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从“物语消费”到“物语劳动”

郑源,《梦中的投递》静帧,2018,单通道4k高清视频,彩色有声,时长 9分50秒

大塚英志,《新物语消费论——历史·阴谋·劳动·异化》,星海社,2021,目前尚无中译本。

1980年代末,评论家大塚英志出版了著名的《物语消费论》一书,通过援引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后现代”理论家的论述,试图阐述当时日本社会正在发生的一种新的消费现象。他着重分析了当时热卖的一款巧克力零食,这种零食每包都附赠一张小卡片,上面有特定的人物形象及其相关介绍。消费者通过收集卡片,可以推断这些人物形象背后的“宏大叙事”,并以此为基础自行展开叙事的想象和创作。书中,大塚对这款零食引发的消费狂热给出了相对乐观的阐述:消费者将取代创作者的独占性位置,在统一性、规范性的“宏大叙事”不再奏效的历史语境下,通过自己的“物语消费”来创造和享受自己的叙事。而当时在所谓“亚文化”领域方兴未艾的“同人创作”或“二次创作”市场,似乎正印证着这样一种玫瑰色的乌托邦社会的到来。

但是,正如所有被期待的乌托邦最终都自证为反乌托邦,“物语消费论”所设想的以消费者的自行创作为特征的“民主”也并没有成为历史现实。恰恰相反,同样以“亚文化”领域的“同人创作”为例,事实上发生的情况是:以每年两次的Comiket动漫展为代表的平台,在为消费者相互交流乃至交易提供场所的名义下,不断地将“同人创作”回收到运营公司的经济生态体系之中,以至于“同人创作”本身给创作者带来的收益有很大一部分要么回到了运营商那里(如用户通过“初音未来”等软件创作的一些优秀歌曲被版权方购买并推广到“初音未来”演唱会上),要么重新成为创作者继续支持“原作”的推动力。与此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同人创作”在不被版权方承认的情况下,仅仅通过个人社交渠道向他人传播和交流——在向他人“安利”某个作品或偶像、乃至“安利”某个以此为基础的视频创作的时候,“粉丝”们始终都是在“用爱发电”。尽管这些“同人创作”在客观意义上扩大了“原作”的影响力和市场规模,但“粉丝”在其中以“物语消费”的方式进行的劳作,似乎始终仅仅呈现为基于个人喜好的消费行为。(甚至更进一步,当版权方以“回应”这些“同人创作”的方式将其想法和创意纳入“续作”之中,这一行为通常只会被“粉丝”们积极地接受为某种“回报”。)

对于“物语消费论”的上述历史结局,大塚在《新物语消费论——历史·阴谋·劳动·异化》(星海社,2021年)一书中写道:“如今想来,‘物语消费’预示着将情报商品的碎片进行精细化和重新整合的‘情报劳动’”。而在“后记”中,大塚回顾起自己的《物语消费论》,更是不留情面地将它描述为“在泡沫经济时期,当所谓‘新学院派’的现代思想与电通等广告代理店式的市场营销以明显的方式野合起来的时候,拾人牙慧写成的不足道的‘宣传’论”。当然,大塚如此贬低自己当年的“名著”,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看到了“物语消费论”所带来的资本剥削的历史结局。

与当年的乐观笔触相反,大塚如今将着眼点放在了消费者自我创作的“劳动”属性上,并认为“物语消费论”应该被理解为“物语劳动论”:

“物语消费论”不该把“谁都能进行叙事的行为”理解为“消费”,而应该把它理解为“劳动”,应该写成“物语劳动论”。这是我现在的反省。将“叙事”的“创作”称作“消费”,这不过是头脑简单的虚无主义罢了。(99页)

无论作为“消费者”的受众是否是积极主动地、充满热情地、心甘情愿地进行“二次创作”并乐在其中,从结构上来看,这种创作总是已经作为必不可少的劳作而参与进了由版权方和平台——它们总是在貌似中性的技术层面上出现——规定的经济生态体系之中。而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法律上,进行“物语劳动”的数量庞大的创作者们都没有得到任何保障。在诸如YouTube或bilibili等视频网站上,每天都有大量用户自主上传自己创作的视频。就这些点击量或多或少的视频而言,只有其中很少一部分有望通过广告收益或与平台方进行其他合作获得经济回报;大部分上传者无法从视频的流量数据中得到任何回报。不仅如此,平台甚至还会对包括这些创作者在内的用户设置“会员”门槛,仿佛观看他人的义务劳动成果倒成了平台赋予的一项权利。大塚指出,如果要求平台按流量如实支付所有视频创作者以相应报酬,那么这些平台马上就会倒闭。“这里发生的是教科书般的资本对于劳动者的剥削,但在现状下这一点是‘不可见’的”。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成为“无偿劳动”的一部分——而不同于血汗工厂或种植园,如今这个经济生态体系恰恰是我们习焉不察的。不仅如此,由于平台或系统根据我们的个人信息给予的“回馈”通常是以“便利”或“帮助”的形式呈现,以至于我们无法意识到自己的举止构成了“劳动”。

