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国分功一郎，《败北于天皇》，新潮新书，2026，224页，目前尚无中译本。
作为国分功一郎“哲学讲话系列”的第三部著作，2026年4月出版的《败北于天皇》将主题从前两部讨论的西方哲学思想转向了“战后日本”或当代日本，涉及的思想家也都是战后日本思想史上的几位重要人物。不过，在学科领域的跨越背后，国分在本书中试图思考和探讨的主题与他迄今为止出版的一系列著作并无差异，也即思考民主主义在当代日本历史中的可能性和限度。
甚至可以说，这个在国分过往的著作中借助许多现代西方思想家得到讨论的议题，终于在这本书中通过对“战后日本”的反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急迫性和现实性。这么说是因为，《败北于天皇》的问题出发点，其实是一个所有日本人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从第二次安倍内阁上台以来，一系列带有违宪色彩的法案逐步落实——如2013年12月通过的《特定秘密保护法》、2014年4月对于《武器输出三原则》的缓和，以及2015年9月成立的和平安全法制，等等——甚至安倍政府（以及当下的日本政府）企图通过修改程序规则来推动修宪，这些无疑属于“对立宪主义的露骨挑战”（第30页）的做法，却往往打着“民选政府”的旗号通行无阻，仿佛只要选举过程符合民主主义的程序正义，那么执政党就可以修改或颁布任何符合其利益的法令。
对于这一局面，国分一方面努力区分“民主主义”和“立宪主义”，强调前者的重心在于“民众创造权力”而后者的重心始终在于“任何权力都要受到约束”，另一方面则不得不感叹：最终挫败安倍政府修宪野心的既不是日本的宪法学界，也不是日本国民，而是当时明仁天皇有关宪法的发言。“为了组织宪法秩序的破坏者安倍晋三的企图，日本国民最终只能仰仗天皇”。由于天皇目前的存在方式和法律地位是由战后日本宪法关于“象征天皇”的第一条所决定的，天皇对于宪法本身的捍卫一方面结构性地内在于战后宪法，另一方面，如今修宪的企图因天皇而遭到挫败的事实，又使得宪法第一条和第九条之间的关系——当年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驻日盟军为了保留天皇制（宪法第一条）而设计的和平原则（宪法第九条）——发生了一次吊诡的颠倒。这一讽刺的事实，便是本书标题“败北于天皇”的含义。国分甚至以极为反讽的口吻，将当下的局面称为“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到达点”：
必须承认，哪怕经历了战后七十年的时间，日本国民还是未能获得捍卫宪法秩序的成熟态度。必须承认仰仗天皇的事实。这就是我认为的“败北于天皇”。……宪法学和国民一道，以对于宪法的成熟为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这既是“败北于天皇”，也是“国民的败北”。（第68页）
换句话说，“败北于天皇”这个没有主语的标题，事实上包含着两层败北：一方面是战后宪法学界的败北，另一方面是日本国民的败北。最终，这两层败北又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这一事实意味着“战后日本制作‘宪法叙事’的尝试在天皇面前失败了”。
不过，“战后日本的宪法叙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此，它指的是（例如）宪法学家宫泽俊义提倡的“八·一五革命”的传说，还是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愿意为之堵上一切的那种“民主主义的虚妄”？都不是。根本而言，我认为在国分的论述中，这种“宪法叙事”更接近一种颇为朴素的启蒙思想。在谈及战后日本宪法学对于一般社会大众的意义时，国分写道：
我认为，战后日本的宪法学中存在着某种文学。战后日本的宪法学不仅仅是法学的一个领域。可以说，日本战后宪法学承担的角色，足以匹敌（例如）小说作为国民文学在明治以降扮演的角色。小说一方面以高度的艺术性为目标，另一方面也渗透到大众中间。战后日本宪法学既保持了高度的专门性，同时也致力于让国民理解宪法的价值。（第19页；比较第51页）
国分没有进一步说明在这里小说作为“国民文学”具体扮演了何种历史角色——譬如究竟是促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的形成，抑或是将某种现代的价值观念和权利意识渗透到民众中间——但有关战后日本宪法学所（应该）承担的功能，国分还是提供了较为清晰明确的解释：“战后的宪法学为了向国民传达宪法所讴歌的价值，就需要某种叙事。这种价值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和平主义和个人主义”。国分暗示说，对于如今的日本社会而言，“立宪主义”甚至比“民主主义”更为重要，因为正是前者规定了“基于宪法实行政治的原则”，并且认定“宪法中写着一些不可侵犯的价值”，这些价值并不是通过所谓民主程序“决定”的对象，而只能是由“国民共有”的、给定的东西。
比如前面提到的“个人主义”。在国分看来，“个人”是战后日本宪法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个概念，因为它将人们不仅从传统社会的等级秩序中、而且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社会规定下解放出来。国分注意到，2012年自民党发表的宪法改正草案中，第十三条“所有国民都作为个人受到尊重”的表述中的“个人”被改写为“人”。对此，国分论述道：
