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2023.11.17

共生与“缘食”

“挑战三十分钟内吃完五人份烤肉”、“尝试了变态辣的炒饭”、“小狗吃战斧牛排”——无论进食的是人还是别的动物，以所谓“吃播”内容为卖点的视频或直播，早已充斥着每日各大SNS平台并收获了颇为可观的观看群体。如同电视情景喜剧中的罐头笑声一般，我们仿佛乐意将自己本能性的机能（发笑、吃喝）让渡给那个社会性的“大他者”，让它来代替早已身心俱疲的自己来完成和享受被认为是我们“值得”甚或“应该”花费时间和精力从事的事情，从而解除我们对于这些事情近乎义务一般的、被假定应该拥有的欲望。

不过，对于斯洛文尼亚思想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相关分析的拙劣学舌，还是就此打住吧。如果“吃播”现象仅仅是（例如）“罐头笑声”的另一种呈现，那么它就不值得我们分析；如果“吃播”意味着别的什么，那么似乎我们就得将它作为一种独特的当代文化现象做出专门的探讨。事实上，就“吃播”的广泛传播和所拥有的广大受众而言，它也的的确确可以成为当今的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单独讨论的对象。然而，让我们退一步，提出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通过分析和研究“吃播”，我们究竟希望借此探讨什么问题？换句话说，是否的确存在某个只有通过探究“吃播”才能得以揭示的重要问题？——更确切地说，我想先迂回地、貌似离题地谈论一下自己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文化研究所感到的困惑。

毋须多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网络信息社会的普及，以往所谓的“大众文化

书评 BOOKS 2023.09.12

可修正的与不可修正的

东浩纪，《可修正性的哲学》（『訂正可能性の哲学』），Genron出版社，2023，364页。

日本思想家东浩纪（Azuma Hiroki）在2017年出版了《观光客的哲学》后，于近日出版了一本题为《可修正性的哲学》的“续篇”。如果说《观光客的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在于通过“游客”这一范畴设想一种非敌非友的存在者，从而为思考政治性和共同体等问题提供启发，那么《可修正的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可以说是通过“可修正性”这一概念来设想共同体接纳“他者”、同时又保持共同体成员的主体性的方式。

在整本书的开头，东浩纪重新阐释了《观光客的哲学》中涉及的“家族”和“游客”的关联，或更准确地说，重新将“家族”从一种封闭的、实质性的、必然的关系，激进地阐释为一种开放的、非实质性的、偶然的关系。借助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的概念，东浩纪指出，“家族”恰恰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松散而偶然的、总是可以被“回溯性修正”的关系：“由于游戏没有本质，说话者就不自觉地从一种游戏过渡到另一种游戏。这是语言游戏的核心主张，而维特根斯坦在这里为了给这种不可避免的过渡提供依据，提出了‘家族相似性’的说法。换言之，在这种用法中，家族的比喻并不意味着共同体的封闭，毋宁说意味着共同体无法封闭”。不过，东浩纪试图强调的不仅仅是“家族”的开放性和偶然性，更是任何共同体在这种偶然的、非实质性的关联中仍然可以维持自身而不至于解体的事实。换句话说，重要的并不是（例如）“共同体通过何种方式接纳了一个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他者”，而是下面这个看似有些吊诡的问题：即“家族相似性”这个概念同样是我们为了解释共同体何以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仍然维系着其同一性的事实时回溯性地确立的范畴。“一切规则、一切意义的一贯性，不过是依赖于由此产生的行为、由未来的他者的判断所回溯性地产生的东西”。东浩纪将这种回溯性的确认定义为“修正”，而共同体的持续不过就是这种回溯性的修正的连续。

书评 BOOKS 2023.04.04

从共生到寄生

星野太，《食客论》，讲谈社，2023，272页，目前尚无中译本。

“我不擅长与他人共同生活。”这是批评家星野太（Hoshino Futoshi）在其近著《食客论》开篇写下的第一句话。这句奇特的开场白明确地提示了这部著作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正如作者在书中多次指出的那样，“共生”或“共存”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语词，不仅在政治和思想领域被视为一种理想或价值，也指向对于种种社会歧视、不公和不平等的消除，包含着对于所谓“求同存异”乃至“互惠互利”的追求；然而，这种将“共生”视为理想的做法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事实上我们无法单独生存。换言之，“共生与其说是高迈的理想，它首先是我们无法抵抗的现实”。作为社会性的存在，我们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他者——他人、动物、植物、微生物、无机物乃至病毒——共同生存。“如果要围绕共生来提问的话，那么必须提出的疑问句是：如何共生？”