上述不可见的剥削不仅仅发生在“同人创作”或视频上传者、“直播”者那里;毋宁说,这些突出现象恰恰透露着如今在网络和移动平台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事情:从关键词搜索、地图导航到网络购物,消费者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被各个平台的数据库记录在案并根据特定算法向消费者“回馈”他或她可能感兴趣或需要的信息。同时,大量消费者在不经意间的点击或浏览痕迹也在帮助平台建立吸引其他用户进一步参与的形式、内容乃至客观性(例如豆瓣上给某部电影的评分、亚马逊上对某个商品的评价)。“如今在网络上,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透明的劳动”。

另一方面,大塚指出,消费者在各个平台上的参与和自我表达,似乎恰恰说明人们仍然生活在据说已经被克服或超越了的“现代性”状况中:人们仍然未能逃脱“对于‘自我’表达的欲望”。促使用户上传视频、评价、评分、感想的,既不是什么块茎状思维,也不是什么“分人”(dividual)式自我,而恰恰是最“保守”、最符合通俗意义上的“经典现代性”定义下的“个人”观念。而众所周知,这种“个人”观念所包含的种种侧面——内心、深度、欲望——都是被各种制度“发明”的产物,哪怕是、或尤其是平台同时存在着一种以禁止面貌出现的审查机制的时候。(“压抑”恰恰生产了所谓“被压抑”的东西,这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知识了。)对于这种不断催促人们进行表达乃至表演的言说环境,大塚写道:

在这种“不得不自我表达”的环境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大多数场合下,人们并没有什么要自我表达的东西(我基本上也没有)。虽然没有什么要表达的,但网络上存在着的“现代”一直在悖论性地诱导着用户:“自我表达吧!”(119页)

事实上,这种看似是满足人性需求的、最为属己的“自我表达”,恰恰是最不具有人性、最机械的东西:只要看一下如今在(例如)微博上充斥着的“控评机器人”便足矣。问题从来不是“(所谓的)人工智能模拟真实用户在进行评论和辱骂”——相反,问题从来都在于:这些机器人的行为表明,用户在平台上的“自我表达”始终是内容上扁平化、感情上单一化、语法上去人性化了的。请注意:重点不是如何更深刻、更本真地“自我表达”(有什么东西需要一个人每天不断地、几乎是排泄般地进行表达?),而是这种不断得到再生产的“欲望”及其满足,最终在现实上通向的是平台的经济生态体系和人们在其中无意识的无偿劳动。

这不是个别动漫展、个别视频网站、个别社交平台、个别购物和外卖平台的问题。因为上述不可见的经济生态系统及其对人的剥削,已经在范式意义上构成了我们的政治视野。对此,大塚嘲讽式地写道:

后现代本来应该意味着从“现代式个人”那里解放的时代。的确,我们将自己作为“个人”的尊严让渡给平台化的国家,不断地自己选择将自己变成一个设备。(125-26页)

面对日本政府打算推行的“智能城市”计划——个人生活的大数据化、个人身份在不同平台上的规范化管理,等等——大塚以犬儒主义式的口吻说道,人们也许会为了电子个人身份卡上的几个积分而毫不犹豫地向政府公开自己的各种私密信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从来都不是某种外部的存在;而世界各地实际正在发生的,也许恰恰是国家与平台经济之间的耦合或整合,尽管这一过程常常会吊诡地以对抗或管制的面貌出现,同时披上各种古老时代的英雄外衣。

郑源,《梦中的投递》静帧,2018,单通道4k高清视频,彩色有声,时长 9分50秒

如果说这一情形很容易让人想到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在《迈向世界共和国》等著作中批判的“资本—国家—民族”的“三位一体”,同时又激起另一部分知识人坐在躺椅上开始他们关于创新的治理技术、管理模式的玄思,那么真正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或许并不符合后者充满激情的、科幻小说式的畅想,却无时无刻不在将我们重新带回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对于资本扩张所带来的贫穷和剥削的揭示。无论是外卖平台上的“骑手”还是经营网店的小店主,抑或是一整天坐在电脑前玩游戏的“主播”,又或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所有这些平台和数据库一方面不断在想象(the imaginary)的层面上把我们牢牢投射为现代意义上的“个体”,不断要求我们的言行举止与这种形象相吻合;另一方面,以技术性的、中性的、去中心化的面目出现的整个经济生态体系,又在所谓创新的工作模式、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话语中,不断强化“责任的个体化”——仿佛资本家们突然发现,与其向劳工承诺一系列社会保障(并进而在法律诉讼的程序上做手脚),不如直接在言辞上给他们起一些新颖的名号来得省事。

大塚针对“物语劳动论”给出的解决方案并无新意,甚至可以说非常陈旧:他认为,现在我们更应该恢复那些已经在理论上被反复批判、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遭到许多人嘲笑的政治观念——

能够将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异化”予以言语化的,如今就只有旧世界的“人权”、“民主主义”等概念了。(162页)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给大塚的上述认识戴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帽子。作为对于日本共产党在战后一系列民众运动中的表现,以及1960年代末左翼学生运动所导致的残酷而荒唐的结果心灰意冷的知识人之一,大塚重新回到被马克思主义批判过的“人权”、“民主主义”等观念上来,并不难理解。与此同时,揭示“人权”、“民主主义”等观念的历史性和它们所掩盖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这一点在过去的历史中已经反复得到了知识上的操演——无论“左”“右”。而问题始终是接下来才开始:在批判了这些观念的意识形态性(不管它是什么)之后,我们是打算继续回到关于新型治理技术的宏论,还是打开手机看看近一个月来自己的社会信用评级?——阶级分析?是的,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更多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