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 PRINT 2026年5月刊

主编来信

关键行动

批评重要吗?正如艺术评论界的许多常见问题那样,这个问题既乏味,又自我封闭。在种种焦虑之下,人们往往忽视了批评那持久赋予惊喜的潜能——即在读者、写作者与主题之间,激发一场充满张力的相遇。一个更有意义且将持续启发《艺术论坛》的问题是:批评将如何向我们揭示世界?我们前行的动力源于坚信批评具有现实意义,并相信它引发视觉关注的方式,或许能使现实变得可把握,并可供论证。我们有意沿着这些论证所指的方向前行,鼓励分歧的展开,而非急于提前化解。秉持这一精神,本期杂志提出至少三个有待检验的批评性命题。

艺术关乎形式,政治亦关乎形式。对于近期在洛杉矶举办的展览“纪念碑”(MONUMENTS),评论界普遍将其中展出的那些被拆除的联邦纪念碑视为“坏物体”(bad objects),即被排除在艺术范畴之外的意识形态产物。然而,霍勒斯·D·巴拉德(Horace D. Ballard)在评论该展览时却将它们作为雕塑来对待。他拒绝替我们屏蔽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即便违背本意,我们仍可能发现这些‘失落事业’(Lost Cause,指美化南方联邦及其奴隶制历史的伪历史叙事)的青铜掠夺者令人着迷——哪怕谈不上美丽。”因为这种屏蔽行为并非是在掩盖其政治含义,而是对这种含义的否定——即假定它们的审美特质可以与其作为残酷与精神颓败之工具的效力剥离开来。

艺术超越艺术本身。本期封面上的那张床——一张铺有红丝绸、摆放着挑逗感十足的长抱枕的心形床——传达出诱惑与戏谑、亲密与曝露,使其自身既呈现为一个图像,也呈现为一种环境。这张床来自拉斯维加斯“媚俗女王”卡洛塔·香槟(Carlotta Champagne)的宅邸——Ho Château。正如奥莉维亚·坎-斯佩林(Olivia Kan-Sperling)在本期专题文章中所言:“这座宅邸充满令人目眩的生命力,如同一款电子游戏,每件物品都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圣杯。”她指出,这一美国衰颓风情的典范既令人信服,又引人入胜,以至于它自身已成为对审美体验核心前提的一种生动论述。

艺术戳穿谎言。要洞悉像帕兰蒂尔公司(Palantir)这样的国防科技公司的世界观——正如西蒙·丹尼(Simon Denny)在文章中所尝试做的——仅仅描述其运作方式、发展历史或迅猛的金融化过程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我们必须审视它与艺术的关系:审视那些不乏封建化想象的技术怀旧者如何通过挪用艺术史上先锋派的修辞与视觉语言,将一个支配性计划伪装成历史必然、文化进步乃至创造性的激进之举。“我视自己为一名艺术家”,帕兰蒂尔创始人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近期说道。丹尼相信,他当真是这样认为的。

除了阐明一系列批评性关注,这些文章亦梳理出当下正在形塑艺术生产及其被解读过程的诸多条件:技术化权力的高度集中、复仇主义美学(revanchist aesthetics)变异后的卷土重来,以及视觉场域的过度饱和与扁平化。这份清单并不穷尽所有关切与方法。在本期其他栏目中,透过格蕾西·哈德兰(Gracie Hadland)对精明画廊主珍妮·伯兰德(Jenny Borland)的微型人物速写,我们得以一窥当下艺术市场的现状;陈佩之(Paul Chan)推出的杂志项目,旨在引导读者实际运用对抗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暴力执法的“ICE哨子”及声波物理原理;杰玛·西夫(Gemma Sieff)评论了本·勒纳(Ben Lerner)的小说《转录》(Transcription),该作品“聚焦于智能手机在当代生活中的绝对中心地位”;姚嘉善(Pauline J. Yao)考察了香港录像艺术家鲍蔼伦(Ellen Pau)的作品,其创作追踪了“一种深陷不确定性的地域状态”所引发的情感涟漪。这一系列主题与感知取向表明,我们对艺术批评涵盖范围的理解是灵活而非随意的——这种理解植根于撰稿人所具备的具体专业能力:他们关注写作这一行动本身以及风格问题,并将其视为独特的生成性力量。

在19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发表于《艺术论坛》(Artforum)的“批评的问题”(Problems of Criticism)系列专题文章中,评论家们就其学科所承担的责任展开了激烈讨论。本期杂志中,哈蒙·西格尔(Harmon Siegel)在论述该系列文章时指出,当时的前辈们未曾质疑的关键问题在于:他们的工作是否值得进行。即便支撑形式主义实践的“事实之屋”(house of fact)及其致力于“指明艺术作品自身可被证实的特质”的使命,在社会危机的冲击下已瓦解——且再也无法被置于讨论之外——这一问题仍然有效。由此引发的讨论——关于形式、政治、观众的角色,以及艺术作品本身的局限性——往往彼此矛盾。但它们同时也具有建设性,因为这些讨论展现了对批评的共同承诺:将批评视为“维系公众之为公众的关键行动,旨在防止公众瓦解为彼此隔绝的个体心理孤岛”。

批评作为“维系公众之为公众的关键行动”:我们并不将其视为终点,而是出发点。这封由我们两人共同撰写的主编来信,在《艺术论坛》六十四年的历史中尚属首次。我们将这一共同编辑的模式视为对我们所捍卫的批评的象征性呈现,同时也构成其内在本质;这种批评将我们带回到一个既被共享、又充满博弈的世界。

译/ 钟若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