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艺术博物馆内到处都设有意见调查亭，用于收集访客反馈。我们设定了一系列标准化的问题，以更好地了解访客构成、服务效能和观展体验等。作为馆长，我每季度都会查阅这些问卷，但它们总是呈现差异不大的诉求：人们希望获得乐趣，与亲朋好友共度美好时光，了解艺术，体验新鲜事物。我总是先查看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提升您的参观体验”，期待从中找到一些方向，让博物馆——进而让艺术本身——在公共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从反馈来看，似乎我们把暖气开高点、停车费便宜点、员工多些微笑，一切就会变好。
但事实并非如此。如今博物馆正面临严峻的财务、社会和意识形态挑战。当下愈演愈烈的文化战争更是雪上加霜。为了应对这种不稳定的局面，博物馆圈内却以“相关性”（relevance）这个令人遗憾的口号固化问题本质。这个词在疫情期间迅速流行，成为博物馆从业者及其行业组织的存在意义。如今，这个词更是不断被媒体强化，演化为文化机构在收入锐减、信任流失的大背景下用以证明自身价值的危机管理话术。
机构的言辞很重要。我们在博物馆的展墙、网站、参观导览图和年度报告中使用的语言都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但我越来越觉得，我们正在使用的这套话语无法传达我们工作的复杂性与影响力。这项工作最根本的价值，在于构建人类与艺术之间富有意义的联结。而“相关性”就是个缺乏微妙性的棘手词汇，它告诉人们“应该重视什么”，而非揭示“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作为非此即彼的二元概念，它粗暴地同质化不同公众群体的多样诉求，也忽视这些群体将博物馆视为可被利用的资源时所赋予的不同价值。这个词就像疫情前流行的“观众参与度”（visitor engagement）一样钝拙无力，若想摆脱当下困境，我们最好认识到，这两个概念其实互为近亲。
自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以来，原本资源就相对匮乏的博物馆，已无法再依靠一次性的重磅特展带来的收入维持运营，转而越来越依赖于回头客带来的收益。但对于受“体验经济”驱动、总在追逐下一个大热门的消费者而言，常设藏品展和小众专题特展展往往很难吸引他们买单。所谓的“观众参与策略”于是应运而生，为博物馆从业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来重塑展览内容，开发尚未挖掘的营收潜力。展厅中的互动站、动手体验项目、亲子友好展签、沉浸式数字体验以及各类品牌化的新奇手段，被认为能够激活那些原本显得静态的展示方式。按这个逻辑来想，如果这些附加于艺术本身的策略真能有效提高观众的参与度，那么他们就可能会带着钱包再次光临。但这一策略一直以来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假定观众真的需要这些由博物馆定义的“参与方式”才能走进博物馆，并默认艺术本身无法带来足够的体验价值。似乎光是观众踏入博物馆大门，以自己身体、自己的方式去感受艺术远远不够，对行业而言不足以维系消费者的忠诚度。
时间快进到2020年3月。新冠疫情导致博物馆无法接待现场观众，门票收入骤降，所谓的“观众参与度”承诺也随之崩塌。美国博物馆陷入危机：仅凭每月几场Zoom活动和持续更新的社交媒体内容真的足以能有效吸引到观众吗？答案是明确的否定，尽管疫情期间进行的多项地方与全国调查显示，公众的确对这些努力表示认可。很快，随着“黑人命也是命”运动掀起的制度性批判、博物馆员工纷纷发起的工会组织行动、社交媒体上对机构“美德表演”的拆穿，以及各方对文化机构去殖民化的施压，“观众参与度”危机进一步加剧。假设在疫情造成的种种干扰下，人们依然愿意进入博物馆参观，那么面对公众对系统性种族主义、资源掠夺和社会不公等历史积弊的质问，现有的“观众参与”策略又能提供何种实质意义？
博物馆行业对“观众参与”的固有假设，正是当下相关性危机的根源所在。总体来说，我们现在主要试图通过政治上相对安全的展览内容和象征性的改革措施来处理针对“相关性”的质疑，正如我们曾以肤浅的展厅噱头来应对“参与不足”的观众。在一些人看来，只要展出黑人艺术家的作品便足以让博物馆与“黑人命也是命”运动产生关联，而无需明确表达对该运动原则与诉求的声援。那么，这类展览——以及围绕展览精心编排的社交媒体宣传——真能提升博物馆的“相关性”从而实现财务可持续吗？从过去五年的行动来看，许多博物馆领导者显然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尽管他们大多也承认，要解决系统性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了做出改革的姿态，不少博物馆设立了多元化官员职位、开展隐性偏见培训、成立员工主导的联盟和雇员资源小组等不同类型的DEI（多元、公平、包容）策略。但正如陈腐的“观众参与”策略无法真正吸引更多观众进入博物馆，“相关性”危机也不能简单地靠展览内容和组织架构调整来化解。当前讨论中真正缺失的，是对行业话语体系的根本性反思：我们如何描述自己的工作？这种表述如何塑造我们的价值系统与专业实践？又如何让我们继续固守关于“观众需求”的陈旧认知——博物馆真的知道观众需要什么吗？
当今大多数美术馆的项目架构，承袭了婴儿潮一代以“教育科技”（edtech）为核心的工作管理理念。这种源自60年代后绩效改进话语的“需求评估”（needs assessment）组织模式，延续着一种有害的家长式逻辑：只要我们找出观众的真正需求，就能设计出越来越好的方案来直接满足他们。然而，人类的需求总是在不断变化，哪怕是那些跨越族群、社区与个体的基本需求。而且，很少有成年人会希望自己在没有自主权的情况下被动地满足需求——他们往往更渴望有机会主张自身意愿、表达偏好，设定参与的条件。考虑到界定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公众希望按自身意愿行事的现实，博物馆在资源有限、评估能力不足的前提下，若仍坚持以“需求评估”为基础设计项目，难免陷入原地打转的困境，员工疲惫不堪，投资回报低下。
