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福斯特 | Hal Foster

观众经过一个院子进入KW协会，展览的场地就位于一条狭长的走廊尽头。如果你有幸成为第一个参观该展览的人，你就会看到地下展厅里矗立着一座用蓝色纸箱整整齐齐堆起来的金字塔。我到的时候金字塔还没走形，但箱子里面却被彻底翻腾了一遍,因为里面藏着72000瓶免费啤酒,观众可以拿走、送人、喝掉，或者随意处置。展览结束的时候，金字塔的形状已经面目全非了，只留下一堆湿透的纸片和一圈碎玻璃，就像经历了两个月的狂欢之后柏林的一家俱乐部的狼藉景象。

莫斯科的公园

在午夜的莫斯科，我正走在灯火通明的林荫道上，路的两边是户外舞蹈学校，一对对舞蹈组合按照舞美旋转着，有张有弛。透过那些树，我隐约看到了星光下先锋剧院里的电影放映，这是莫斯科独立电影的据点。顺着路走下去，可以看到长腿俄罗斯姑娘们绕着灯光喷泉溜着旱冰，而公园的喇叭则播放着令人振聋发聩的摇滚——从“杀戮”组合（the Kills）到“雪莉儿乐队”（The

观望洛杉矶:洛杉矶的另类电影和录像

洛城的另类电影和录像

山上那座好莱坞的标志，确立了洛杉矶这座城市与一种媒介之间在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身份。电影对这座城市控制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这里的其它艺术形式，尤其是那些拒绝融入主流影业的创作，只能处于黯然之境。如果说非产业文化、平民主义或先锋艺术并不会令投资成本缩水，那么这会被认为是一种很荒诞的提法。

但是在好莱坞，且不谈它的电影

空洞的姿态：利希滕斯坦的“笔触”

威廉•鲁宾（William Rubin，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主任——译者）在《国际艺术》（Art International）杂志上评论1961年匹兹堡三年展时，对展览上，以及当代绘画领域姿态抽象的肤浅泛滥感到惋惜。他写道：“五十年代末占主导地位的前卫绘画样式（实际上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这种现象，只不过名号不同，例如抽象表现主义、滴洒主义等等）与现代艺术史上的其他主要风格相比似乎少了一些多样性、创造力和个人气质。难怪当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抽象表现主义（AB-EX）的效应

世界末日本来在五月就该到来，但我们依然安然无恙。没有狂欢，也没有大灾难。抽象表现主义也同样如此。这种具有指示性、质感切肤的创作已经被终结数次了。然而它的影响却依然遍布四处。它就在那里，存在这样那样的作品里，这些作品夸大了这一绘画类型所带来的虚幻的希望和对其无良的消解，它们将姿态抽象推向了它的任意着色、线条粗粝、置技巧于不顾的边界（如David

本年度他们最喜爱的展览

OLAF BREUNING

Henri Cartier-Bresson（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进入少年之后，我终于不再沉迷于各种塑料玩具了，而是开始对摄影发生兴趣，我最崇拜的就是Henri Cartier-Bresson，我会反反复复看他的画册，然后拿起相机，在我们小小的瑞士到处寻找完美的景色。再次看到他的作品，我不仅惊异于自己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变化，而且直到现在依然觉得Cartier-Bresson的作品魅力不减，在这个并不追求真正的艺术质量和美的世界里，他的作品更是弥足珍贵。

格哈德•里希特个展

“我以为这是二十个不同的人恩做出来的作品”，这种只言片语的议论，其实也是我在思索这场组织严密的展览时，自己想说的。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素描和水墨，其呈现出来的多变性无论从媒介、风格、大小还是技法上看，似乎都非一人所为，而是群展的集体成效。目前展出的五十件纸上作品，正是展现了艺术家在创作上的求变，他的全部作品几乎都是和摄影为基础的抽象绘画联系在一起的。

无所不动：罗伯特·布里尔访谈

在看到罗伯特•布里尔（Robert Breer）的雕塑之前我先看到了他的电影，那是差不多十年以前，我在观看1970年大阪世博会照片的时候。我在这些照片上看见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白色的玻璃纤维做的拱顶屹立在烟雾缭绕的帷幕中，仿佛一座古怪的雕像。但我当时还不知道，原来这些看起来昏昏欲睡的东西居然会动：它们像冰山那样缓缓地移动，如果撞到了什么东西就会后退。

等待灵魂[台北]

时差让人疲惫，的确如此。但它却成为当前双年展的一个共同特征，时差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尴尬的和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乘坐了三趟拥挤的班机，因为24小时的睡眠不足而视线恍惚，同时每个机场都令人不适地相同。当我最后于9月7日抵达台北参加2010年台北双年展的开幕式的时候，深感有必要重读威廉•吉布森（William

