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川夕，《日本的移民》，筑摩新书，2025，256页，目前尚无中译本。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逐步消退，世界各国都在文化、思想、政治上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保守化倾向。在由此产生的诸多社会性议题中，外来移民的问题无疑是非常显著的一个。尤其是随着特朗普重新执掌美国政治，美国内外的社交平台上针对非法移民的讨论更是容易迅速升温或转变为政治立场定性乃至甄别敌我式的对峙，无论参与者自身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在日本的舆论环境中，由疫情影响所导致的物价上涨、年轻人和上一世代之间的收入差距，加上执政党自民党的贪污丑闻和一部分立场较为保守的自媒体和在野党放大宣传的“库尔德族人”问题，这些都导致外来移民的问题在一般民众眼里，逐渐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社会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担任国际关系部部长、同时兼任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移民政策委员会成员的移民问题专家是川夕（Yu
乌谷昌幸，《身边的阴谋论》，講談社現代新書，2025，208页。
平日经常网“冲浪”的人们，恐怕或多或少都听说甚至了解过下面这些传闻：2020年美国大选是民主党舞弊的结果；“9·11”是布什政府自导自演的一出悲剧；现代世界的金融体系由一个庞大的犹太精英组织操纵；城市里所有的鸟类都被政府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亚里士多德是被杜撰出来的哲学家……毫无疑问，一般认为这些形形色色的传闻或说法体现了“阴谋论”的思考方式，或者多多少少都跟“阴谋论”沾点边。并不夸张地说，在信息密度极高、更迭极快的当今互联网社会，“阴谋论”的生产和传播速度相较以前的时代已经有了指数级的增长。而且，类似2021年1月6日发生于美国的国会山骚乱事件这样的极端事例表明，“阴谋论”在如今人们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早已不再是局限于小圈子内部供消遣和娱乐的谈资，而是实实在在地产生了深远的现实影响。人们每天在社交媒体上接触的各色传闻，一方面形塑着每个人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对于自身所处的共同体的意见，另一方面也要求政治家、媒体从业者、学者等等对于公众的关切及时进行反馈、分析和回应。
庆应义塾大学政治学教授乌谷昌幸的近著《身边的阴谋论》（講談社現代新書，2025年）便试图剖析盛行于当代社会的阴谋论、尤其是政治阴谋论的成因，分析对阴谋论深信不疑的人们的心理动机及其社会土壤。这本书的腰封上赫然写着两个问题：阴谋论是从哪里产生的？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十足的理由期待，乌谷教授的这本著作不仅可以让我们辩别什么是阴谋论、什么是真相，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让我们说服自己身边的那些信奉阴谋论的朋友乃至家人，将他们引向理性和真理的康庄大道。
與那覇潤，《江藤淳与加藤典洋》，文藝春秋出版社，2025，320页。
2025年是日本战败八十周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民众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昭和天皇的所谓“玉音放送”，尽管播放效果由于嘈杂的噪音、裕仁天皇的口音和《终战诏书》的书面语措辞而不尽如人意，一般的民众还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消息确认了日本战败的事实。值得玩味的是，日本政府从1963年起将每年的8月15日规定为“终战纪念日”，在1982年又将这一天规定为“追悼战殁者祈祷和平之日”。在日本的官方媒体上，将“战败”置换为“终战”——仿佛日本战败乃至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一场自然灾害一般——的做法由来已久，而随着战争和战败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去，普通民众（尤其是日本的年轻人）对于8月15日这一天的感知也早已变得迟钝。然而，众所周知，事实上标志着日本投降的事件——也即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并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不是在1945年8月15日，而是在此前一天的8月14日。换言之，8月15日这个决定性的日期，仅仅标志着裕仁天皇向国内民众宣告战争结束的日期；而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上，或者说，在对外而非对内发言的意义上，这个日期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认为，通过有意淡化8月14日的重要性而强化8月15日的重要性，日本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吊诡地将“战败”转变为强化战后日本的内部自我认同的一个事件。