如果博物馆不再执着于评估他人的“需求”以更好地服务他们，而是转而盘点手头已有的资源，向相关公众公开透明地讲述这些资源，并鼓励他们按自己的意愿加以使用，会怎么样呢？我们所沿袭的“需求评估”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源于匮乏思维的叙事逻辑，它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以最少的资源实现既定目标？而另一方面，资源评估与共享，即便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也是一种基于丰富思维的运作方式——它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能够从现有资源中发掘出哪些针对当前与未来使用的可能性？作为美术馆馆长，我深谙那种将所有精力聚焦于匮乏的冲动。毕竟，匮乏意味着风险，而风险可能威胁到工作岗位。然而，尽管匮乏的阴影挥之不去，我们实际上始终被各种形式的丰富所围绕——浩瀚的艺术与知识收藏、充裕的公共活动空间、为个人与群体提供的基础设施、善意与友好、多元的认知方式、多样的个人政治理念与信仰、无限的学习潜能、新旧交织的人际网络、好奇心与问题，以及艺术构筑的万千感知世界。在文化战争硝烟弥漫的当下，究竟哪种博物馆能突出重围？是愿意拥抱丰富所带来的未知可能性的开拓者，还是退缩于匮乏所引发的熟悉的焦虑感的守成者？
精心设计的参与机制与人为制造的相关性——在许多方面其实是一套话语系统的两个分支——如今已成为当代博物馆商业模式中的核心要素。但事实并非必须如此。我们不需要为了创收而牺牲人的能动性，二者本可相得益彰。社会立场测试的符号游戏或心理实验的互动把戏，这些都不是解决之道。人，才是关键。如果我们拒绝被时代流行的口号牵着走，而是把工作真正扎根于人的成长之上，会怎样？如果每天的入馆数据不再只是代表商业趋势，而是映照出一个个真实的个体，会怎样？如果员工和观众的观点、语言、历史、情感与政治立场，不再被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成为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会怎样？如果我们相信，每个人本就具备感受与欣赏艺术所需的一切素养，会怎样？如果每一次带着尊重之心的参观本就值得被报以同等尊重，会怎样？简而言之，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承认，来到博物馆的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真实在场的个体，他们带着自主意愿和独立判断而来，又会怎样？
要打开视野，我们需要少一些“心怀全球愿景的地方机构”，多些“扎根地方的全球机构”。我们应当开始以社区博物馆的思维来思考问题，即便对那些超大型的都市博物馆来说亦是如此。社区博物馆是滋养个体与集体福祉的重要艺术资源，能够促进积极的社会互动，联结创造力与生命意义，让艺术的复杂性在肯定与惊奇中自然展开。这些机构不会执着于评估他人的“需求”并揣测如何更好地服务，而是致力于以想象力与开放性分享现有资源——正因如此，它们得以通过支持人们以多种方式将艺术融入社会生活，持续焕发活力。社区博物馆善于捕捉那些潜移默化的细微变化，并放大那些能够改变观念、重塑博物馆话语的转变。建设社区博物馆并没有现成的使用说明书，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最佳实践”，只有因时因地而生的多种可能性。
如果博物馆策展人打破常设展的线性时间叙事，将第一展厅的名称从“欧洲与美国艺术，1600–1850”改为“我们为何在此？”，是否可能促使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对话，从关于藏品的“是什么、哪里、何时”，转向博物馆自身的“是谁、如何以及为什么”？
如果博物馆承诺每四年策划一场国际性艺术盛会，邀请全球各地的艺术家和策展人走进其历史空间，共同探索不断变化的艺术实践及人与人之间的共存方式，那么，博物馆能否每次都抓住这重塑自我的机会，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并建立起塑造当代艺术史的持久关系？
如果策划团队开始将工作重点转向内部，把闲置场地转变为支持本地艺术家展演的多功能空间？如果博物馆将金钱与营销资源重新分配，直接导向这些艺术家及其观众？这样一个舞台是否可能成为城市表演艺术生态中一个充满活力和可持续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教育工作者与当地的难民安置机构发起合作，将博物馆打造为新移民接触艺术及艺术创作资源的场所？如果他们开始提供阿拉伯语、达里语、海地克里奥尔语、尼泊尔语、普什图语、斯瓦希里语、乌克兰语和乌兹别克语的博物馆导览服务？博物馆是否可能成为这些新邻居们了解这座新城市、分享故土记忆的驿站？
如果博物馆不再假定年长观众只关心展厅里的长椅和艺术史讲座，而是开始回应日益严重的老年抑郁和孤独问题，利用场馆优势每周推出促进人际联结的开放性艺术活动？友谊是否会在这里建立，恋人是否会在此相遇，思维是否会得到拓展，身体是否会重新焕发活力？
关联性与参与度，不过是艺术与生活产生共鸣的最低标准。而在博物馆的实践中，它们却成了自上而下的技术官僚概念，扼杀了我们创造最佳工作的可能性。即便资源有限，这样的可能性依然丰沛。难道我们不应该追求超越“无关紧要”和“缺乏参与”之上的更高境界吗？为此，我们需要全新的关键词。我提议以想象力与可能性、抱负与丰富作为指引，启发我们打造一种新的、更具情感共鸣的博物馆，一个允许人们自在存在的博物馆。召集一次员工会议，在白板上写下这些词，在短暂的沉默中忍耐不适，而后聆听，看看会出现怎样意想不到的生机。
埃里克·克罗斯比（Eric Crosby）是卡内基艺术博物馆馆长和匹兹堡卡内基博物馆群副主席。
文／ 埃里克·克罗斯比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