“个人”不同于“人”。在法学中，设想的是一种完全独立于共同体的作为抽象存在者的“个人”。哪怕没有共同体，“个人”也存在着，它和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不同。无论属于哪个共同体，无论出身如何，“在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国民权利上，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利，在立法和其他国政上都要予以最大的尊重”。“个人”这个词是为了表达这一点而存在的。（第53页）
国分对于“个人”的强调在思想脉络上处于启蒙现代性的延长线上，继承的是自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政治思想家论述中的社会契约论传统，即认为“个人”先于共同体而存在并具备固有的能力、想象力、欲望等等。那么，这一有关“个人”或“个人主义”的线索会将国分的论述带到哪里呢？
回到本书的标题，如果“败北于天皇”意味着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本身的败北，意味着宪法学界和全体日本国民的某种败北，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战后宪法学向国民寻求的成熟，为什么迄今都没有实现”？换言之，尽管或正因为日本社会对有关宪法的讨论始终抱有同时期的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关注和热情，为什么“宪法叙事”未能将上述“个人”的理解扎根到民众思想之中，以至于安倍政府可以凭借“民主选举”的招牌为所欲为？
在本书后半部分的论述中，国分通过对于加藤典洋和江腾淳这两位在战后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看来无疑要被划入“民族主义”甚至保守主义阵营的思想家的考察，探讨了其中的原因。借助加藤在形容日本战后社会结构时使用的“扭曲”一词，国分认为，主要有两大因素妨碍了日本国民正视战败的事实和战争责任：第一个因素是驻日盟军的占领，以及战后宪法由美国主导、制订乃至“强加”的事实；第二个因素则是由于没有正确看待和反思战争中的本国死者，由于过于迅速地选择遗忘历史、拥抱所谓民主主义社会所导致的加害者意识的匮乏，甚至认为自己才是被害者。
可以说，上述两点首先造成了“战后文学”的败坏。国分在整本书中始终以奇特的方式讨论文学和宪法学的可类比性，原因恐怕正是在此：一方面，“宪法叙事”的必要性决定了宪法学必须像文学那样在述行的意义上对国民意识发挥作用，也即让民众了解到铭刻在战后宪法中的一系列价值观念的重要性和切身性；另一方面，这种“宪法叙事”只能通过宪法学讨论的方式——或更准确地说，以“启蒙”的方式——传达到一般民众那里，而无法通过文学作品实现。关于这一点，国分以一个颇为复杂的论述结构——通过引述中岛岳志对于江腾淳的引述——表明了他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战后文学”的某种不信任：
政治学家中岛岳志——他研究保守主义，且毫不掩饰自己对江腾的同感——准确地用寥寥数语谈到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战后日本文学顺从地回应了[美军的]言论审查。于是，过去遭到否定，只有进步的东西得到确认。本质性的“纠结”被忽视，只有阶级矛盾得到彰显：
文学只能是这样的东西吗？文学创造难道不是不断将自己和过去重新统一起来的努力吗？对于自身所属的文化的有机整体，不断对自己进行试炼和确认，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和可谓“真正的自我”相遇，不是吗？（江腾淳）（第178-79页）
无论如何，如果一般意义上的“战后文学”早已遗忘了战后日本和战争的关系，甚至臣服于占领军的意识形态控制之下，那么可以说唯有一个作家在万马齐喑或歌舞升平的战后诡谲景象中显得格格不入——这个人就是中野重治：“相对于仅仅期待着全新启程的‘战后文学’的文学家，‘如一身经历二世、一人拥有二身’般生活，并对此丝毫没有含混过去的‘昭和文人’之一就是中野重治”。
毋须多言，将中野从战后文坛的版图中单独拎出来讨论的做法并不少见，而中野作为一个极其独特的“转向”作家和思想家，他对于战争、文学、战败、天皇等问题的思索无疑值得反复讨论。国分对于中野的讨论，应该说并没有超出既有的研究领域和结论，但从其关于“个人”或“个人主义”的问题意识出发，中野撰写的名篇《五勺之酒》可以说提出了一个极有启发意义的问题：在新的宪法颁布之后，天皇是不是一个享有国民权利的“个人”？国分如此写道：“中野让这位校长说的恰恰就是——把天皇这一‘个人’从天皇制中解放出来”。换言之，如果日本民众对于“天皇是否同样是日本国民意义上的‘个人’”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回答，那么他们不仅对于战争与“战后”的关系缺乏认识，更对于“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缺乏认识。
于是，这本从第二次安倍内阁的修宪野心出发的著作，最后抵达了一个或许令人有些意外的终点：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和立宪主义的双重失败，或者说，“宪法叙事”的失败和国民意识的不成熟，其症结在于天皇在战后日本社会和法律中的暧昧身份。国分明确写道：
