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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是参与的终点吗?

“我没有想到会那么难,真的希望有人能来——”ruangrupa团体成员Farid Rakun对我说道。

“难?你指的是在这里找到参与者吗?”我问。

Farid 笑着点点头,“但我有信心:当他们坐下聊起天来,所有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

左:在清水河草埔城中村发传单,2018年1月28日. 摄影:燕子;右:“知识市集”工作坊进行中,2018年1月29日. 摄影:so.

印尼艺术团体ruangrupa和Serrum受到广州非营利艺术机构黄边站和深港双年展“交通站”项目组的邀请,分别派出成员Farid Rakun和JJ Adibrata,在一年前春寒料峭时来到广州和深圳举办分享会和工作坊。寻找当地的合作伙伴,搭建一个无中心、跨地域的艺术合作网络,同时营造相互联合又彼此激发的伙伴关系是ruangrupa工作的重点,而替代式公共教育活动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这也是为何Farid和JJ初访深圳就以“知识市集”(Pasar Ilmu)——一个知识和教育的交流工作坊来联结陌生的社区。

“知识市集”是以非正式课堂上的知识互补学习为目标的交流活动,参与者用自身的知识和经验作为货币,在固定的空间内通过相互倾诉和聆听进行“交易”。每场活动历时一小时,分为六个10分钟交流阶段,召集10-20位不同年龄和社会背景的参与者,交流内容完全由参与者自己决定,但每个人的角色在绝对的“叙述者”和“聆听者”之间转换。于是在深港双年展草埔分展场的一节火车厢里,我们在两条长凳上面对面端坐,使自己进入情境,真诚地看着对面人的眼睛,并支支吾吾的开始介绍自己。一个小时之后,我知道座位对面的初三小姑娘是香港某中学校队女子垒球运动员,感受到了她无法上场时的失落,并成功了解了垒球的比赛规则。

如今回看,“知识市集”的形态犹如一个短暂的“剧场”或者是“情境被提前策划”的一场偶遇。在陌生的参与者真正到来之前,谁都无法想象“剧场”的内容。这个临时剧场里没有固定的身份和剧本,在畅谈的过程里,所有人都是作者,表演者,同时也是观看者。临时和偶然的主体间互动是这种参与形态的特征,对语言的看重是这种参与的基础。这样的项目能在短时间内聚合原本陌生的个体,在特定的规则和时空下,主体在语言(和有限的肢体动作中)碰撞中生产美学经验和知识认知。

类似“知识市集”这样基于情境来合作、临时相遇和对话的实践案例还有很多,如奥地利艺术团体“Wochenklausur”的项目《吸毒妇女的避风港》(Shelter for Drug-Addicted Women)、艺术家苏珊·雷西(Suzanne Lacy)的一系列标志性参与式作品等。艺术史学家格兰·凯斯特(Grant Kester)甚是推崇这样的对话性艺术,他主张的“对话性美学”(dialogical aesthetics)将哈贝马斯的理论构建成一种阐释系统,最终引向身份政治。用他的话来说,我们会在“知识市集”这种平等的互动里、在跨主体分享里达到一种“团结”(solidarity),虽然不保证这种团结一定能造就共识,但至少有一种暂时的趋力促进彼此的了解及谐和。

“团结”和“共识”是参与或者说平等交往的终点吗?抑或是说起点?凭借短期内制造的沟通和遭遇可能并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这种“剧场”式的参与是一个能够打开陌生的地缘关系的“事件”——这也是“知识市集”能够在印尼、台湾、哥本哈根等多地均获得反馈的原因——它提供的是一个营造平等交流关系的线索,而这个线索足以给在地实践带来新的想象。

黄边站在2016年推动建立的平台性在地实践空间——上阳台,则是依托于可替代空间、扎根于特定社群、侧重于长期日常交往的参与形态。上阳台也是ruangrupa + Serrum广州的公开分享会的举办场地。既主张去中心化、从内部联合的协调关系,又是平台式向外伸展铺设网络的独立空间,上阳台乍一看恰有几分ruangrupa在印尼本地的组织风格,但除去几位推动其成立的艺术工作者,上阳台社群里更多的是有着迥异的工作和生活面貌的年轻人,频繁使用空间的有平日忙碌的上班族、组乐队的自由职业者、日常在空间里顾店的老板,以及可能仅在讲座和分享会才出现的当代艺术家。

上阳台市集,2017年10月22日. 摄影:燕子.

“我们没有强调一个共同的理想,”上阳台的一名“业主”曾在一次艺术采访中如是说道。尽管这个社群每天都通过日常交往实践“共治”,他们却在“共识”的问题上始终谨慎地摸索。

