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乌谷昌幸，《身边的阴谋论》，講談社現代新書，2025，208页。
平日经常网“冲浪”的人们，恐怕或多或少都听说甚至了解过下面这些传闻：2020年美国大选是民主党舞弊的结果；“9·11”是布什政府自导自演的一出悲剧；现代世界的金融体系由一个庞大的犹太精英组织操纵；城市里所有的鸟类都被政府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亚里士多德是被杜撰出来的哲学家……毫无疑问，一般认为这些形形色色的传闻或说法体现了“阴谋论”的思考方式，或者多多少少都跟“阴谋论”沾点边。并不夸张地说，在信息密度极高、更迭极快的当今互联网社会，“阴谋论”的生产和传播速度相较以前的时代已经有了指数级的增长。而且，类似2021年1月6日发生于美国的国会山骚乱事件这样的极端事例表明，“阴谋论”在如今人们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早已不再是局限于小圈子内部供消遣和娱乐的谈资，而是实实在在地产生了深远的现实影响。人们每天在社交媒体上接触的各色传闻，一方面形塑着每个人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对于自身所处的共同体的意见，另一方面也要求政治家、媒体从业者、学者等等对于公众的关切及时进行反馈、分析和回应。
庆应义塾大学政治学教授乌谷昌幸的近著《身边的阴谋论》（講談社現代新書，2025年）便试图剖析盛行于当代社会的阴谋论、尤其是政治阴谋论的成因，分析对阴谋论深信不疑的人们的心理动机及其社会土壤。这本书的腰封上赫然写着两个问题：阴谋论是从哪里产生的？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十足的理由期待，乌谷教授的这本著作不仅可以让我们辩别什么是阴谋论、什么是真相，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让我们说服自己身边的那些信奉阴谋论的朋友乃至家人，将他们引向理性和真理的康庄大道。
然而，很遗憾的是，我认为这本著作非但没有能够实现上述期待，甚至在相当程度上鼓吹和强化了一种对于社交平台的固有偏见——一种并不少见也并不新鲜的、缺乏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偏见。对于盛行于当代社会的形形色色的阴谋论，这本书所能起到的作用若非火上浇油，至多也不过是振翅洒水。此话怎讲？
首先，究竟什么是“阴谋论”？众所周知，至少在汉语和日语的使用中，“阴谋论”都算不上是一个中性的说法。如果我说某人对于一个事件的解释属于“阴谋论”，那么我不但用这个称呼否定了对方坚信不疑的某种隐藏在事物表面底下的、不为人知的“阴谋”，否定了对方相信或建立的事物之间的因果关联，更重要的是，我用“阴谋论”这个称呼直接否定了进一步讨论和交流的可能性，甚至表达了我的某种轻蔑和优越感。在这个意义上，用“阴谋论”一词指称某个说法，无异于说它是“胡扯”。
不过，这层含义并不在乌谷教授的考察范围之内，尽管乌谷教授在书中谈及具体的“阴谋论”事例时，不乏“荒唐无稽”“难以置信”等体现自我优越性的措辞。不管怎么说，在《身边的阴谋论》中，乌谷对于“阴谋论”一词给出了三次界定。在此，让我们将它们引用如下：
“阴谋论指的是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即以模糊的理由为依据，将社会上出现的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某些人的阴谋。”（第3页）
“阴谋论指的是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即以模糊的理由为依据，将事件的原因归结为某些人的阴谋。”（第20页）
“‘阴谋’指的是现实中计划和实行的狡诈，而“阴谋论”指的是一种思考方式，即将社会上的事件全部都视为由某些人策划组织的阴谋。”（第38页）