“天皇制要维持下去，而我们把天皇视为基本人权问题上的例外”——如果国民以某种方式明确认识到这一点，明确说出这一点，那么这将会是日本国民克服“败北于天皇”的第一步。（第185-86页）
我认为，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被暧昧处理，这也是战后宪法学向国民寻求的成熟未能实现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天皇没有被追究责任？”日本国民的这一潜在疑问造成的局面是，国民的被害者意识保留下来，作为加害者的责任遭到了回避。对此不闻不问的日本国民哪天能够亲手把手头的宪法“主体性地接受下来”，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第203页）
应该说，在天皇的存在日益变得自然而然、甚至日本年轻一辈对于天皇的态度本身也日益变得模糊的当下，国分的上述提醒不由让人脱帽致敬。从立宪主义思想在战后日本社会的脆弱性，到“个人主义”观念在国民意识中的稀薄，再到“象征天皇”这一规定下天皇、个人和国民之间的模糊关系，《败北于天皇》较为完整地勾勒了一条论述线索，用以阐释日本民众由于“缺乏对于‘扭曲’的意识”所导致的“败北”。
不过，即使仍然局限在这本书的论述范畴之内，我们还是可以想到一个国分明确提出却最终并未予以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和平主义”。不难发现，“和平主义”和“个人主义”并列，是国分认为铭刻在战后宪法中的不可侵犯的代表性价值之一。但随着论述的展开，“和平主义”的线索不再被提及，最后仅仅留下了“个人”和“个人主义”的线索，哪怕或正是在明仁天皇的发言中，“和平主义”成为重中之重：“战后，日本在联合国军占领下将和平和民主主义作为需要捍卫的重要事项，制定了日本国宪法，实行种种改革，构筑了今天的日本”（2013年12月）。这番发言之所以具有政治上的重量，完全是因为它出自作为“日本的象征和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日本国宪法》第一条）的天皇之口——换言之，恰恰由于“天皇是否是‘个人’”的问题未被明确回答，恰恰由于天皇的政治身份未被确定，这个“国民之外”的“奇妙存在”才发挥了在法律边界外部阻止政府权力暴走的作用，不是吗？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战后天皇制赋予了天皇某种超越于政治权力的“权威”性格乃至监督性质（如大塚英志一度认为的那样）；毋宁说，我的关注点在于，如果暂时悬置战后宪法成立过程中有关第一条和第九条之间的博弈、妥协、计谋、故意的含混和个人的盘算，埋藏在“象征天皇”的暧昧政治身份底下、同时又浮现在明仁天皇的话语表面的这种对于“和平主义”的强调和诉求，难道没有对应于当今日本民众意识乃至无意识中的某种共识？换言之，“和平主义”是否同样必须在“战争和战后的连续性”的脉络中被理解才是有意义的，不然就是无意义的？
关于“和平主义”，国分在书中写道：“恐怕支撑和平主义这一价值的是‘那样的战争很讨厌’的国民感情。感情固然重要，仅此是产生不了认知的”。“那样的战争”当然指的是日本对亚洲各国犯下的侵略和殖民罪行。对于战争的记忆、反思和拒斥固然促使人们珍惜和平，但“和平主义”的支撑或许并不孤零零地或排他性地取决于战争记忆和讨厌战争的“感情”。众所周知，平成时代的日本催生出了一个贬义词——“和平白痴”（平和ボケ），讽刺的是那些长期处于太平状态而对战争、国际政治、安全保障漠不关心的人。然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状态根本上产生于“宪法叙事”的失败，产生于战后出生的一辈（和更后来的人们）对于战争和“战败”的忘却，产生于“缺乏对于‘扭曲’的意识”，而不是产生于战后宪法的承诺，产生于民主主义教育和经济繁荣，产生于每一次诞生所开启的新世界？日常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动辄将“反对战争”的说法调动起来的人，往往不会比其他人显得更加“和平主义”。
国分在谈到“对加害者做出思考”这一难题的时候认为，我们必须“彻头彻尾地用被害者的眼光看待这一课题。所谓被害者，指的就是因战争和侵略而受害的亚洲的人们”。我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只不过，这里的所谓“被害者的眼光”，是否仅仅局限于那些经历了战争伤痛的人们，甚至是那些战争中的逝者？他们的眼光是统一的吗，“亚洲的眼光”（谁的眼光？什么的眼光？）在战后的岁月中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又是否有资格想象这种眼光，甚至擅自把它绑定在日本的“战争和战后”的脉络中？
毫无疑问，这些难题已经远远超出了《败北于天皇》的论题范围，甚至我开始不太确定，在多大程度上，它们可以遥远地呼应国分在第二次安倍内阁期间经历的“国民的败北”。无论如何，与国分在讨论加藤典洋时强调的“我们有必要着眼于[战争和战败的]联系”相对，我想到的是加藤在《论战败之后》中的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
文学乃是一种比联系更深刻的力量——切断之力。（『敗戦後論』，ちくま学芸文庫2015年，241页）
文／ 王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