如何共生——这既是一个规范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描述性的问题。它涉及的首先不是一种有待实现的理想状态，而是无法摆脱的现状：既然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与他者的共存状态之中，准确勾勒这种共同生存的方式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重要性。而正是在描述性的意义上，“如何共生”这个问题被星野翻译为“食客”的问题。

这里所谓“食客”，意思不是当今中文语境中泛指的吃东西的人，而更接近于古汉语中的“门客”，即寄宿或寄食在他人家中的人。作者认为，“食客”可以对应

影像 FILM & VIDEO 2023.01.24

2022年度最佳

自从Covid-19病毒于2020年初开始在中国、继而在全球范围内大爆发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年。在这三年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针对疫情以及各地采取的对策，在公共和私下的场合也早已有了不计其数的讨论。就我所在的日本东京来说，从2020年4月左右第一次宣告“紧急事态”时峰值在两百人上下的每日感染人数，到如今（也许迎来新一轮峰值）每日感染人数均突破一万，人们似乎早已接受了与病毒共存的日常生活。甚至每到周末，在涩谷街头便能看到反对疫苗、反对戴口罩的一些激进人士，或是聚集在“忠犬八公”雕像前进行演说，或是举着横幅游行——当然，需要补充的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每当迎来新一轮感染高峰，这些人便无影无踪，也许是居家“自肃”了。

我相信，至少在日本社会，真正以无所谓的态度、甚至以“阴谋论”的态度看待疫情的人，只是极少数。尽管晚上八点以后的“禁酒令”早已撤销，公共场所需要保持一米左右的社交距离的规定也不再得到严格执行——事实上，这些对于阻断奥米克戎变异株的传播而言，无一不是收效甚微的举措——尽管东京都核酸检测的阳性率已经超过三成，但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人们也依然佩戴着口罩，随身携带着免洗消毒液。换言之，在这里，针对Covid-19病毒，人们似乎正在将“不得不与之共存”的事实转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个特殊的语境下，上映于

影像 FILM & VIDEO 2022.11.27

空间·凝视·历史

正如“好莱坞大片”那样，当代日本恐怖电影（“Jホラー”）已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本类型而被接受和分析，尽管在战后日本大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恐怖电影在市场上集中呈现并得到广泛消费，乃至影响力波及海外，是相对晚近的一个现象。其中，上映于1998年的《午夜凶铃》和上映于2003年的电影版《咒怨》堪称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现象级文本。这不仅是因为两者在当代日本恐怖电影史上影响巨大并衍生了一系列“续作”（2016年两者甚至“联动”催生了一部名为《贞子大战伽椰子》的影片），更是因为在我看来，两者表征了两种并不排斥、却判然有别的社会—历史状况，从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读作关于当代日本社会的文学寓言。

首先，无需赘言，《午夜凶铃》为此后一系列日本国内外的恐怖电影提供了一个将被反复利用的母题：通过某种技术性道具（录像带、磁带、网络影像等等），某个诅咒得以传播；而消除或降低自身诅咒的方式，则是通过寻找其他受众来分摊或转嫁诅咒。今年一时为人热议的台湾恐怖电影《咒》基本上也延续了这种叙事模式。事实上，《午夜凶铃》的叙事模式本身可以视作1960年代以来出现于日本社会的一系列都市传说的某种变奏。简言之，这里呈现出来的重要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性道具本身，而在于它所引起的诅咒所划出的生活世界的“内/外”边界。

在讨论战后日本社会的都市传说时，研究者们往往会强调

书评 BOOKS 2022.08.20

两倍速读完

在网络视频高度普及的当下，利用电脑或手机在线观看电影和视频早已成为许多人的一项生活习惯。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用1.5倍速乃至2倍速观看视频，或是利用浏览器提供的“前进10秒”等功能，跳过不想看的片段。针对这一越来越普遍的观看习惯，日本专栏作家稻田丰史写了一本题为《用倍速看电影的人们：电影解说·剧透——内容消费的当下形态》（光文社新书，2022）的小书，试图解释这种新奇的观剧模式。

