦境中漂移，就像马凯1983年的《日月无光》（Sans Soleil）中的很多角色一样。“太空现在是我们的地方”，她喃喃道。
制作精良而情节隐晦的《耳石III》（Otolith III, 2009）偏离了《耳石I》和《耳石II》的前提，以导演萨蒂亚吉特·雷（Satyajit Ray）1967年创作的一部未拍摄的剧本《外星人》（The Alien）为中心，剧本讲述了一个外星人访问地球的故事，但降落地点不在华盛顿或伦敦，而是在孟加拉的乡村。雷的这部剧本之所以被人记住，一是因为他当时想制作第一部大预算的南亚科幻电影，二是因为雷和其他一些人声称，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1977）和《E.T.外星人》（E.T. the Extra-Terrestrial，1982）中抄袭了该剧本的部分内容。但《耳石III》并不受这些历史旁枝末节的困扰，相反，它以最间接的方式实现了剧本，通过重新剪辑雷的其他影片的片段，召唤出《外星人》可能的样子，并加入多国人声，想象《外星人》中的人物活了过来，谴责他们的创作者放弃了他们存在的希望。 “只是剧本”，一个清脆的男声说道，“抽屉里的20页纸。一个想法。一个可能性。仅此而已。” 《耳石III》以其独特的委婉方式实现了《外星人》的目标，即将好莱坞科幻电影的欧洲中心主义转向南亚的角度。作为《耳石三部曲》的收尾之作，这部影片也延续了将科幻的奇观性转为对可能世界的更为微妙的调查的尝试。
科幻是耳石小组涉足的主要思想领域之一。早在小组成立之前，艾顺在为黑声影团体作品《历史最后的天使》（The Last Angel of History，1996）所做的采访中就提供了一些关于非洲未来主义最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陈述。在他的著作《比太阳更灿烂：声音虚构的冒险》（More Brilliant Than the Sun: Adventures in Sonic Fictions，1998）中，他提出黑人音乐技术的新控制论，分析了像Sun Ra、Rammellzee和Drexciya等艺术家的未来主义声音作品。作家塞缪尔·R·德兰尼将科幻定义为“叙事假定性”的一个特定子集，也就是关于尚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世界的故事，《耳石三部曲》似乎刚好符合这一定义。以这种方式理解的科幻存在于被现实牢牢框定的探索性想象力的运动中，而耳石小组为自身运作选择的也是同样的辩证场域。德兰尼最初在1968年的一次演讲中把“假定性”定义为“词和物之间的意义之线的张力”；而萨格和艾顺的许多影像作品则致力于释放在声音、人声和图像之间的创新组合里蕴含的假定性力量和潜能。在这一点上，他们遵循了马凯、戈达尔和其他激进电影人从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和埃斯菲尔·舒布（Esfir Shub）等苏联影人那里学到的重要经验，即电影有能力通过重新编辑物理世界的印记来想象新的现实，催生新的思想。
近年来，耳石小组已经逐渐改变之前碎片式拼接的蒙太奇符号学手法，他们的两部最新影片分别采用了巴赞式的自然主义表现方式和催眠般的多层次数字影像合成技术。在《O 地平线》（O Horizon, 2018）中，长达90分钟的长镜头沉浸在厚重的声音氛围中，影片记录了在印度桑蒂尼盖登（Santiniketan，又译作“寂乡”）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个校园兼乌托邦社区，由泰戈尔在20世纪初创立，作为英国殖民教育系统的替代方案，至今仍在运作。影片中的“寂乡”给人感觉既像一个封闭的沉思宇宙，又像一个无边界的社区，与周围的环境之间形成多孔的交织关系。卡塔卡利舞（Kathakali）和古典印度歌曲的教学与土壤科学的培训并存。学生们在古树的树荫下学习哲学，周围的通风建筑上装饰着南达拉尔·博斯（Nandalal Bose）、K.G.苏布拉曼尼（K. G. Subramanyan）和贝诺德·贝哈里·穆克吉（Benode Behari Mukherjee）等重要现代主义艺术家的绘画和雕塑作品。