当然，关于战后日本对于“战败”与战争责任的含糊其
国分功一郎，《从手段中解放》（『手段からの解放』），新潮社，2025，208页。
日本学者国分功一郎的近著《从手段中解放》颇为奇特。标题所提示的关键词“手段”直到论述的中途才出现，而且重要性低于另一个标题中未曾提示的关键词：“享受”。事实上，所谓“从手段中解放”，意思就是“专注于享受”。因此，这本书是一份有关“享受”的哲学考察。如果遵循如今日本图书市场上常见的起名方式，一个更时髦的标题可以是《享受的哲学》。国分没有如此命名这本书，多少体现了作为学者的严肃性。
根据国分在全书开头的交代，本书的问题意识承袭自他在《闲暇与无聊的伦理学》（2021）中提出的一组对立概念，即“浪费”和“消费”。借用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理论，国分将这组概念区别如下：“浪费”的对象是物品，因而总是存在着某个限度，达到了这个限度就实现了满足；“消费”的对象是符号，因而会在消费社会中无止尽地被诱导到新的符号上。用国分的话说，“消费”所不具有、而“浪费”所具有的特征，就是对具体而个别的“物品”的享受。因而在国分看来，要想解决当代消费社会的根本难题——即个人欲望和行为被不断变化的符号操弄——最重要的是“学会享受物品”。
什么是享受？当我们享受某个物品或某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国分认为，西方哲学家从来没有对“享受”这个在人类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行为做出过充分的思考。在他看来，日语中
宇野常宽，《庭院的思考》（『庭の話』），講談社，2024，368页。
最近，以分析日本当代ACG文化和社会现象著称的批评家宇野常宽，出版了一本标题颇为怪异的专著：《庭院的思考》。原文的标题为“庭の話”，可以译为“谈谈庭院”，但封面上的英译则是“Think as a Garden”（如庭院般思考）。当然，如宇野在书中反复提醒的那样，“庭院”在这里仅仅是一个隐喻，或一条思考的线索。因为本书真正关心和试图应对的问题，其实在于如今弥漫全世界的一个现象，即人们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的交流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困境。
宇野开宗明义地指出，随着近些年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迅速发展形成了一个跨越民族国家的叙事和治理疆界的全球性市场，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几乎都被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阶层：一边是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通讯和移动手段、经济和技术条件成为“世界公民”的人，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身份对他们来说仅仅是诸多个人属性标签中的一个（被称为Anywhere的人），而另一边则是因个人或社会的种种限制，不得不将自己的生活局限于、或受困于某个特定地域内的人（被称为Somewhere的人）。前者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规则下从事着金融投机的游戏，后者则在由前者炮制出来的社交平台上热衷于相互承认的游戏。宇野指出，对于Somewhere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唯一能够获得接触世界的实感的装置”，以至于在社交平台上对于热点话题的议论和相互点赞成为目的本身，而发言的内容反倒成了手段。
马库斯·加布里埃尔，《伦理资本主义的时代》，日文译者：土方奈美，早川书房新书，2024，总页数：304页。
德国思想家马库斯·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凭借其《为什么世界不存在》、《新存在主义》等，著作已经成为当今现象级的哲学明星，而日本社会对这位思想家的关注度似乎尤其高——以面向一般大众的书籍形式（所谓“新书”）为例，以加布里埃尔访谈或对话为主题的著作已经不下五种，而他迄今为止所出版的学术著作也已大多被译为日文。或许是由于这种高关注度，加布里埃尔选择将自己最近的著作《伦理资本主义的时代》首先以日译本的形式在日本出版。在这本同样是面向大众的小册子中，加布里埃尔有意将自己的立场与另一位明星思想家斋藤幸平的立场针锋相对起来，不仅旗帜鲜明地拒绝“人类世”的说法，也拒绝斋藤在其畅销书《人类世的资本论》中提出的“反增长”口号。加布里埃尔认为，当下并不存在实际可行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设想什么替代性方案，需要的是——如本书标题所明示的——一种将伦理诉求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相结合的“伦理资本主义”。