一个典型的上阳台场景:闸门内的分享讲座讨论热烈,观众笔尖不停,业主和参与者正在饭菜的香气中轮流发言;一些业主在几米外的小厨房挤成一团,端着碗窃窃私语聊他们自己的,有人在洗碗;越过厨房,半室外的吧台又是另外一片天地,喝着酒的业主在聊天或纵情弹唱;分享会的主持人皱着眉对外面喊道“小声一点”,然而各方的音量小作调整后又很快恢复原样,这时,做饭的业主“闯入”会场前方,给主持人和嘉宾递一碗汤,他说,“先吃。”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曾不止一次在不同的“业主”口中听到类似“在最低共识的基础上开展工作”这样的描述。由20多位性格、癖好、生活经历各异甚至南辕北辙的年轻人自主组成人数不一、内容和行事风格也各异的15个“业主”项目,通过月度“业主大会”及日常协商实现空间共治。这个“业主”的身份表达带有主动的戏谑,并暗示了参与者对空间承担的责任,同时又削减了被动的房屋租赁关系。日常的相处中,“业主”们常有摩擦,从如何使用空间、空间的活动分配,到物件摆放位置、能不能养宠物、谁来清理厨房……大小事件不一而足。在这个机制中,每个人作为个体自由地交往、合作,但是在空间使用、公共活动规划和决策上,又以15个“业主”作为平等的投票单位来表态。同时,上阳台的日常使用者也包括了不直接参与空间管理、但通过各种途径聚集的朋友们,他们被称为“台友”。这样,参与者的内容生产碰撞和个体差异保持了空间面貌的复杂,又能通过平台性联合创造出在现实中推进实践的可能。

有业主曾在聊天中对我说:“脱离这个空间,可能我跟ta永远没办法相处……但现在,我居然习惯又信任ta的存在了。”这样对于信任关系的自白在上阳台的共生政治中慢慢浮现出来。在散漫却连贯的日常里,一种类似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所说的“共同体”(community)的气氛慢慢展露面貌。这种“共同体”根植于对关系的思考,它不存在一种可以被预设的“内在”(immanence),或一种实质性共识,更不是消除个体差异的“团契”(communion),而是一个由展示、陈述和暴露群体间差异和奇点(singularity)构成的场所,即政治的空间[1]。对南希而言,我们的认同感随时都在协商中,它总是在我们和别人接触时不断的成型又解构,粘合又再剥落。

感性的依存和歧见的暴露能共同出现在一个社群关系中吗?上阳台似乎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南希反对的在很多集体中足以磨灭歧见的“实质性共识”在上阳台以更隐秘的形式存在。它被当作一切的基础,而非实践的明确目标。上阳台的“共识”存在于关系的底部,它是一种感性的联结,由无数如同“先吃”、“小声一点”的片段构成。它不具备纯粹又可以辨认的主体,也不存在于能被捕捉的话语中。在我看来,“共识”实际上是对彼此的存在和拥有共生可能性的一个确认,而业主制正是为共生提供确认和反思的机制。平台不作为单一主体出现,恰好能够给社群众人一个批判性的距离,通过彼此的歧异来察觉社群的潜能和认同。在不存在统一主体的情况下,他们因“共识”逐步靠近,却又因歧见永远不同。

这便可以回应一些对上阳台“自娱自乐”的批评声音:那里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友爱的空间。“你们并不一定彼此相爱,但你们依然聚在一起做事。你们在做一个关于世界的实验……”我认为上阳台部分业主对“最低共识”的信任正是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上海PSA“相生之道”对谈中强调的“意识到人与人相互依赖并超越个人主义的窠臼”的一种实践。她说正因如此,这样的合作才是“政治的”[2]。上阳台中的个体被一种又牵制又依赖的感受所关联起来,正如上文这位业主说的,与不同成员的磨合让他——“又尴尬又释怀”。

琪琪音像、上阳台台友、高圆寺的松本哉以及日本乐队劳动组合(Punk Rocker Labor Union)的聚餐,2017.

有别于“临时剧场”带来的如序曲一般短促有力的美学经验,在实体空间内长期共存、碰撞的交往关系看起来更“枯燥”,因为团体内部也关注“日常”和“可持续性”。这也意味着在很多时候,现场中多声部的语言和行为无法被成篇摘取和记录,最后这些持续性的实践往往会在美术馆或者论文写作中以归档的形式呈现。这种呈现的风险在于容易模糊掉群体间的差异,让人将异质性的关系和政治的空间简单地理解一种“共识”、一种能在数页文本中呈现的内容。

或许在当代艺术的语境里,这样的共生实验体仍然能被轻松放置于参与式艺术领域来讨论,但在上阳台绝大多数业主们的项目里中,“艺术”或许能被称为是一种工作策略,绝不是一个前置条件。“艺术是艺术因为它不等同于艺术,它是一个既远离政治又已经是政治的领域,因为它应允了一个更好的世界。”[3]也许在这个空间中生发的关系和接触是“艺术的”,但它们都不必要是艺术本身,也无须回应艺术系统的话语生产。

临时相遇的主体或长期相处的社群如何共生?答案绝不是将共识和歧见二分。在“知识市集”创造的临时交集里,打开我们想象力的,不是美学感知的一致,而恰好是知识、观念的不一致和面对陌生人的局促让实践平等的交流有了意义。社群的建立,是设计新的语言以恢复和实现多元的社会。有一点是肯定的:集体主义或许的确是甜蜜的陷阱,但也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如南希那样设想的完美的“共同体”。在过去两年的观察里,我发现上阳台所塑造的参与平台并非应对“共识”的问题,更像是对于“我们能否共同生活”以及“共同生活意味着什么”的提问,从这些提问开始的相处和交流让身处国族和资本禁锢中的个体不再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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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Nancy, Jean-Luc.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Vol. 76. U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2] 《朱迪斯·巴特勒:我们需要具备一起言说恐惧的能力》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391503.html.
[3] Rancière, Jacques.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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