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是川夕，《日本的移民》，筑摩新书，2025，256页，目前尚无中译本。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逐步消退，世界各国都在文化、思想、政治上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保守化倾向。在由此产生的诸多社会性议题中，外来移民的问题无疑是非常显著的一个。尤其是随着特朗普重新执掌美国政治，美国内外的社交平台上针对非法移民的讨论更是容易迅速升温或转变为政治立场定性乃至甄别敌我式的对峙，无论参与者自身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在日本的舆论环境中，由疫情影响所导致的物价上涨、年轻人和上一世代之间的收入差距，加上执政党自民党的贪污丑闻和一部分立场较为保守的自媒体和在野党放大宣传的“库尔德族人”问题，这些都导致外来移民的问题在一般民众眼里，逐渐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社会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担任国际关系部部长、同时兼任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移民政策委员会成员的移民问题专家是川夕（Yu Korekawa），可以说适逢其时地出版了一本题为《日本的移民——如何应对持续增长的外国人？》（筑摩新书，2025）的著作。这本面向大众的启蒙性读物的腰封，赫然用了比标题还大的字号写着：“消除误解和不安”。仿佛是要更明确这里的“误解和不安”的意思，在腰封上同时还列出了四个与移民有关的忧虑：“工作被外国人夺走了”、“买不起房都怪外国人”、“外国人能享受日本的社会保障，太狡猾了”、“外国人来了之后治安变差了”。的确，只要打开X（旧称“推特”），不难发现类似的言论反复出现并不断引来大量转发和附和的评论。不过，在探讨是川的这部著作是否回应（乃至“消除”）了上述“误解和不安”之前，在打开这本旨在“启”你我之“蒙”（毕竟没有多少人能参与经合组织有关移民政策的讨论，也没有多少人能像是川这样为日本政府提出自上而下的移民政策，不是吗？）的著作之前，心平气和的读者都不难发现标题和腰封之间的距离甚至矛盾：腰封上提出的几个代表着“误解和不安”的问题，都是针对移民的吗？“外国人”等于“移民”吗？当然不是。换句话说，即使能够讲清楚日本政府自战后以来的移民政策，乃至像是川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认为“接纳更多的移民势所必至”，这些数据和论断能够回应日本一般民众针对外国人透露出的“误解和不安”吗？
不需要任何人的启蒙，我们凭借常识就能知道，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当然，或许是川作为专家的责任就是打破我们的“常识”并引导我们勇敢走向真理。那么，让我们回到起点，重新审视一下腰封上列出的四个问题。《日本的移民》这部著作是否回答了这些基于误解的担忧或关切？——很遗憾，我认为答案同样是否定的。非但如此，可以说第二个担忧和第四个担忧在这本书中根本没有得到讨论。例如，在治安问题上，针对外国人的偏见无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社交平台上的自媒体对于埼玉县川口地区的“库尔德族人”不遵守各种规范的报道和批评。对此，是川在书中的处理方式如下：“只要理解了外国人来日本的动机和机制，就会明白此类叙事几乎荒唐透顶。即使存在类似的事，那也是非常例外的实例，只是被一部分媒体重复报道，才给人造成了仿佛类似事故频繁发生的印象”。简言之，对于人们的“误解和不安”，是川给出的回应是：荒唐透顶。
当然了，是川在这里向读者做出的承诺是，一旦理解了外国人移民日本的“动机和机制”，就能明白如今社交媒体上被反复炒作的一系列涉及治安、卫生、交通的事件要么“非常例外”，要么纯然属于“荒唐透顶”的“叙事”。不过，外国人来日本、甚至来日本定居，这件事情的“动机”和“机制”显然不是一回事，也不能被混为一谈。事实上，《日本的移民》整本书几乎都在介绍日本政府自战后以来如何接纳和管理外来移民，也就是介绍移民的“机制”。那么，外国人来日本的“动机”是什么呢？换句话说，“移民为什么选择日本”？非常有意思的是，这句话不仅明确出现在了《日本的移民》中，而且是第三章第三小节的标题。然而，是川对于自己设置的这个问题没有给出任何回答，反而是用一堆有关日本在外国人的移民选择中的优势数据表明，在包括亚洲地区在内的各国潜在移民的意向中，日本始终名列前茅。