虽是一部关于学校的纪录片，《O 地平线》并不是一部弗里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式的机构剖析作品：影片的观察性不在于窥探幕后，揭示该社区运行的潜在社会机制。片中所描绘的，不是在系统中工作的个人，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本身。这部影片也不是像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ner）等导演所擅长那种对感官民族志的探索，虽然它为观众呈现了一场丰富而从容的视听盛宴。耳石小组感兴趣的是将学校描绘成一套理念的具体表现，或者说某种现代主义在今日活生生的延续，在这种现代主义的理念里，艺术、科学、舞蹈、歌曲和语言是相互关联且彼此平等的理解模式，社区亦与自然环境互相融合。对耳石小组来说，这种田园特质并非单纯的隐退，它的存在只能是在全球权力的特定排布当中。这也为小组自身的合作型工作提供了一种变体。在策展人安妮·弗莱彻（Annie Fletcher）为他们的巡回展“异种起源”（题目致敬了科幻作家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出版物采访两人时，萨格提出:“使得集体实践出现，并对其具有推动作用的，始终是为思考腾出空间、为思想设定范围或界限，以及抑制住某些力量的行为。是什么把人们从抗议的地方拉到学习的地方？”
通过去掉我们习惯的旁白叙述，艾顺和萨格对散文电影进行了重新想象，他们摈弃了受叙述驱动的结构，选择由有序的感知经验来体现和阐述意义。两人所选择的语言片段与图像并列共存，而非位于图像之上。《O 地平线》提出了一种对知识的超越语言的理解，我们可以从物质在时空的迁移中找到它。影片以诵读泰戈尔1896年的孟加拉语诗歌《1400年》（The Year 1400）开始，似乎将这位哲学家的意识投射到当下，我们听到一个女声发问：“今天，百年之后，你是谁，坐在这里读我的这首诗？”通过这些诗句——它们诞生的时候，作为一种自觉体裁的科幻和作为一套机制的电影刚好也正浮出水面——泰戈尔既唤起了时间旅行的意象，也暗示了另类世界的构建。在耳石小组的描述中，“寂乡”是一次复杂的技术干预，而不是原始主义的回归自然。
小组最新的影片《无限减无限》（INFINITY Minus Infinity，2019）延续了《O 地平线》中的感官探索，但这次的重点是合成，而非自然，是现代性之后的混乱，而非现代主义乌托邦。这是一部集体完成的舞蹈、诗歌和文本演说的混合体，由萨格和艾顺与后者的妹妹艾西·艾顺（Esi Eshun）共同导演。影片在一个声音和图像信号经过重新处理和重塑的虚拟世界中展开，一系列彼此链接事件在其中持续地如液体和海洋般流动。大部分故事发生在绿幕的空白中，穿着长袍的人物从黑暗里浮现，让想起马凯的《堤》（La Jetée，1962）中来自未来的访客，他们的额头上印有一个几何符号，与大量使用色键抠像技术的影片形成共鸣。在耳石小组针对作曲家朱利叶斯·伊士曼（Julius Eastman）的研究影片《第三小节第三部分》（The Third Part of the Third Measure，2017）中，音乐家的脸上也涂有类似的图案——这只是多年来以微妙的方式贯穿他们影片的众多视觉和听觉符号之一。《无限减无限》是一个由身体、历史和理论组成的不断翻涌的流动体：但丁·米肖（Dante Micheaux）朗读格利桑的著作节选；声乐和身体运动艺术家伊莱恩·米切纳（Elaine Mitchener）为牙买加作家乌娜·马森（Una Marson）的词句赋予声音；艾西·艾顺朗读下议院关于英国移民法和疾风世代（Windrush generation）的演讲节选。哲学家丹尼丝·费雷拉·达·席尔瓦（Denise Ferreira da Silva）的黑人女性主义思想提供了一个多向度的探索框架，覆盖各种异质的时间性和尺度：从英国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遗产到“黑人命也是命”运动，再到人类世对地球的破坏。“我无法呼吸”，艾西·艾顺以远古未来地球女神的身份深深叹气。
《无限减无限》也许能够提供一些“耳石理论概述”来框定该小组包罗万象的项目：影像可以被想象为对感知信息的重新排序——以视觉和声音为主，但通过联觉类比，也包括触觉、嗅觉和味觉。《无限减无限》以一个抚摸树枝、指甲部分被抠像的手开场，从而提醒着我们多重感官的潜力。耳石小组的名字暗示了一种第六感，这或许是电影真正的主要作用，一种对空间和时间以及前进运动的内在感觉——亦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深层的方位感，也是所有图像模式和概念映射的基础。
展览“异种起源将于2022年7月7日至2023年2月12日巡回至爱尔兰现代艺术博物馆。
艾德·霍特（Ed Halter）是Light Industry的创始人和总监，也是巴德学院驻留评论家。
文／ 艾德·霍特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