的确，乍看之下，用倍速或跳过某些片段的方式观看一部影视作品的习惯，显得有些匪夷所思：原本时长两个小时的电影，为什么需要用两倍速来抓紧时间看完？如果说要省时间的话，直接选择不看不就可以了吗？在这本书中，稻田还列举了一系列与“倍速观看”相关的习惯：提前在各类网站上了解剧情和结局，再去观看作品本身。最极端的情形是：在无意间看了某部电视剧的第一集后感到很有意思，于是马上去查该电视剧据以改变的原作漫画——但不是去看漫画，而是去网上搜索关于该漫画的剧情介绍和结局。据稻田的调查，在当今日本社会的年轻人中间，用倍速或跳跃的方式观看影视作品和视频的比例已经超过七成。这种现象何以发生，又透露了关于当代社会的何种信息？

稻田仿照“倍速观看”的模式，在引言中就告诉了读者答案。在他看来，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点：首先，随着视频网站的完善和迅速发展，消费者如今接触影视作品已经变得前所未有地便利。确实，以往用录像带或

书评 BOOKS 2022.05.10

“当代思想”，抑或思想的“当代性”

千叶雅也，《当代思想入门》（『現代思想入門』），讲谈社，2022，目前尚无中译本。

在当今日本学界以德勒兹研究而闻名的千叶雅也(Chiba Masaya)，继出版了一系列“轻度哲学随笔”类型的著作以及一部散文集和一部长篇小说之后，今年又在“讲谈社当代新书”系列出版了一本文类上或许属于“传统学院派”著作的小书，即《当代思想入门》。这部面向一般读者介绍二十世纪法国理论的入门类书籍，出版两个月便已二次印刷，并在各类书籍热销榜上名列前茅，甚至出现在了地铁车厢的广告中。当然，这次多少令人有些意外的畅销并不意味着如今日本的普通读者对于所谓“当代思想”或“法国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毕竟“买畅销书”和“读书”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而将一本书从一开始就包装为“畅销书”，则更多关系到出版社和书店的营销策略。

但无论如何，千叶雅也无疑是抱着向大多数没有接触过法国理论的读者进行“科普”的目的而写作这本书的——他甚至将自己的这本“入门”著作称作“为了[其他]入门而准备的入门”，“为了[其他]入门书而准备的入门书”。这一自我定位也就解释了整本书在写作方式上采取的策略，即并不着眼于完整而系统地介绍书中出现的思想家，而是以明快和朴实的语言将几位思想家的核心论述和方法重新整理和提炼，以便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最基础的思想准备，让他们由此契机而开始阅读其他介绍性的书籍、乃至阅读原著。擅长“轻度哲学随笔”写作的千叶雅也，甚至在全书最后的附录部分以“手把手”的方式向读者示范了面对晦涩、修辞繁复的理论著作，应该采取何种阅读策略。确实，在针对几段德勒兹和德里达的原文的讲解和改写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作者对于讨论对象的周到理解。

书评 BOOKS 2022.01.07

“中动态式的政治”可能吗？

国分功一郎、千叶雅也，《语言消灭之前》（『言語が消滅する前に』），幻冬舍新书，2021，目前尚无中译本。

当今日本学界以研究当代西方思想闻名的青年学者国分功一郎（Kokubun Koichiro）和千叶雅也（Chiba Masaya）近日出版的对话录《语言消灭之前》收录了两人过去四年内进行的五次公开场合的讨论，内容不仅涉及双方各自出版的两部学术畅销书（国分功一郎的《中动态的世界》和千叶雅也的《学习的哲学》），更广泛地延伸到“情动”、民粹主义、所谓“证据主义”、SNS的交流方式等话题。虽然千叶雅也在“后记”中将全书基调确定在“语言”问题上，但整部对话录呈现了多重关切和多种问题意识。

在两人看来，“语言”问题作为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的核心关切之一，正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失去其曾经扮演的角色：语言越来越不再被视作是规定人的存在方式的因素。具体表现有二：第一，与二十世纪诸多思想家强调的、语言的“物质性”存在不同，如今人们似乎逐渐回归到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词与物》中谈及的“古典时期”的语言观，即仅仅将语言视作透明的、工具性的、直接传达意义内容的媒介，越来越不重视语言本身的厚度。第二，与之相关，语言厚度的消失在SNS等交流场合则表现为所谓“隐喻”层面的消失——一方面，网络的瞬时性使得人们不假思索地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即时感受（乃至表达自己的“无意识”）；另一方面，“表情包”等交流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不借助语言而完成交流的可能性。两位作者认为，这一状况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在充斥着“情动”的网络空间内，留给人们做出反省和反刍的时间越来越少，使得日常交流反而变得愈发贫瘠。

