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纽约又一次迎来了秋季的诸多展览，但感觉仿佛是就在昨天，我才刚刚走进白立方（White Cube）画廊，观看了易卜拉欣·马哈马（Ibrahim Mahama）去年九月在这座城市举办的首次个展“一段美好事物的咒语”（A Spell of Good Things）。当时展出的那一系列雕塑与绘画作品富有想象力地联结起了加纳正在崩塌的医疗与铁路基础设施，凸显了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如何塑造了人和物资的各种流动，这些流动同时也会在人们的身体上留下痕迹。有时，这种表达十分直白，也令人十分痛苦。例如，那些修建用于运输商品的铁路的移民工人会把自己的名字刺青在身体上，以确保在他们若在修建铁路时不幸丧生，尸体能够被人辨认出来；这种做法，在马哈马的展览中通过“皮肤”的形式得以唤起，这些“皮肤”是艺术家从一辆已经退役了的列车车厢的座椅上剥下来的皮革，皮革已经有些磨损了，表面上有着许多故去的病人和流离失所的人的名字，然后被铺陈在生锈的、破败的病床上。这些雕塑，尽管具有强烈的特定指涉，但也包含着一种普世性的丧失，类似于死亡本身（或日益极端不平等造成的摧残）。马哈马提到，他的兄弟在一家医院里去世，而那里的核磁共振仪已坏了约十五年。他指出，这些作品不仅是对加纳，也是对全世界“不断恶化的医疗体系”的控诉。
毋庸多言，谁能够获取医疗保健，这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和科学问题，而在许多地方，政治前景都显得相当灰暗。作为一名佛罗里达人，我不可能不在此联想到因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撤销州内疫苗强制措施，从而即将导致的那场迫在眉睫、完全可以避免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些无谓的痛苦与死亡。加纳自身也面临系统性的艰巨挑战，因此，马哈马那些最为宏大的装置作品——例如目前在维也纳艺术中心（Kunsthalle Wien）展出的作品《Zilijifa》——便通过其庞大的尺度指向这一点；作品由许多图像方格、成堆的材料组成，还有不少遗物散发着历史的气息，提醒人们历史中那些从来未曾兑现的承诺；这些物体共同填满了好几个不同的房间。这些具有反向意义的纪念碑象征着失败——殖民的失败、独立的失败、想象或建构更美好世界之尝试的失败——但它们本身又同时拥有着一种诱人的美丽。正如埃德娜·邦霍姆（Edna Bonhomme）在本期关于马哈马创作的文章中指出（其由纺织品拼装组成的装置作品《无境之兽》［Beasts of no nation，2013—2022］）亦刊登在本期封面上）的，这种美丽既体现在纯粹的形式层面上，也源于作品所蕴含的暗示：我们能够凭借这些遗物，在废墟之上建构新的未来——马哈马本人的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在家乡塔马利（Tamale）创办了三个空间（红土工作室［Red Clay Studio］、萨凡纳当代艺术中心［Savannah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rt］以及Nkrumah Volini）。
“一段美好事物的咒语”，的确如此。这一标题借自阿约巴米·阿德巴约（Ayòbámi Adébáyò）2023年关于当代尼日利亚的不平等与腐败问题的小说。在马哈马的展览语境中，这一短语不仅可以理解为对加纳近期历史的讽刺和控诉，也可以被视为勾勒了加纳获得经济主体性的幻梦。但这种幻梦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撩人的可能：也许一段更美好的时期，纵然短暂，却也正在地平线上隐隐浮现。阿德巴约小说中的一名人物“始终无法摆脱这样的感觉：人生就是战争，总是包含一连串的战斗，只在偶尔才有一段美好的时光。”而我自己感到些许宽慰的是，我还可以想象这些战斗或许会被片刻美好所打断，而整场战争尚未彻底失败——即便或许永远也无法真正“获胜”。对于特朗普总统对美国人民、政府和民主的持续攻击，我十分愤怒与悲痛（当我写下这篇主编来信时，他正威胁要派国民警卫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入侵芝加哥，并提议对整个加沙居民实施“自愿迁移”）。然而，我仍然从这样一种观念中获得了启迪，那就是无论今天还是过去，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世界各地，许多个体与群体都曾借助艺术去表达，甚至借艺术参与并推进他们的斗争，又或者，在黑暗的时代中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一段美好事物的咒语”。
本期内容为此可以提供一些范例，内容不仅包括关于马哈马的专题，还收录了一场圆桌讨论。圆桌讨论的参与者都是1980年代末与1990年代文化战争中的重要老将，他们都曾在艰难处境中开辟生机。此外，还有乔安娜·瓦沙（Joanna Warsza）关于“开放小组”（Open Group）的专题文章，详述了他们如何在乌克兰战争仍持续进行的情况下依旧坚持创作。本期其他文章则着重描绘了不同国家如何在殖民遗产的背景中探索前行，并或许从中想象一种不再将西方置于中心位置的未来。例如，埃努玛·奥科罗（Enuma Okoro）撰写的“现场”专栏，聚焦于东京一家名为“space Un”的年轻画廊，它专注于日本、非洲与非洲侨民之间的文化交流；西蒙·恩贾米（Simon Njami）评论了新近出版的奥奎·恩维佐（Okwui Enwezor）文集，勾勒出了他们各自为当代非洲艺术未来所开辟的战场；格雷格·莱曼（Greg Lehman）与伊恩·麦克莱恩（Ian McLean）撰写的“焦点”评论，则从不同视角评述了澳大利亚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原住民艺术回顾展——“六万五千年：澳大利亚艺术简史”（65,000 Years: A Short History of Australian Art），该展览将于下个月在墨尔本的波特艺术博物馆（Potter Museum of Art）闭幕。
在美国民主不断崩塌、全球法西斯主义抬头的同时，气候危机形势依然严峻，而我们将继续借助艺术家的创作来探索生态问题——他们总能以其独有的方式切入这些议题。本期杂志特别关注了露西·雷文（Lucy Raven）和索皮亚普·皮奇（Sopheap Pich）的创作，两位艺术家的作品都引导我们去细致地注视自然与人造环境互相交织的地带。哈蒙·西格尔（Harmon Siegel）撰写的专题论文则探讨了“生态形式主义”（ecoformalism）。他用这一术语来指称那些探索人类与动物、文化与自然边界的艺术作品，这一术语的命名为未来几年可能日益增多的艺术实践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艺术批评的任务，不仅仅在于阐释和赋予意义，更在于为历史书写初稿。而至于“未来仍然会存在历史”这一信念，本身就成为了我当下的这段“美好事物的咒语”。
文／ 蒂娜·里弗斯·瑞恩
译／ 黄格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