不仅如此，事实上是川自己也承认，日本政府对于本国移民的生活实情所知甚少，以至于“在各种公共统计调查中，关于外国人口很少有能够明确识别的统计……近年来，在公共统计和调查方面，终于稍微有些进展”。
既然是川未能回答移民的“动机”问题，那么这本书究竟在论述什么呢？从上面提到的问题意识而言，似乎只能是有关移民的“机制”了。的确，是川从一开始就为这部著作设置了一个旨在反驳的明确论题，即认为日本政府“缺乏移民政策”。尽管这一论断和所谓的“排外主义”话语并不能划上等号，但或许也的确构成了需要被纠正的“误解”之一。毕竟，根据是川的说法，
“‘移民政策的缺席’反而会产生一个讽刺的结果，即助长移民政策的缺席。我们如今应该做的是体系性地明确阐述日本迄今为止[在移民政策上]所做的一切，并在此基础上仔细勾勒其中的内在理论。只有如此，反思和今后的改善方向才能明朗起来。”（第23页）
不难发现，列在腰封和前言中的各种“排外主义”式的忧虑和误解，如今都被统一到唯一的一种意见或偏见，即日本政府缺乏明确的移民政策，仿佛“外国人问题”作为一个显豁的社会议题浮出表面，根本上是因为一般民众缺乏对于日本的移民政策的“具体印象”——是川还特意为此取了个意味不明的名称：“语义学层面上的‘移民政策的缺席’”。于是，仿佛只要阐明了日本政府历史上的移民政策，只要告诉读者日本政府在接纳移民的事情上出台了哪些政策和规范，种种甚嚣尘上的“排外主义”话语就能销声匿迹了。
让我们暂且放过这里的逻辑跳跃和概念置换，看一下是川如何“体系性地明确阐述”日本政府从战后到如今的“移民政策”。简言之，在接纳和对待移民的问题上，是川将日本从1945年战败到2025年的历史化为四个阶段：（1）1950—70年代是“管理和排除”的时代；（2）1970—80年代是“内嵌自由主义”的时代；（3）1990—2000年代前半是“劳动移民政策”的初创期；（4）2000年代后半至今是“人口减少下的劳动移民政策”的发展期。很显然，上述分期与其说遵循了某种“范式转化”的逻辑，不如说是对战后历史过程的一次回溯性总结。例如，所谓“管理和排除”的时代，指的是日本战败时必须面对国内滞留的超过两百万的殖民地出身者。对于当时的日本政府以及驻日盟军（GHQ）来说，如何将这些不属于本国公民的、有可能造成社会动乱和威胁的滞留者送回原籍国，构成了当时的“移民政策”的重心，而这一过程也催生了“出入境管理行政（入管行政）”的雏形。在这个意义上，战后第一个阶段的“移民政策”显示的与其说是对于外国人的积极接纳方案和规范，毋宁说是一种消极的、被迫的、临时的应对方式。
到了1970年代的第二阶段，一方面为了应对越南战争所产生的大批从越南乘船偷渡来的外来人口，另一方面则为了应对日本国内的“在日朝鲜人”及其后代围绕公民权利的抗争，日本政府逐渐开始批准难民条约、推动在日外国人享有和本国公民同等地位的社会保障等等，从而实现了是川所谓的“内嵌自由主义”。而当时间来到1990年代，由于非法滞留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例如，根据1993年的统计，当时在日本的162万外国人中约有30万人是非法滞留者——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修订原则上不允许外国人以劳动为理由移居日本的“入管法”：根据1989年修改后的规定，“对于以工作为目的来日本的外国人，分别制定了‘高级技能人才’、‘低级技能人才’、‘非法劳动’等三个类别的对策”。日本政府如今施行的“养成就劳制度”和此前的“技能实习制度”就是处在1989年规定的延长线上。
然而，通过是川的上述勾勒不难看到，日本战后八十年的“移民政策”根本谈不上“体系”，甚至各种追认、弥补、修正、妥协（以及是川本人提到的入管行政的政策性短视问题），反而暴露了日本政府在根本意义上的“移民政策的缺席”。但日本政府的这些足以强化乃至佐证一般民众在对待外国人和移民问题上的“误解和不安”的做法，在是川看来反而是当今日本可以在国际舞台上独占鳌头的依据——例如，是川相当骄傲地写道：
“‘内嵌自由主义’自1990年代以来，通过以技能培养为媒介的移民接纳这一在国际上也颇为独特的形式，带来了永久移民数量的稳步增加。正因如此，在当今排外主义肆虐的国际秩序之下，日本反而成为了唯一一个（可以说几乎是唯一一个）以开放与自由为导向推进移民政策的国家，这一点正体现于2019年设立的可实现永久居留的‘特定技能2号’制度之中。”（第225页）
在本书的其他地方，是川也反复强调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通过“工作路径”接纳外国移民的国家。不过，这一点除了让是川这种为社稷和人类命运殚精竭虑的社会精英（他们又恰好都是自由主义者）感到骄傲和欣慰之外，能恰当地回应一般民众的“误解和不安”吗？例如，看到社交媒体上有关“库尔德族人”的各种负面报道而不敢走夜路的人，会因为读到是川上面这段彰显日本优越性的话而改变自己对于外国人的看法吗？或许更应该问的问题是，是川凭什么认为自己做出的这种论述能够消除民众的“误解和不安”？