毫无疑问，恐怕在任何一位受过基础教育的读者眼中，“伦理资本主义”一词似乎都是一个矛盾措辞：众所周知，不仅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造成的各种剥削和社会不平等，以及对于自然资源的破坏，与任何伦理主张都背道而驰，而且从原则上说，“资本”只会不断地自我扩张而不会受制于任何外部的
斋藤幸平，《人类世的“资本论”》，2020，中文译本于2023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者：王盈，页数：272页。
新锐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斋藤幸平出版于2020年的畅销书《人类世的“资本论”》（集英社）属于一本号召读者行动的著作。所谓“人类世”（Anthropocene，又称人新世），最早是由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于2000年提出的一个用于区分地质时代的用语，强调人类为地球的生态系统和地质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斋藤在书中将“人类世”定义为“资本主义所生产出的人工制品——也即负担和矛盾——覆盖地球的时代”。面对“人类世”给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便是本书的问题意识。
在整本书的开头部分，斋藤援引了许多数据表明，无论是各国为应对已经发生的环境和气候问题采取或即将采取的节能减排措施，还是各类正在或已经投入使用的绿色新能源，都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斋藤指出，这些绿色环保的意识形态只会让人们继续心安理得地维持目前的生活方式，而无助于解决环境问题；换言之，根本问题从来都是以“发展”、“生产”和“消费”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由此带来的当代消费社会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生活方式。因此，“应对环境危机、抑制经济增长的唯一方法，就是我们亲手中断资本主义，向着去增长型的后资本主义进行大转型”。斋藤通过对于晚期马克思笔记的解读表明，甚至所谓“生态社会主义”也并不是马克思最终采取的立场；晚年的马克思对于包括资本主义和可持续增长在内的进步史观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挑战三十分钟内吃完五人份烤肉”、“尝试了变态辣的炒饭”、“小狗吃战斧牛排”——无论进食的是人还是别的动物，以所谓“吃播”内容为卖点的视频或直播，早已充斥着每日各大SNS平台并收获了颇为可观的观看群体。如同电视情景喜剧中的罐头笑声一般，我们仿佛乐意将自己本能性的机能（发笑、吃喝）让渡给那个社会性的“大他者”，让它来代替早已身心俱疲的自己来完成和享受被认为是我们“值得”甚或“应该”花费时间和精力从事的事情，从而解除我们对于这些事情近乎义务一般的、被假定应该拥有的欲望。
不过，对于斯洛文尼亚思想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相关分析的拙劣学舌，还是就此打住吧。如果“吃播”现象仅仅是（例如）“罐头笑声”的另一种呈现，那么它就不值得我们分析；如果“吃播”意味着别的什么，那么似乎我们就得将它作为一种独特的当代文化现象做出专门的探讨。事实上，就“吃播”的广泛传播和所拥有的广大受众而言，它也的的确确可以成为当今的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单独讨论的对象。然而，让我们退一步，提出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通过分析和研究“吃播”，我们究竟希望借此探讨什么问题？换句话说，是否的确存在某个只有通过探究“吃播”才能得以揭示的重要问题？——更确切地说，我想先迂回地、貌似离题地谈论一下自己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文化研究所感到的困惑。
毋须多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网络信息社会的普及，以往所谓的“大众文化
东浩纪，《可修正性的哲学》（『訂正可能性の哲学』），Genron出版社，2023，364页。
日本思想家东浩纪（Azuma Hiroki）在2017年出版了《观光客的哲学》后，于近日出版了一本题为《可修正性的哲学》的“续篇”。如果说《观光客的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在于通过“游客”这一范畴设想一种非敌非友的存在者，从而为思考政治性和共同体等问题提供启发，那么《可修正的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可以说是通过“可修正性”这一概念来设想共同体接纳“他者”、同时又保持共同体成员的主体性的方式。