书评 BOOKS 2021.10.14

从“物语消费”到“物语劳动”

大塚英志，《新物语消费论——历史·阴谋·劳动·异化》，星海社，2021，目前尚无中译本。

1980年代末，评论家大塚英志出版了著名的《物语消费论》一书，通过援引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后现代”理论家的论述，试图阐述当时日本社会正在发生的一种新的消费现象。他着重分析了当时热卖的一款巧克力零食，这种零食每包都附赠一张小卡片，上面有特定的人物形象及其相关介绍。消费者通过收集卡片，可以推断这些人物形象背后的“宏大叙事”，并以此为基础自行展开叙事的想象和创作。书中，大塚对这款零食引发的消费狂热给出了相对乐观的阐述：消费者将取代创作者的独占性位置，在统一性、规范性的“宏大叙事”不再奏效的历史语境下，通过自己的“物语消费”来创造和享受自己的叙事。而当时在所谓“亚文化”领域方兴未艾的“同人创作”或“二次创作”市场，似乎正印证着这样一种玫瑰色的乌托邦社会的到来。

但是，正如所有被期待的乌托邦最终都自证为反乌托邦，“物语消费论”所设想的以消费者的自行创作为特征的“民主”也并没有成为历史现实。恰恰相反，同样以“亚文化”领域的“同人创作”为例，事实上发生的情况是：以每年两次的

书评 BOOKS 2021.09.19

旁观者的非伦理

中村淳彦，《东京贫困女子。》中文译本已于202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者：傅栩。

2019年，擅长撰写以“社会边缘女性”——风俗小姐、AV女演员、非法卖淫的女大学生等等——为题材的所谓“非虚构作品”的中村淳彦，出版了一部在日本颇为热销、甚至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国内得到不少好评的著作，并为之起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书名：《东京贫困女子。》（东洋经济新报社）。据说，这部著作源于“东洋经济在线”网站策划的一个名为“挣扎于贫困中的女性的现实”的专题报道，中村和一位同事以此为中心，专门寻找周围那些陷于贫困的女性，对她们进行采访。整部著作就是由这些采访构成，虽然进行了章节划分，但其实各章之间没有太大的联系；将各章分割并串接起来的，仅仅是受访女性的不同身份。

在这部书写女性苦难的著作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形形色色的“东京贫困女子”：女大学生、离婚后独自抚养孩子的女性、精神疾病患者、非正规劳动者、单身的中高龄女性，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要以纪实的方式展现这些女性的人生，据作者自己说，是为了让读者亲眼见证这些平时被媒体的再现所遮蔽的角落：

由种种要因缠绕在一起而形成的贫困，是单靠数据无法测量的每个个人的苦难史。可以说，我们有必要尽可能多地目击单独的个案。

的确，无论是失业人口统计还是中学辍学率统计，都无法让我们看到每个个体的真实苦难。让这些个体的苦难以不可化约的形式呈现出来，或许本身就是一件有

书评 BOOKS 2021.08.17

文学与教育

雅克·朗西埃，《无知的教师：智力解放五讲》中文译本已于2020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赵子龙。

柄谷行人，《探究I》，講談社学術文庫，1992，目前尚未有中文译本。

法国思想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在其颇具争议的《无知的教师》（1987）一书中，提到了一个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教育的“原初场景”的教学实践：在19世纪初，一位名为约瑟夫·雅科托（Joseph Jacotot）的教师到比利时鲁汶大学负责教授法语，由于不通学生的母语，他所做的全部教学努力就是让全班同学读一本双语对照的小说《忒勒马克》（Telemaque）。但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学生最终居然通过完全自学而习得了法语。朗西埃由此受到启发，将这种教学视作他所谓具有解放意义的“普遍教育”的原型，并把它和一般意义上教师单方面向学生讲授知识的“解释式”（explicatory）教学方式对立起来。朗西埃认为，雅科托“不教而教”的教学方式与“解释式”教学的差异，根本上不在于方法论上的不同（毕竟雅科托的“教学”几乎谈不上任何“方法”），而是教学起点或预设上的不同：雅科托的做法，假定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智性平等，教师的作用只是在意志上对学生加以监督。与此相对，“解释式”教学则在前提上划出了一条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智性鸿沟，并生产出一种假象，仿佛学生通过学习可以最终填补这一鸿沟。在这一前提下，教师的话语天然具有优越性，占据着拉康所谓“被认为无所不知的主体”的位置。朗西埃在“解释式”教学方式中，辨认出社会权力关系的展布：

