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夏天，我不顾律师男友（如今已是丈夫）合乎情理的劝告，签下了戴奇项目（Deitch Projects）的强制免责协议，承诺自己将“承担并接受因参观约纳·弗里曼（Jonah Freeman）和贾斯汀·洛威（Justin Lowe）的《黑药公寓》（Black Acid Co-op）而可能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包括损失、损害、开销、人身伤害和死亡。”这件庞大的装置作品（或用纽约画廊的行话说，是一件“空间拼贴”）将伍斯特街上（Wooster Street）的展览空间改造为一连串迷宫般错综的房间和走廊，仿佛一系列舞台或电影布景，其中包括“秘密制毒实验室”，唐人街地下商店，和一个非法电台（海盗电台）。我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半坍塌的墙体之间，跨国布满碎渣的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最终安然脱身，也留下了对那些年中最奇特的一次当代艺术体验的鲜明记忆。
这件作品以及2000年代其他一些显露无政府主义的装置作品——包括丹·科伦（Dan Colen）和达什·斯诺（Dash Snow）那件臭名昭著的《巢》（Nest），2007年夏天在戴奇画廊格兰街（Grand Street）的空间展出，早于《黑药公寓》——最具冲击性的地方在于，它们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精神错乱般的虚无主义气质（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既是病理性的也是药物引发的）。在“反恐战争”和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些装置在我看来就像是一场糟糕的致幻之旅，是那种会让你感觉污垢渗入皮肤，同时陷入一种如临深渊的眩晕感之中，眼看着一切将被吞噬殆尽（包括政治与历史）的难受体验。不同于喧闹放纵的“美好时代”（Belle Époque）氛围下那令人飘飘然的苦艾酒“绿仙子”（la fée verte），也不同于动荡的六十年代那拓展意识边界的LSD，更不是九十年代全球化热潮下引发共情的MDMA，我们这些生活在2000年代的美国人被“冰毒”困住了，而它恰恰隐喻了这个十年里我们对美好未来之憧憬急速而暴烈的崩塌。
正如《艺术论坛》执行主编蕾切尔·韦兹勒（Rachel Wetzler）在本期关于2000年代新哥特（Neo-Goth）艺术明星班克斯·维奥莱特（Banks Violette）及其近期的再度走红的专题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突然之间，2000年代仿佛再度焕发新的意义。随着上个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非法“绑架”了委内瑞拉专制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美国政府宣布“管理”该国石油储备，如今的形势着实令人恍如回到2003年初的那几个月。当时，我加入了一支在纽约聚集的学生队伍，抗议乔治·W·布什总统对伊拉克的非法入侵；我乐观地穿着一件T恤，正面印着他那句名言“你们要么站在我们这一边，要么站在敌人那一边”（you’re either with us, or you’re with the enemy），背面则醒目地印着“敌人”二字。但正如韦兹勒所言，一个月后，“战争还是爆发了——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民的意志根本难以抗衡布什政府及其亲密盟友的帝国野心。”在这样的氛围下，那个时代最具挑衅性的艺术作品充满了青春期式的躁郁也就显得合理了：一切都糟透了，而我却无能为力。
那时，维奥莱特反复提及“耗竭的图像”（exhausted image）这一概念。例如在他2008年于伦敦Maureen Paley画廊个展之际，曾向《Interview》杂志解释自己为何使用三星影业（TriStar Pictures）的飞马标识（呼应了艺术家杰克·戈德斯坦[Jack Goldstein]对米高梅狮子的挪用）：“和我过去用过的许多图像一样，这是一个已筋疲力竭、被过度榨取的视觉符号，就像视觉层面上的露天采矿。”维奥莱特对这些空洞的、耗竭的图像的重新提取，并不算是一种积极的或行动主义的实践——但在韦兹勒看来，这一举动或许恰恰最精准地捕捉到了我们当下的绝望情绪，同时仍为某种社会摩擦或对抗情绪保留了可能性。
那么，问题便落到了我们其余人身上：我们该如何重新为图像赋予意义，使其成为一种可再生资源。答案显然是：首先，你必须有真正在乎的东西吗，必须对抗那些叫嚷着“表明立场毫无意义”的虚无主义（这种姿态本身就是一种特权）；或者，至少要愿意表达某些情感、疑问或真相。本期封面选择了维奥莱特的雕塑作品《尚未命名／（旗帜）》 [Not yet titled/(flag)，2007 ]，这是他创作的众多旗帜主题作品之一。艺术家用白色灯泡取代了倒挂的星条旗上的星与条纹，指涉了将国旗倒挂以示危难的传统。如此倒置所承载的意义，显然取决于具体语境，包括时间点和抗议者本人的政治立场。作为2026年2月一本艺术期刊的封面，维奥莱特的雕塑作品所传达的，是对美国政府针对艺术家和文化机构所施加的存在性威胁和实质性损害的警讯。与此同时，那冷峻的、质询般的光芒也仿佛从黑暗深处抛出这样的疑问：是的，一切都糟透了；那我们该如何应对？
文／ 蒂娜·里弗斯·瑞恩
译／ 钟若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