在整本书的开头，东浩纪重新阐释了《观光客的哲学》中涉及的“家族”和“游客”的关联，或更准确地说，重新将“家族”从一种封闭的、实质性的、必然的关系，激进地阐释为一种开放的、非实质性的、偶然的关系。借助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的概念，东浩纪指出，“家族”恰恰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松散而偶然的、总是可以被“回溯性修正”的关系：“由于游戏没有本质，说话者就不自觉地从一种游戏过渡到另一种游戏。这是语言游戏的核心主张，而维特根斯坦在这里为了给这种不可避免的过渡提供依据，提出了‘家族相似性’的说法。换言之，在这种用法中，家族的比喻并不意味着共同体的封闭，毋宁说意味着共同体无法封闭”。不过，东浩纪试图强调的不仅仅是“家族”的开放性和偶然性，更是任何共同体在这种偶然的、非实质性的关联中仍然可以维持自身而不至于解体的事实。换句话说，重要的并不是（例如）“共同体通过何种方式接纳了一个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他者”，而是下面这个看似有些吊诡的问题：即“家族相似性”这个概念同样是我们为了解释共同体何以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仍然维系着其同一性的事实时回溯性地确立的范畴。“一切规则、一切意义的一贯性，不过是依赖于由此产生的行为、由未来的他者的判断所回溯性地产生的东西”。东浩纪将这种回溯性的确认定义为“修正”，而共同体的持续不过就是这种回溯性的修正的连续。
星野太，《食客论》，讲谈社，2023，272页，目前尚无中译本。
“我不擅长与他人共同生活。”这是批评家星野太（Hoshino Futoshi）在其近著《食客论》开篇写下的第一句话。这句奇特的开场白明确地提示了这部著作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正如作者在书中多次指出的那样，“共生”或“共存”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语词，不仅在政治和思想领域被视为一种理想或价值，也指向对于种种社会歧视、不公和不平等的消除，包含着对于所谓“求同存异”乃至“互惠互利”的追求；然而，这种将“共生”视为理想的做法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事实上我们无法单独生存。换言之，“共生与其说是高迈的理想，它首先是我们无法抵抗的现实”。作为社会性的存在，我们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他者——他人、动物、植物、微生物、无机物乃至病毒——共同生存。“如果要围绕共生来提问的话，那么必须提出的疑问句是：如何共生？”
如何共生——这既是一个规范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描述性的问题。它涉及的首先不是一种有待实现的理想状态，而是无法摆脱的现状：既然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与他者的共存状态之中，准确勾勒这种共同生存的方式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重要性。而正是在描述性的意义上，“如何共生”这个问题被星野翻译为“食客”的问题。
这里所谓“食客”，意思不是当今中文语境中泛指的吃东西的人，而更接近于古汉语中的“门客”，即寄宿或寄食在他人家中的人。作者认为，“食客”可以对应
自从Covid-19病毒于2020年初开始在中国、继而在全球范围内大爆发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年。在这三年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针对疫情以及各地采取的对策，在公共和私下的场合也早已有了不计其数的讨论。就我所在的日本东京来说，从2020年4月左右第一次宣告“紧急事态”时峰值在两百人上下的每日感染人数，到如今（也许迎来新一轮峰值）每日感染人数均突破一万，人们似乎早已接受了与病毒共存的日常生活。甚至每到周末，在涩谷街头便能看到反对疫苗、反对戴口罩的一些激进人士，或是聚集在“忠犬八公”雕像前进行演说，或是举着横幅游行——当然，需要补充的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每当迎来新一轮感染高峰，这些人便无影无踪，也许是居家“自肃”了。
我相信，至少在日本社会，真正以无所谓的态度、甚至以“阴谋论”的态度看待疫情的人，只是极少数。尽管晚上八点以后的“禁酒令”早已撤销，公共场所需要保持一米左右的社交距离的规定也不再得到严格执行——事实上，这些对于阻断奥米克戎变异株的传播而言，无一不是收效甚微的举措——尽管东京都核酸检测的阳性率已经超过三成，但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人们也依然佩戴着口罩，随身携带着免洗消毒液。换言之，在这里，针对Covid-19病毒，人们似乎正在将“不得不与之共存”的事实转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个特殊的语境下，上映于