观点 SLANT 2021.04.22

在“女仆咖啡店”的门前

如今，“女仆咖啡店”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文化现象，也早已不是日本特有的产物。它和逛手办店、买动漫周边一样，都是游客体验以秋叶原为代表的日本“二次元文化”或“宅文化”的一部分。一般而言，出入女仆咖啡店的顾客在店内所做的，除了吃饭喝茶之外，无非就是和“女仆”玩玩桌游、聊聊天。然而，在“正派人”眼里，女仆咖啡店显得很不健康，至少绝对称不上是正常的休闲场所。这种直觉固然带有偏见的成分（这种偏见中经常混杂着对于所谓“二次元文化”的总体偏见），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这里的“不健康”倒不是因为女仆咖啡店包含什么“软色情”——毋宁说，女仆咖啡店显得“不健康”的症结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以扭曲的形式透支了正常人际关系所包含的对他人的伦理承诺（commitment）。

作为一种特殊的日本亚文化形态，女仆咖啡店的起源要追溯到1997年发售的一款美少女恋爱游戏《欢迎来到Pia Carrot!!》（Pia♡キャロットへようこそ!!2）。2005年，随着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电车男》的播出，剧中主人公经常光顾的女仆咖啡店也成为焦点，吸引了不少本身并非“御宅族”的人们前往。据统计，2005年夏，秋叶原的女仆咖啡店数量在15家左右，而这一数字到了2007年夏天达到了59家之多。正是这一年，“萌”入选了当年日本社会的流行语，而女仆咖啡店则被视为“萌”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当时的女仆咖啡店热潮之际，女仆咖啡店的“研究者”们也开始做出种种空洞的内部区分，例如各个店铺被按风格分为“治愈系”、“萌系”等等，甚至还分出“左派”和“右派”。但另一方面，进入2010年代以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哪怕在秋叶原，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女仆咖啡店开始纷纷倒闭。就像所有昙花一现的流行文化现象一样，伴随着2005年流行语“萌”而一时间夺人眼球的女仆咖啡店，似乎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光不再。

影像 FILM & VIDEO 2021.03.21

一次漫长的告别

关于“EVA”（福音战士），能说的和已经说的都太多了。而自从新的剧场版企划以来，我们似乎又遇到了熟悉的真嗣、熟悉的困境、熟悉的母题。还是“母性的反乌托邦”，还是“父之法”，还是“世界系”。直到这一部《终》。

3月8日在日本正式上映的这部“新·福音战士”系列最新剧场版虽然也有许多花里胡哨的镜头和设定，但表达的意思自始至终都非常显豁，显豁到让人有一种“是不是借的场地快下班了，得赶紧演完？”的烂尾之感。一如1995年开始播出的TV版，以及同属“新·福音战士”系列的2012年剧场版《Q》里为人们津津乐道、孜孜钻研的故事设定——复杂的宗教背景、“人类补完计划”的具体环节等等——在我看来（！）并不影响《终》想要表达的内容。让我直截了当地说，这部影片是庵野向他当年批判的“御宅族”们的致敬。

TV版的《EVA》，可以算是对1990年代“御宅族”的反讽和批判。在评论家宇野常宽（Tsunehiro Uno）所谓“母性的反乌托邦”——不管你多么失败，总会有一个母亲般的女性无条件地接受你、爱你——的母题下，《EVA》的两个女主角分别用不同方式拒绝了真嗣：在明日香，是直接的拒绝，尤其是延续TV版情节的老剧场版《真心为你》（1997）的结尾处明日香的那句“真恶心”；在绫波丽，则更是恶趣味般的拒绝：你不是渴望母亲吗？好，这就给你，而且不止一个母亲，成千上万个复制体全是你的母亲，唯独你无法期待她对你有独一无二的感情。“拒绝成长”的真嗣，则在《真心为你》最后以夸张的方式进行自我主张：如果成长意味着无法承受的责任、意味着回应别人对自己的各种期待、意味着听从毫无道理的命令，那不如另造一个世界来得更容易一些吧？

