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当我的项目《乌塔马—历史里的千千万万个我》（Utama—Every Name in History Is I, 2003）作为新加坡馆代表作品入选第26届圣保罗双年展时，我其实并不理解“国家馆”意味着什么，甚至不太清楚“双年展”是什么。我没有上过艺术学院，因此也缺乏理解这些事物的契机。2000年代初的新加坡也没有画廊展出录像艺术，对我的创作感兴趣的人寥寥无几。当时，我不仅在摸索如何成为一名艺术家，也在寻找能够展示自己作品的场所。
如今回想起来，这届双年展让我记住的并非展览本身，而是那一小群相信我的作品的人。这些关系延续了许多年。大约在同一时期，我还在奥伯豪森（Oberhausen）等电影节展映了《乌塔马》的录像部分，并在布鲁塞尔艺术节（Kunstenfestivaldesarts）等表演艺术节上以讲座表演的形式呈现这件作品。在奥伯豪森，看到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家创作的奇特影片，我不再感到孤单；在布鲁塞尔，我观看了各种表演，结识了一些后来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人。双年展是我的这段探索路径的一部分，但它只是更广阔的文化、艺术与社会交汇网络中的一条线索——正是在这样的网络中，友谊、合作、项目与生计被编织在一起。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仅靠参加双年展是无法谋生的。作为今年光州双年展的艺术总监，我震惊于如今艺术家的酬劳与十多年前我作为参展艺术家时相比，依然如此微薄。世界各地的生活成本都在上涨，但艺术家获得的费用却始终少的可怜。每个人都知道这种状况有问题，但似乎没有任何变化发生。人们常谈论“双年展艺术家”的兴起，但这一类别并不对应任何稳定的经济现实，它不过是一种流通状态而已。
对我来说，双年展并不是一条职业发展路径，而是一种力量的暂时汇聚。它是一个时刻：来自不同地域的作品、思想与人被拉近距离，各种能力在此相遇，有时会相互放大。极少数情况下，真正的际遇会出现；但大多数时候，它带来的是重复与疲惫。双年展的利与弊往往是同样的事物——规模、速度、必须被看见的压力，以及在不同语境间迅速转译自我的压力。
我不认为双年展是某种固定模式。每个地方、每个时刻，都会生成它独特的双年展。与其追问双年展是什么，我更关注它可以成为什么，比如它可以是一个被视为某种潜能的临时结构。在这个空间里，新的关系、对话与实践形式得以短暂交汇并强化，随后再度消散，重新排列调整至其他轨迹之上。
何子彦是第16届光州双年展艺术总监，本届双年展将于今年9月开幕。
文／ 何子彦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