正如“好莱坞大片”那样，当代日本恐怖电影（“Jホラー”）已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本类型而被接受和分析，尽管在战后日本大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恐怖电影在市场上集中呈现并得到广泛消费，乃至影响力波及海外，是相对晚近的一个现象。其中，上映于1998年的《午夜凶铃》和上映于2003年的电影版《咒怨》堪称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现象级文本。这不仅是因为两者在当代日本恐怖电影史上影响巨大并衍生了一系列“续作”（2016年两者甚至“联动”催生了一部名为《贞子大战伽椰子》的影片），更是因为在我看来，两者表征了两种并不排斥、却判然有别的社会—历史状况，从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读作关于当代日本社会的文学寓言。
首先，无需赘言，《午夜凶铃》为此后一系列日本国内外的恐怖电影提供了一个将被反复利用的母题：通过某种技术性道具（录像带、磁带、网络影像等等），某个诅咒得以传播；而消除或降低自身诅咒的方式，则是通过寻找其他受众来分摊或转嫁诅咒。今年一时为人热议的台湾恐怖电影《咒》基本上也延续了这种叙事模式。事实上，《午夜凶铃》的叙事模式本身可以视作1960年代以来出现于日本社会的一系列都市传说的某种变奏。简言之，这里呈现出来的重要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性道具本身，而在于它所引起的诅咒所划出的生活世界的“内/外”边界。
在讨论战后日本社会的都市传说时，研究者们往往会强调
在网络视频高度普及的当下，利用电脑或手机在线观看电影和视频早已成为许多人的一项生活习惯。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用1.5倍速乃至2倍速观看视频，或是利用浏览器提供的“前进10秒”等功能，跳过不想看的片段。针对这一越来越普遍的观看习惯，日本专栏作家稻田丰史写了一本题为《用倍速看电影的人们：电影解说·剧透——内容消费的当下形态》（光文社新书，2022）的小书，试图解释这种新奇的观剧模式。
的确，乍看之下，用倍速或跳过某些片段的方式观看一部影视作品的习惯，显得有些匪夷所思：原本时长两个小时的电影，为什么需要用两倍速来抓紧时间看完？如果说要省时间的话，直接选择不看不就可以了吗？在这本书中，稻田还列举了一系列与“倍速观看”相关的习惯：提前在各类网站上了解剧情和结局，再去观看作品本身。最极端的情形是：在无意间看了某部电视剧的第一集后感到很有意思，于是马上去查该电视剧据以改变的原作漫画——但不是去看漫画，而是去网上搜索关于该漫画的剧情介绍和结局。据稻田的调查，在当今日本社会的年轻人中间，用倍速或跳跃的方式观看影视作品和视频的比例已经超过七成。这种现象何以发生，又透露了关于当代社会的何种信息？
稻田仿照“倍速观看”的模式，在引言中就告诉了读者答案。在他看来，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点：首先，随着视频网站的完善和迅速发展，消费者如今接触影视作品已经变得前所未有地便利。确实，以往用录像带或
千叶雅也，《当代思想入门》（『現代思想入門』），讲谈社，2022，目前尚无中译本。
在当今日本学界以德勒兹研究而闻名的千叶雅也(Chiba Masaya)，继出版了一系列“轻度哲学随笔”类型的著作以及一部散文集和一部长篇小说之后，今年又在“讲谈社当代新书”系列出版了一本文类上或许属于“传统学院派”著作的小书，即《当代思想入门》。这部面向一般读者介绍二十世纪法国理论的入门类书籍，出版两个月便已二次印刷，并在各类书籍热销榜上名列前茅，甚至出现在了地铁车厢的广告中。当然，这次多少令人有些意外的畅销并不意味着如今日本的普通读者对于所谓“当代思想”或“法国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毕竟“买畅销书”和“读书”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而将一本书从一开始就包装为“畅销书”，则更多关系到出版社和书店的营销策略。
但无论如何，千叶雅也无疑是抱着向大多数没有接触过法国理论的读者进行“科普”的目的而写作这本书的——他甚至将自己的这本“入门”著作称作“为了[其他]入门而准备的入门”，“为了[其他]入门书而准备的入门书”。这一自我定位也就解释了整本书在写作方式上采取的策略，即并不着眼于完整而系统地介绍书中出现的思想家，而是以明快和朴实的语言将几位思想家的核心论述和方法重新整理和提炼，以便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最基础的思想准备，让他们由此契机而开始阅读其他介绍性的书籍、乃至阅读原著。擅长“轻度哲学随笔”写作的千叶雅也，甚至在全书最后的附录部分以“手把手”的方式向读者示范了面对晦涩、修辞繁复的理论著作，应该采取何种阅读策略。确实，在针对几段德勒兹和德里达的原文的讲解和改写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作者对于讨论对象的周到理解。
国分功一郎、千叶雅也，《语言消灭之前》（『言語が消滅する前に』），幻冬舍新书，2021，目前尚无中译本。
当今日本学界以研究当代西方思想闻名的青年学者国分功一郎（Kokubun Koichiro）和千叶雅也（Chiba Masaya）近日出版的对话录《语言消灭之前》收录了两人过去四年内进行的五次公开场合的讨论，内容不仅涉及双方各自出版的两部学术畅销书（国分功一郎的《中动态的世界》和千叶雅也的《学习的哲学》），更广泛地延伸到“情动”、民粹主义、所谓“证据主义”、SNS的交流方式等话题。虽然千叶雅也在“后记”中将全书基调确定在“语言”问题上，但整部对话录呈现了多重关切和多种问题意识。