两个德国的艺术

时至今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已六十周年了，而柏林墙的倒塌也恰好有二十年，西方世界还在为社会主义德国的崩溃而幸灾乐祸着，在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里，斯特凡妮•拜伦（Stephanie Barron）和艾卡特•吉伦（Eckhart Gillen）在洛杉矶艺术博物馆组织了一场重要的展览《两个德国的艺术/冷战文化》，此次展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将一直盘旋在德国不同土地上的两种民主战后史重新纳入了思考体系之中。

储云

储云的“香皂作品” 成了2008年中国艺术界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传奇。在这件名为《谁偷走了我们的身体》的雕塑作品中，艺术家将很多从朋友和熟人那儿收集来的旧香皂放到一起摆在一个白色底座上。这件在最近几场展览上频频亮相的作品实际创作于2002年，第一次展出是在深圳一家商业摄影工作室里，观众只有十几个人。当时的深圳还缺乏一个当代艺术圈所需的种种虚饰。最初创作这件作品时，储云把香皂视为一种“反纪念碑”，一种非物品，其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有人决定不再使用它们。那时，北京和上海名气比较大的艺术家喜欢创作更具象征意义和实体性的作品，作为对这种风潮的尖锐回应，储云不事张扬的香皂方阵于六年后在被奥运浮夸大潮吞没的首都北京突然获得了一种新的、看似匪夷所思的牵引力。

马丁•基彭贝尔格(Martin Kippenberger)的艺术

1997年，马丁•基彭贝尔格去世，年仅44岁。生前，他创作了战后时期，史上最受瞩目、最具预见性的身体化作品。他那充满多样化的创作艰涩而复杂，因为艺术家所运用的创作手法涉及了广泛的领域，包括绘画，雕塑，摄影和装置，理解他的作品，需要从他作为一名朋克时代表演者那妄自尊大的个性和历史中入手。自基彭贝尔格去世后，他在艺术家中产生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去年秋天，在洛杉矶当代艺术馆，举行了他在美国的首场作品回顾展《马丁•基彭贝尔格：问题透视》，展览由Ann

知名评论家Coosje van Bruggen(1942-2009)去世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艺术史学家、作家、策展人、克拉斯•奥登伯格之妻Coosje van Bruggen于1月10日因乳腺癌去世，享年66岁。Van Bruggen写作了大量关于当代艺术家的学术文章和书，其中包括约翰•巴尔代萨里，布鲁斯•纽曼和格哈德•里希特，同时也为弗兰克盖瑞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写作了专题文章。也许，最广为人知的是她与其夫奥登伯格的合作。

北京现场

曾经看上去了无生气的北京，在2008年却散发出了新的光彩。那布满钢筋水泥的地带在奥运粉刷工程的魔力下，洋溢出一派活力四射的气息。除了改善市容和资金流动外，时间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财富。跟随着奥运的脚步，北京有着足够充分的时间，以缓慢而开阔的步伐向前迈进，这番盛事带动的热情，似乎久久停留在人们的脑海中没有散去。今夏这场国际大亮相后，我们依然可以在此感受到一种特殊的节奏和空间体验。时间已过去了很久，中国式“长时段”的物质残余依然在空气中徘徊。当一座城市连空气中都负载着历史性的机遇时，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番浓厚的乐观主义，甚至也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这种情势下，又如何去创造意义、找寻意义呢？

遭遇

“遭遇” Pace Beijing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炎炎夏日。无论是3000平米的锯齿房外盛放的与周围环境稍显格格不入的荷花，还是展厅内一幅幅精心安排后的大家之作，都确实的告诉前来参观的人群：这个展览所引起的议论和思考，将远远大于展览及作品本身。

在展览所展示的作品中，既有世界知名的大牌艺术家，如安迪∙沃霍尔Andy

纽约客

彼得·舍达尔（Peter Schjeldahl）的新书《让我们看看：纽约客艺评集》（Let’s See: Writings on Art from the New Yorker, Thames & Hudson, 2008）刚刚出版。作家黛博拉·所罗门（Deborah Solomon）与这位纽约艺术评论家——2008克拉克艺术评论奖得主——共同探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艺术评论的任务。

新兴市场:当代艺术博览会的诞生

如今当代艺术博览会的数量成倍增长，每个都拼命求新求变，也许可以说艺博会的起源——至少在大西洋的这一边——已经被人们扔进历史的垃圾桶。无论好坏，目前我们如此熟悉的当代艺术博览会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呢？不是迈阿密，不在纽约，甚至也不在巴塞尔，而是德国科隆。1967年9月13日科隆艺术博览会（KUNSTMAR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