乍看之下，上述三个界定似乎没什么区别。但在细微的措辞差异中往往隐藏着不易发现的问题，哪怕作者本人可能不会强调或在意这些问题（但愿这种观察不会被乌谷教授当成一种“阴谋论”式的解读）：第一，为了将“阴谋论”区别于“阴谋”，乌谷在第三个界定中给阴谋论加上了“全部”这个全称式的修饰，但也正因如此取消了论述的力度甚至针对性——我们不需要实证主义的考察或田野调查就能知道，没有人会认为“社会上的事件全部”都是某些人出于特定意图促成的结果。例如，以乌谷在书中反复提及的事件为例，特朗普的热烈支持者或许会相信2020年美国大选舞弊的说法，但同一个人未必会同意2024年特朗普遭遇的暗杀袭击乃是民主党的布置——顺带一提，倒是有不少民主党的支持者相信了“这一切都是特朗普的自导自演”的阴谋论。认为一个人只要相信了某个阴谋论，就很大概率或肯定会相信其他所有盛行的阴谋论——乌谷教授无疑如此确信，因为“很多调查都显示了这一点”——这种看法即便不是出于学者的傲慢，也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偏见。
不过，对于我们的论述而言，更重要的是与上述三个界定相关的第二个细微差异：在第一个界定中，乌谷将阴谋论涉及的对象称作“社会上出现的问题”，而在后两个界定中，这一表述被改写为“（社会上的）事件”。
当然，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问题”和“事件”的区别并不总是泾渭分明，很多时候两者的确混在一起。尽管如此，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恐怖袭击固然是一次事件，但它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则无法被还原或化约为这次特殊的事件。（恐怕只有阴谋论者会这么做。）而在另一些情况下，针对“社会上出现的问题”的阴谋论和针对“社会上的事件”的阴谋论——甚至我们可以补充说，针对某些“社会现象”的阴谋论——很可能有着不同的温度和强度，而人们对它们的关切和投入程度也可能天差地别。例如，相信制药公司以牟利为目的向人们兜售许多其实对健康有害的药物，和相信世界上各国政要其实都是以地球人形象出现的外星人，这两种说法或许都可以被归入“阴谋论”范畴，但即使真有那么一个对两种说法都深信不疑的人，这两种说法对此人生活的实际影响恐怕也不可一概而论。
在这里，我们就得说到乌谷教授在这本著作中提到的两个涉及阴谋论成因的关键假设。在乌谷看来，阴谋论得以产生的原因有二：第一，人们有一种欲望，想要以简单的方式对世界做出解释；第二，自己非常重要的东西遭到了“剥夺”，这种感觉是阴谋论的诱因。接下来，我想先讨论第一个原因，并在文章最后部分讨论第二个原因。
关于第一个原因，乌谷进一步写道：“人类的精神无法忍耐真实的现实，不断需要‘意义’这种缓冲剂，不但寻求‘叙事’。极端地说，阴谋论这种叙事同样来自人类精神的根源性的脆弱”（第26页；强调为引者所加）。可是，如果阴谋论的产生、传播和影响根本上与“人类精神”的本质休戚相关，如果阴谋论与人们对于“叙事”“意义”的寻求密不可分，那么阴谋论就不仅不是人类生活中无关痛痒的噪音，恰恰相反，它构成了古往今来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次事件，某个非洲国家的一场洪灾造成了数千人伤亡，可能被我理解为仅仅是一种偶然；但发生在我身边的洪灾，则很可能促使我将它和一系列社会问题关联起来。不是因为我天生容易相信阴谋论，而是因为我需要一些说法和解释来帮助我理解周围世界的动荡。
更重要的是，事实上在乌谷看来，“阴谋论式的思考”在政治生活层面也并不是一种必须铲除的恶，反而往往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对于政治家和精英的不道德感到愤怒，这种感情如果与自己想要成为善良市民的规范意识相结合，那么阴谋论式的思考甚至就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即支撑人们的自尊心、托起公共的秩序。”（第4页）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阴谋论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并不取决于阴谋论的特定内容，而取决于一般人对于“政治家和精英的不道德”所感到的愤怒。这种愤怒具有正当性。不过，乌谷教授并没有对何谓“规范意识”或“善良市民”做出解释或界定，以至于在他反复提及的关于当代美国政治的极端分裂的状况中，特朗普的支持者似乎总是已经被排除在“善良市民的规范意识”之外，而他们的愤怒似乎也仅仅成为特朗普的“阴谋论政治”的燃料。与之相对，乌谷在书中对于特朗普的反对者的描绘则颇为动情。——当然了，对于一部考察“阴谋论”成因、动机和影响的著作而言，以及对于这篇书评而言，乌谷教授本人的政治立场没有任何重要性。我之所以引用上面这段话，是因为乌谷紧接着写道：