答案或许并不复杂。在整本书中，是川动用了各种图表以说明和比较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在移民类型、移民规模和数量、移民来源国与本国的经济关系等数值上的异同，也努力通过数据论证日本继续接纳外来移民的必要性和可欲性。而当他试图驳斥一种颇为流行的偏见——认为如今许多外国人假借留学的名义来日本打黑工——的时候，是川写道：
“如果从国际劳动移民的选项来考虑，就会明白‘留学只是就业的幌子’这一类指责是多么离谱。与其在日本支付不菲的学费、在每周28小时的限制下打着最低工资的零工，不如前往那些不需要学历要求、成本与等待时间都极低、还能一次性获得相当可观现金收入的海湾产油国——那才是理性得多的选择。”（第176-77页；强调为引者所加）
的确，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比做出上述选择更不合理、更为“非理性”的事情了。不过，我在这里想强调的并不是“人是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这种宏大的论题，也不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本身；毋宁说，我想强调的是，在是川高瞻远瞩的政策性视野下，所有人都被平等地化约为了一个个追求经济利益的原子，他们之间没有种族、文化、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差异，甚至没有性别的差异，而只有经济水平和劳动技能（以及与之牢牢绑定的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但是，为什么许多外国人宁愿以“留学”为幌子而来到日本，却不愿意去经济账簿上“合理”得多的“海湾产油国”，这难道不恰恰是是川应该回答的问题吗？（毕竟是川已经通过数据证明了许多人更愿意来日本而不是“海湾产油国”。）在这一关键点上反而将整个问题划入“误解和不安”的范畴，仿佛自己仅仅是在驳斥一个可笑的都市传说，我只能居心叵测地认为，至少是川本人并不住在川口市。（至于是川从许多以“经营签证”移居日本的中国人中看出“创业家精神”，对此我只能说，这会让很多国内的中介笑掉大牙。）
甚至可以说，在是川想象的世界图景中，全球各国按照经济发展水平被同质地划分到一个尺度上，居住于各国的人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劳工市场，他们会根据自己所能获得的信息，以经济理性为原则做出移民或不移民、向哪个国家移民的规划。在这一过程中，保守主义政策和“排外主义”话语纯然是自然灾害一般的障碍，但至少在亚洲范围内，“自由移动圈”的构想最终将是所有人的目标。在我看来，推动是川积极提议日本接纳外来移民的根本动力正是他的这种理想，而不是基于现实状况考量的结果。这么说是因为，是川自己也承认，面对日本社会日趋严重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状况，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通过引入外来移民增加人口并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本来，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并非依靠人口增长，而是明确地归因于生产设备的现代化等资本装备率的提升。今后即使人口减少，也并不意味着经济实力会以同样的比例下降”。在这个意义上，是川有关移民政策的论述，其真正的读者恐怕不是如今对外国人和移民抱持着偏见和忧虑的一般民众，而是和他一样持有“自由移动”理想或愿景的人们。——众所周知，正是这一小撮人的“自由主义理想”，在全球的意义上导致了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的盛行。
最终，我认为《日本的移民》显示了思想上的多重贫瘠：缺乏对于一般民众的担忧的理解，也缺乏对于移民生活的理解。如果是川憧憬的是一个所有人褪去文化、习俗、道德、宗教的身份而唯独在“经济合理性”层面上“共生”的社会，我希望这样一个社会永远不会实现。
文／ 王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