在两人看来，“语言”问题作为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的核心关切之一，正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失去其曾经扮演的角色：语言越来越不再被视作是规定人的存在方式的因素。具体表现有二：第一，与二十世纪诸多思想家强调的、语言的“物质性”存在不同，如今人们似乎逐渐回归到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词与物》中谈及的“古典时期”的语言观，即仅仅将语言视作透明的、工具性的、直接传达意义内容的媒介，越来越不重视语言本身的厚度。第二，与之相关，语言厚度的消失在SNS等交流场合则表现为所谓“隐喻”层面的消失——一方面，网络的瞬时性使得人们不假思索地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即时感受（乃至表达自己的“无意识”）；另一方面，“表情包”等交流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不借助语言而完成交流的可能性。两位作者认为，这一状况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在充斥着“情动”的网络空间内，留给人们做出反省和反刍的时间越来越少，使得日常交流反而变得愈发贫瘠。
大塚英志，《新物语消费论——历史·阴谋·劳动·异化》，星海社，2021，目前尚无中译本。
1980年代末，评论家大塚英志出版了著名的《物语消费论》一书，通过援引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后现代”理论家的论述，试图阐述当时日本社会正在发生的一种新的消费现象。他着重分析了当时热卖的一款巧克力零食，这种零食每包都附赠一张小卡片，上面有特定的人物形象及其相关介绍。消费者通过收集卡片，可以推断这些人物形象背后的“宏大叙事”，并以此为基础自行展开叙事的想象和创作。书中，大塚对这款零食引发的消费狂热给出了相对乐观的阐述：消费者将取代创作者的独占性位置，在统一性、规范性的“宏大叙事”不再奏效的历史语境下，通过自己的“物语消费”来创造和享受自己的叙事。而当时在所谓“亚文化”领域方兴未艾的“同人创作”或“二次创作”市场，似乎正印证着这样一种玫瑰色的乌托邦社会的到来。
但是，正如所有被期待的乌托邦最终都自证为反乌托邦，“物语消费论”所设想的以消费者的自行创作为特征的“民主”也并没有成为历史现实。恰恰相反，同样以“亚文化”领域的“同人创作”为例，事实上发生的情况是：以每年两次的
中村淳彦，《东京贫困女子。》中文译本已于202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者：傅栩。
2019年，擅长撰写以“社会边缘女性”——风俗小姐、AV女演员、非法卖淫的女大学生等等——为题材的所谓“非虚构作品”的中村淳彦，出版了一部在日本颇为热销、甚至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国内得到不少好评的著作，并为之起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书名：《东京贫困女子。》（东洋经济新报社）。据说，这部著作源于“东洋经济在线”网站策划的一个名为“挣扎于贫困中的女性的现实”的专题报道，中村和一位同事以此为中心，专门寻找周围那些陷于贫困的女性，对她们进行采访。整部著作就是由这些采访构成，虽然进行了章节划分，但其实各章之间没有太大的联系；将各章分割并串接起来的，仅仅是受访女性的不同身份。
在这部书写女性苦难的著作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形形色色的“东京贫困女子”：女大学生、离婚后独自抚养孩子的女性、精神疾病患者、非正规劳动者、单身的中高龄女性，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要以纪实的方式展现这些女性的人生，据作者自己说，是为了让读者亲眼见证这些平时被媒体的再现所遮蔽的角落：
由种种要因缠绕在一起而形成的贫困，是单靠数据无法测量的每个个人的苦难史。可以说，我们有必要尽可能多地目击单独的个案。
的确，无论是失业人口统计还是中学辍学率统计，都无法让我们看到每个个体的真实苦难。让这些个体的苦难以不可化约的形式呈现出来，或许本身就是一件有
雅克·朗西埃，《无知的教师：智力解放五讲》中文译本已于2020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赵子龙。
柄谷行人，《探究I》，講談社学術文庫，1992，目前尚未有中文译本。