“但是，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阴谋论对现实社会产生的影响已经逐渐无法忽视了。”（第4页）
换言之，“阴谋论”本身成为一项需要特别讨论的议题，乃至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源于“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发生的变化。更具体而言，这一变化和美国政治在过去十几年里形成的两党极端对立、选民之间视同水火的现象密不可分。乌谷坦言道，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日本政治学者都认为，美国的两党式民主是民主政治的最佳方案，日本也应该向美国学习；然而，如今美国政治愈演愈烈的极端化趋势让他感到，这种认识本身或许从根本上出了问题。而正是在这样一种认知框架的自我调整的过程中，乌谷将注意力放在了他所谓的特朗普的“阴谋论政治”上——简单而言，即放大既有的政治阴谋论话语，投其所好式地向选民做出各种民粹主义承诺，以及将自己扮演为和既有利益集团乃至“深层政府”斗争的英雄，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乌谷的讨论范围之内，解开当代“阴谋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解释过去十几年里美国政治发生变化的契机和根源。（毫无疑问，乌谷教授并不会给特朗普一个人以改变美国政治格局的殊荣。）
然而，在这个关键点上，乌谷没有做出任何分析，仅仅写下了一句感想：“关于近年来美国的政治分裂的话题，意识到的话，会发现已经理所当然地在讨论了，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拐点”。换句话说，尽管阴谋论在过去十几年里逐渐从一种噪音般的、甚至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存在，变成了一种对现实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当然主要是负面影响）、无法忽视的存在，但关于这一转变何时发生、为何发生的问题，却在乌谷的讨论中付诸阙如。
不过，我马上要对此做出补充：如果直言这个关键问题在这本书中付诸阙如，那会是一个并不公允的论断。这么说是因为，虽然乌谷没有对于美国政治的变化给出明确说法，却的确给出了另一个相对明确的说法，用以解释当代社会中阴谋论的横行。还是以有关2020年美国大选舞弊的“阴谋论”为例：乌谷指出，自己能够断定这种说法是彻头彻尾的“阴谋论”，凭靠的是美国司法部和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所显示的报告和判断，而这些政府机构是“足资凭信的权威”。乌谷当然知道，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而言，这些在民主党执政时期完成的报告不足为信，反而更进一步显示了自己的弱势地位，显示了美国官僚政治的腐败。对此，乌谷写道：
“如今阴谋论之所以横行，是因为本来具有将实际的政治阴谋和阴谋论区别开来的权限和能力的各种制度都已经无法作为认识论的权威发挥作用了。”（第47页）
应该说，这一喟叹不仅是针对美国社会做出的，更是针对一种全球性的政治和文化状况而做出的。那么，为什么这些原本被认为具有信誉和权威、足以判断是非真伪的机构或制度，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发挥作用？乌谷在书中多次指出，根本问题出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例如，乌谷在下面两段话中将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进行对比，暗示两者的差异不仅涉及技术实现方式、传播方式、速度、普及程度，而且涉及真伪之辩——或者说，正是当代社交媒体的泛滥，为阴谋论提供了迅速生长的温床：
“电视和报纸等主要媒体通常不可能大肆报道阴谋论。以传达事实为己任的报道机构，不会被允许大肆报道阴谋论。”（第53页）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谁都可以简单成为消息发起者的环境形成了。网民已经不再仅仅等着新型阴谋论传到自己这里。网民自己也作为消息发起者，积极宣传新的阴谋论消息。”（第53-54页）