书评 BOOKS 2021.02.20

谁害怕“普遍教育”？

在法国思想家雅克·朗西埃看来，政治的任务如果是致力于人的解放，那么它的使命就更在于重新界定知识本身，在于给予被压迫者以自己发言的位置并聆听他们的声音，让过去那些不被当作话语的“噪音”真正被人听见和辨认。出于这种激进政治的考虑，朗西埃早年爬梳了巴黎公社时期劳工写的诸多随笔、诗歌和日记，以近乎“拼贴”的方式将它们呈现出来——这就是他著名的《劳工之夜》（Proletarian Nights）。

朗西埃在他一系列关于劳工文化的研究中指出，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希望恪守阶级身份的整合性和固定性，劳工们对于阶级界线和文化差异的漠视和跨越反而构成了颠覆性的因素。被压迫者不需要知识分子来宣布他们被压迫的事实——他们对此一清二楚；但也正是因此，向往中产阶级生活、向往布尔乔亚知识分子写作的劳动者，对于统治者就成了一种危险的社会存在，他们对既有生活的不满时时刻刻可能化作颠覆整个生产体系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朗西埃的“激进政治”所要批评的对象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知识再生产机制本身，不如说是曾经的一代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包括布迪厄和他的老师阿尔都塞。朗西埃认为，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对于体制的批判相当程度上不自觉地成了体制的帮凶，因为他们的整体论述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工人们处于受压迫的境地而不反抗是因为他们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蛊惑，而他们会受到蛊惑，根本原因是他们受压迫。在这样的论述结构中，劳动者永远也无法找到出路。而朗西埃的这本争议极大的《无知的教师》，也应放在他与左翼知识分子对话的语境中来看。这本书并不像它初看上去那样易读：诚然，如果把这本书当成一本教育指导手册，那么它的“实践意义”似乎非常明显：它似乎是一本鼓吹自学的教育手册。但确实如此吗？

观点 SLANT 2020.12.11

“等待神明的少女”与没有神的世界

什么是“等待神明的少女”？二十世纪初出现在日本的一些网络论坛（通称“揭示板”）上的“神待ち”一词，指的是那些发帖寻求能够为自己提供食物和住宿的少女（以下略称为“神待少女”）。这些少女往往是因各种原因离家出走或居无定所的未成年人，而承诺为她们无偿提供住处和吃喝的人（一般是男性），就被称作“神明”。关于这一现象，从事AV产业报道的记者黑羽幸宏根据自己采访几位“神待少女”的经历，专门写了一本题为《神待少女》的书，试图分析这些离家出走的少女以及接纳她们的“神明”所各自怀揣的动机、意图和生活背景。据说，在大大小小各种“揭示板”上寻找“神待少女”并把她们带回家暂住的“神明”，几乎都是一些收入偏中下（有的甚至没有固定职业）、年龄在二十多岁至四十多岁不等的男性。黑羽通过对他们的采访发现，这些所谓的“神明”无一不是抱着猥琐的目的接近少女，想要借口提供食宿来和她们发生性关系。而这些少女最后也往往会多多少少满足“神明”的肮脏请求。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神待少女”和“神明”的交流无疑已经涉嫌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但黑羽在著作中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些少女之间的一个“共识”是，想要和自己发生性关系的男性，没有资格被称作“神明”。作为涉及犯罪的严重社会问题，“神待少女”现象无疑要求各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介入，在规范化社会治理与网络治理的同时为离家出走的少女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和资源——从政策层面而言，这些措施都及时且必要。但与此同时，另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或许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凝结在“神待”这个奇特表述背后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