法国思想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在其颇具争议的《无知的教师》（1987）一书中，提到了一个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教育的“原初场景”的教学实践：在19世纪初，一位名为约瑟夫·雅科托（Joseph Jacotot）的教师到比利时鲁汶大学负责教授法语，由于不通学生的母语，他所做的全部教学努力就是让全班同学读一本双语对照的小说《忒勒马克》（Telemaque）。但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学生最终居然通过完全自学而习得了法语。朗西埃由此受到启发，将这种教学视作他所谓具有解放意义的“普遍教育”的原型，并把它和一般意义上教师单方面向学生讲授知识的“解释式”（explicatory）教学方式对立起来。朗西埃认为，雅科托“不教而教”的教学方式与“解释式”教学的差异，根本上不在于方法论上的不同（毕竟雅科托的“教学”几乎谈不上任何“方法”），而是教学起点或预设上的不同：雅科托的做法，假定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智性平等，教师的作用只是在意志上对学生加以监督。与此相对，“解释式”教学则在前提上划出了一条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智性鸿沟，并生产出一种假象，仿佛学生通过学习可以最终填补这一鸿沟。在这一前提下，教师的话语天然具有优越性，占据着拉康所谓“被认为无所不知的主体”的位置。朗西埃在“解释式”教学方式中，辨认出社会权力关系的展布：
如今，“女仆咖啡店”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文化现象，也早已不是日本特有的产物。它和逛手办店、买动漫周边一样，都是游客体验以秋叶原为代表的日本“二次元文化”或“宅文化”的一部分。一般而言，出入女仆咖啡店的顾客在店内所做的，除了吃饭喝茶之外，无非就是和“女仆”玩玩桌游、聊聊天。然而，在“正派人”眼里，女仆咖啡店显得很不健康，至少绝对称不上是正常的休闲场所。这种直觉固然带有偏见的成分（这种偏见中经常混杂着对于所谓“二次元文化”的总体偏见），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这里的“不健康”倒不是因为女仆咖啡店包含什么“软色情”——毋宁说，女仆咖啡店显得“不健康”的症结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以扭曲的形式透支了正常人际关系所包含的对他人的伦理承诺（commitment）。
作为一种特殊的日本亚文化形态，女仆咖啡店的起源要追溯到1997年发售的一款美少女恋爱游戏《欢迎来到Pia Carrot!!》（Pia♡キャロットへようこそ!!2）。2005年，随着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电车男》的播出，剧中主人公经常光顾的女仆咖啡店也成为焦点，吸引了不少本身并非“御宅族”的人们前往。据统计，2005年夏，秋叶原的女仆咖啡店数量在15家左右，而这一数字到了2007年夏天达到了59家之多。正是这一年，“萌”入选了当年日本社会的流行语，而女仆咖啡店则被视为“萌”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当时的女仆咖啡店热潮之际，女仆咖啡店的“研究者”们也开始做出种种空洞的内部区分，例如各个店铺被按风格分为“治愈系”、“萌系”等等，甚至还分出“左派”和“右派”。但另一方面，进入2010年代以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哪怕在秋叶原，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女仆咖啡店开始纷纷倒闭。就像所有昙花一现的流行文化现象一样，伴随着2005年流行语“萌”而一时间夺人眼球的女仆咖啡店，似乎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光不再。
关于“EVA”（福音战士），能说的和已经说的都太多了。而自从新的剧场版企划以来，我们似乎又遇到了熟悉的真嗣、熟悉的困境、熟悉的母题。还是“母性的反乌托邦”，还是“父之法”，还是“世界系”。直到这一部《终》。
3月8日在日本正式上映的这部“新·福音战士”系列最新剧场版虽然也有许多花里胡哨的镜头和设定，但表达的意思自始至终都非常显豁，显豁到让人有一种“是不是借的场地快下班了，得赶紧演完？”的烂尾之感。一如1995年开始播出的TV版，以及同属“新·福音战士”系列的2012年剧场版《Q》里为人们津津乐道、孜孜钻研的故事设定——复杂的宗教背景、“人类补完计划”的具体环节等等——在我看来（！）并不影响《终》想要表达的内容。让我直截了当地说，这部影片是庵野向他当年批判的“御宅族”们的致敬。
TV版的《EVA》，可以算是对1990年代“御宅族”的反讽和批判。在评论家宇野常宽（Tsunehiro Uno）所谓“母性的反乌托邦”——不管你多么失败，总会有一个母亲般的女性无条件地接受你、爱你——的母题下，《EVA》的两个女主角分别用不同方式拒绝了真嗣：在明日香，是直接的拒绝，尤其是延续TV版情节的老剧场版《真心为你》（1997）的结尾处明日香的那句“真恶心”；在绫波丽，则更是恶趣味般的拒绝：你不是渴望母亲吗？好，这就给你，而且不止一个母亲，成千上万个复制体全是你的母亲，唯独你无法期待她对你有独一无二的感情。“拒绝成长”的真嗣，则在《真心为你》最后以夸张的方式进行自我主张：如果成长意味着无法承受的责任、意味着回应别人对自己的各种期待、意味着听从毫无道理的命令，那不如另造一个世界来得更容易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