毋须多言，乌谷的上述见解并不新颖，更算不上是非精通当代政治学的大学教授便无法洞察的真知灼见；毋宁说，这种意见早已是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上被不断重复的一种老生常谈。在将传统媒体的职能规定为“传达事实”、将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贬斥为一个又一个的“阴谋论”之后，乌谷教授痛心疾首地写道：“现实将虚构予以打破、瓦解——这种通常的社会职能正在丧失”。然而，将社交媒体全盘等同于阴谋论的老巢，而将电视和报纸的报道树立为“以传达事实为己任的报道机构”的形象，并进而得出结论认为正是社交媒体之恶摧毁了普通人的常识、瓦解了权威机构的公信力，这种论述难道不是另一种“阴谋论”？难道我们还需要提醒乌谷教授，意识形态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难道我们还要提醒乌谷教授留心福柯有关话语和权力的阐述？
当然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也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同样地，对真理和正义充满关怀的乌谷教授不可能看不到，愿意相信各种政治阴谋论的人们怀揣的心理动机，也许和阴谋论的具体内容相去甚远。正是在这里，我们要考察一下乌谷关于阴谋论成因所提出的第二个假设：人们相信或寻求阴谋论，是出于一种被剥夺感。乌谷对此写道：
“在严肃批判阴谋论主张的错误之处的同时，不应该对形成阴谋论式游行的参与者们的剥夺感置若罔闻。…如何思考这种深层的东西，媒体和政治的相关人员要具体地应对，嘲笑和无视的态度只会让问题状况恶化。”（第181页）
这段话所针对的社会现象，是日本社会自2024年以来愈演愈烈的要求废除财政部的民众游行。这些游行当然反映了民众对于物价上升、米价居高不下、政府不作为并拒绝减税等问题的不满情绪。然而，在乌谷教授看来，这一系列游行不过是“脱离现实的阴谋论主张”，并做出了一个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分析：“当这种脱离现实的阴谋论主张在没有被政党等组织武器化的情况下出现的时候，就必然会变成这种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面对这种分析，实在很难说究竟是游行的参与者脱离现实，还是乌谷教授更脱离现实。
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苛责乌谷教授，更不意味着我选择站在“阴谋论”的一边（当然了，说到底没有人会认为自己站在“阴谋论”一边反对真相），而是我认为乌谷教授对于“废除财政部”游行的论断偏离了他为自己设定的问题框架。在提到这一系列游行之前，乌谷如此写道：“在阴谋论欲望得到解放的当今社会，阴谋论已经变成了无法忽视的‘民意’，往后会愈发在民主政治中主张自身的存在”。阴谋论变成一种民意，这当然不是说政治家和专家学者应该讨论（例如）是否要真的废除财政部，而是说民意通过阴谋论这种曲折的方式体现出来——为什么要通过曲折的方式？因为充斥于传统媒体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的普遍性价值、权威性措辞、斩钉截铁的论断，不仅对社会的问题和民众的关切置若罔闻，甚至将它们作为伪问题、作为满腹牢骚、作为误解误认、甚至作为阴谋论予以打发，不是吗？
具有症候意义的是，就在将阴谋论和民意联系在一起之后，乌谷教授紧接着写道：
“尤其在阴谋论政治的问题上，有必要注意的是，这种充满被剥夺感的人们的愤怒情感将会如何被某些人动员到政党政治的框架之中。……作为民意的阴谋论将会被谁进行组织化，这一点今后必须被更多的人密切监视。”（第178页）
这段话表明，乌谷教授的关切其实并不在于民意本身，甚至也不在于“被剥夺感”和由此产生的愤怒——尽管如上文所见，这种针对政治家和精英群体的愤怒感情本身可能有其正当性——而仅仅在于民意如何可能在政治的意义上被动员和利用。在此，乌谷教授仿佛既定秩序的看门人，密切监视、筛选、排除各种有可能被动员起来的舆论和公众情绪，防范于未然。
写到这里，在钦佩于乌谷教授作为学者的客观严谨的同时，我也不由想起鲁迅早年写下的一句话：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文／ 王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