观点 SLANT 2020.09.28

“关系性贫困”的贫困

一

在2010年代初，以东京秋叶原一带为首，日本出现了一种名为“JK散步”的服务业。这种接近“软色情”的工作以“学生课外打工”为名雇佣高中女生（JK是日语“女子高生”[ Joshi Kosei]的简称，泛指女高中生），让她们穿着学生服在大街上物色“顾客”。在指定的几个小时之内，“顾客”原则上可以将这些女生带去任何场所——当然，原则上也禁止与女生有任何肢体接触。通常“顾客”们会带女生去咖啡厅或餐馆吃饭，或去卡拉OK唱歌。偶尔也有人会选择去水族馆或游乐园。据说，在“JK散步”最为兴盛的2013年左右，秋叶原的“女仆街”上满是举着牌子招揽顾客的女生。这种“软色情”服务业不久后受到了媒体的曝光并成为社会问题，最后被警方取缔。而在这一行业受到广泛关注的时期，致力于为需要帮助的少女提供自立支援的社会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前“涩谷辣妹”仁藤梦乃（Nito Yumeno）出版了一本题为《女子高中生的里社会》的书（光文社新书，2014年），试图从她所谓“关系性的贫困”的角度探讨这些从事“JK散步”的女生的生活方式及其困境。

在这本以作者对31位16至18岁的女生的采访为基础写就的著作中，几位采访对象的原话引述构成了整本书的相当篇幅。（就此而言，和类似的纪实类书籍一样，这本书反讽地满足了道貌岸然、高高在上的读者们的偷窥欲望。）而仁藤在采访中透露出的对于受访女生安全的担忧，及时且正当地回应了当时整个社会对于“JK散步”（或与之相关的其他“JK产业”）的关切和忧虑。通过类似“纪实”的记录方式让当时正在从事或考虑从事相关工作的女生明白这一行业的“内幕”，无疑也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书评 BOOKS 2020.08.13

面向偶然性的哲学

最近，日本集英社出版了一本题为《极权主义的克服》（全体主義の克服，2020）的小册子，收录了近年来以《世界为何不存在》（Why the World Does Not Exist, 2013）和《新存在主义》（Neo-Existentialism, 2018）等著作为人熟知的“哲学明星”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岛隆博（Nakajima Takahiro）的对话。对于想要了解这位年轻的德国哲学家的治学经历和思想原点的读者而言，这本小书提供了堪称“独家新闻”式的信息——在其中，加布里埃尔不仅透露了自己未遭批准的博士论文选题“谢林与阿多诺”，而且讲述了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王弼对于《道德经》的阐释为自己的谢林研究带来的启发；可以说，这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加布里埃尔已出版的诸多著作中所展现的那个德国观念论研究专家、尤其是谢林研究专家的形象。

不过，这本小册子当然不是为了挖掘加布里埃尔个人生活轶事的书籍。尽管对话的主题涉及方方面面，但整体而言，所有讨论都围绕着标题所示的“极权主义的克服”展开。何谓“极权主义”？如何克服？用另一位对话者中岛隆博在“后记”中的话来说，这里的“极权主义”（日语译作“全体主义”）指的是“试图将一切都包含在作为‘一’的全体之中的种种概念（世界、存在、科学主义、资本主义等等）”（第248页）。换言之，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但凡是想要以总体性的规定作用将一切事物的意义和秩序进行安排的概念或理论，其中都包含着这里所谓“极权主义”的暴力和压抑。通过从包括民主政治、否定神学、儒家之礼等各个议题来考察和批判“极权主义”的思考方式和制度模式，两位对话者最终试图“展示向偶然和他者敞开的更为广阔的地平线”（第248页）。因此，简单来说，与“极权主义”形成对峙的，就是“偶然性”。

书评 BOOKS 2020.05.31

寻求“外部”

在中国国内，尤其是在亚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中间，日本评论家东浩纪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其2000年出版的《动物化后现代》一书，几乎成为谈论ACG文化时无法绕开的文本。然而，与此同时，东浩纪在《动物化后现代》及其续篇《游戏性现实主义》之后的一些著作，尤其是以卢梭的关键概念“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日语中被译为“一般意志”）为主题的政治哲学著作《一般意志2.0》，却看起来难以进入“亚文化研究”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东浩纪前不久出版的《哲学的误配》一书（东京：genron，2020年），为理解其一贯的思考脉络、理解其从“亚文化研究”的“转向”，提供了很好的解释性参照。

确切而言，《哲学的误配》不是一本著作，而只是两篇访谈与一篇演讲的结集。不过，通过这两次分别于2012年与2018年进行的、针对《一般意志2.0》与《观光客的哲学》的访谈，我们可以看到东浩纪谈论“动物化后现代”与“御宅族文化”背后的政治性的问题意识，甚至他一以贯之的思考方式的某种限度。

首先，东浩纪将《一般意志2.0》视作《动物化后现代》之延伸，并阐述了从“数据库”角度重新发明卢梭的“公意”概念的用意：

如今日本政治制度上的课题，既不是确立供专家进行深刻论辩的平台，也不是保障政治发言的自由。这些都已经实现了。毋宁说，重新创造一个回路，让不具有政治意识的人们、让门外汉的一般市民也可以没有负担地对政治进行发言，这才是重要之事。《一般意志2.0》的构想来自这种问题意识。

观点 SLANT 2020.02.16

敌与我之间

日本思想家竹内好为中国知识界所知，往往是因为他对于中国现代的研究，尤其是其鲁迅研究和赵树理研究。竹内好对于鲁迅的一系列论述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以至于在学界被冠以“竹内鲁迅”之名。过去十多年内，国内论者有关“竹内鲁迅”的研究，也早就蔚为大观。不过，竹内好决不是一位书斋知识分子。1960年前后，他深深参与到当时抗议日本政府签署与美国的“安保协议”的民众运动之中，不仅连日参加集会游行，而且就时局问题在短短的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写了数十篇文章，后集结为《不服从的遗产》（1961）。众所周知，当时的岸信介政府不顾民意反对，在1960年5月19日在自民党占多数的日本众议院强行就“安保条约”进行表决，并于次日通过。对于包括竹内好而言的民众而言，日本政府此举无疑是对战后宪法及其体现的民主主义政治的践踏；用竹内好极富争议的说法，政府和民众的对抗在这里呈现为“民主还是独裁”之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安保运动”进入高潮期之前的1959年4月，竹内好写了一篇短小的文章，题为《敌人》。在这篇文章中，他追溯了日语和汉语所共有的“敌”一词的含义，将它从绝对的确定性那里移开，强调其关系性的含义：

我认为“敌”这个词本来的语义中没有价值含义。“敌”有“仇敌”的意思，同时也有“匹敌”的意思。在相对的力量关系中，一方称另一方是敌，双方是在这种关系里才互为敌人。在中国，“敌”的反义词大概是“我”。（中略）日语里“敌”的反义词则是“友”。友是自己人的意思，那么此处或许已经包含着“敌”从关系概念移向实体概念的萌芽。不过，中世的武勋故事中，“敌”仍然被当作是平等的对立面。明治时代的军歌中，“敌”的用法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堕落。

书评 BOOKS 2019.11.12

固守知识分子的立场

最近，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的岩波定本的中译本的刊行，将我们重新从这位思想家的“后期”著作《世界史的构造》带回了“前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前后”并不是以柄谷行人的写作生涯为尺度，而是以他反复提及的、自己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发生的思想变化为界线。从“前期”致力于松动各种意义结构、试图从内部寻找“外部”和“他者”的努力，到“后期”致力于以交换样式为基准建构世界史体系，柄谷行人的思想历程在不同时刻予以不同读者启发，以至于评论家渡部直己将他称作“当代日本的小林秀雄”。

从这个意义上说，柄谷行人仍然是一位颇具话题性的思想家。近期由讲谈社编辑出版的《柄谷行人浅田彰全对话》收录了柄谷与老友浅田的六篇对话，跨度从1985年至1998年，以相当凝练的篇幅呈现出“前后期”柄谷行人的不同关注点和问题意识。的确，这一对话录涵盖的主题相当广泛：从天皇制和所谓“日本的东方主义”，到京都学派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异，再到两人对于当时日本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尤其是吉本隆明）的批评，两人的对话以相当快的节奏将各自在著作中展开的论述和观点和盘托出。

对于因《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对柄谷行人产生兴趣的中国读者来说，书中尤其值得提到的一点是，在1993年的一次对话中，也就是在他阐述自己的“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理论多年之前，柄谷行人就已经指出，中国不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而“毋宁说是对民族之形成的抵抗”（第129页）。尽管柄谷行人没有就这一话题展开进一步讨论，但如若将这一点与“定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与《帝国的构造》、《世界史的构造》、《迈向世界共和国》等著作联系起来思考，想必会是一个有意思的课题。

王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