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会”是一个借字母发动的聚合，也是一个从字母打开的机会，其组成是一位哲学家（杨凯麟）与一群台湾的小说家（胡淑雯、陈雪、童伟格、骆以军、颜忠贤等），从语言、书写或文学最基本的字母与词汇开始，透过各自的写作展开的一场集体的文学实验。“字母会”的方法是由杨凯麟依26个拉丁字母的顺序各挑选出一个具有哲学概念性质的词汇，并以约千字的规模发展出一个“非说明性”的文本，目的是希望能够一方面阻断对既有书写的想法与惯性，同时激起对于这个词汇各种差异想像的灵感。为回应这项双重设计，文本本身即带有作品的意涵。这个词汇与文本在提交同时即成为小说家们的开始，其任务是在两个月内完成一篇五千字的短篇小说，并绑定《短篇小说》双月刊共同发表。

上述的规则意味着，这是一项自我要求每两个月就要重来一次的极限运动。若不计正式开始前的讨论时间，至少是个得持续四年又四个月的超级马拉松行程。杨凯麟是任教于艺术大学的专任教授，而五位已广受文坛肯定与关注的小说家，手边也都有着正在或将要投入的写作计划，其意味着在这段不算短的时间里，他们都有各自的正职与充满意外的日常生活必须回应。2013年6月，这个计划在《短篇小说》期刊上正式发表了字母A，之后骆以军出版了《女儿》（2014），颜忠贤出版了《三宝西洋鉴》（2017），童伟格出版了《童话故事》（2013），陈雪出版了《摩天大楼》（2015），此外多位成员或自身或家人皆曾遭逢疾病侵袭，而《短篇小说》在停刊危机后易主印刻出版社，却在刊载字母P之后仍无法免于停刊的命运。然而这些在时间里变动的条件都没有造成“字母会”的中断，在2017年9月确定交由卫城出版（分四季）发行之后，已形成为六人组合的“字母会”于日前正式告终。

从机场行驶到下榻酒店的路上，LEAP的赖非说，很难想象一周前我们还身处北京那样的社会和气候环境。的确，三亚是另一个世界，与一周前寒冷而残暴的北京相比，这里仿佛是与世隔绝的乐园。

华宇旗下的度假建筑群位于亚龙湾，这个被称为“东方夏威夷”的海滩朝向正南，远远望着国域的海上边界。据说亚龙湾是三亚的“中产”沙滩，介于更靠近市区的大东海（市民使用）和更北面的海棠湾（数家高档酒店所在地）之间。的确，在华宇集团的两座度假酒店附近的商业区似乎也在努力接近全国各地中产社区中商业空间的样貌——但免不了夹杂着旅游区的嘈杂喧闹与三线城市的审美不统一。在这不统一中包括着艺术季的品牌视觉，标题“共同的风景”被放大、洋气的湖绿色平面设计可见于酒店和度假村的各个区域。

这些年我们关注南方，从国际关系话语到替代艺术实践，南方都是关于未来的版图中重要一部分，但海南似乎是“南方的南方”，是“天涯海角”（三亚景点名），总是不太入得大家的眼。可能是因为一踏上这个蓝天白云椰林树影水清沙白的世外岛屿，一切北方的烦恼和焦虑皆可抛之脑外，包括社会矛盾、地缘政治、南北方叙事等等。

艺术界除外。于是，当从业者们浩浩荡荡地空降到亚龙湾，我们错乱了：究竟是该享受眼前的阳光和沙滩，还是参与紧张的奖项评选和学术论坛？不过艺术界大概最倾向于将工作与娱乐混为一谈，也是最适应错乱感、甚至将之化为源源生产力的一群人。于是，平时在草场地和西岸偶

十二月的首尔寒冷程度比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刚到的晚上去酒店外面的小街上找了个苍蝇馆子，一个人点了碗大酱汤，就着周围喝得满脸通红的韩国大叔身上散发的酒气咽下去，才感觉活过来了。明晚国立现代美术馆（MMCA）和SBS基金会联合主办的“韩国艺术家奖”（Korea Artist Prize）颁奖典礼必定人头攒动，又要作为媒体参加，又要讲英语，想想就心累，深悔没学过朝鲜语，不然就能走遍东北亚，哪哪都不怕了。这是种颇为奇妙的心理。在语言学习上，我走了一条完全标准的现代化道路：从四川话到普通话，从普通话到世界普通话（英语）。离开四川之后，切换到普通话，没有丝毫勉强，只觉得方便。离开中国呢，如果到英语国家，只好讲英语；但如果是非英语国家（特别是东北亚，东南亚不好说，没怎么去过，印象里哪儿哪儿都是外国游客），就总会有抛弃“普通话”，入乡随俗的冲动。英语的问题可能在于，你学会了语言，但不一定会连带的表情动作，说的时候老觉得在cosplay。丸山真男在《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写过，外国人常常批评日本人不懂社交，社交精神可不是大家聚在一起吃吃饭，跳跳舞就完了，需要所有人都始终保持一种让彼此对话朝向一个更具普遍性、更丰富的层面发展的精神准备。精神准备！亚洲人在精神上的懈怠可能是共通的，在日本的时候，跟着日本人一起点头哈腰，哪怕不诚恳，也不会显得生硬。现在到了韩国，看着邻桌在烧酒作用下使劲儿嚷嚷的大叔们，真是恨不得自己也能蹦出两句한국어，与这凛冬屋檐下温暖混浊的人情沆瀣一气。我的心态还是不够上进，明天得表现得专业点儿。

这半年，私人美术馆和艺术空间延续着近几年来高温不下的开馆潮。无论是9月份开幕的昊美术馆（上海馆）还是11月份的北京松美术馆和上海宝龙美术馆，越来越多收藏界的个人或者企业伸展四肢， 热火朝天地铺开自己的领地。在深圳也不例外。 深圳人从不吝啬于展现他们对“艺术展”的渴望，于是这两场在11月底和12月初的两档开幕展顺理成章的捕获了许多艺术爱好者的眼睛。

虽然已是年末，深圳人还享有短袖短裤的待遇。我拢了拢额头上的薄汗，在楼道里穿梭了几个来回，这才在几间未开放的办公室中间找到由杨锋艺术与教育基金会赞助支持的“有空间”。还没迈进去就听见打击乐器的敲击声，是来自冯火团队的作品《冯火合奏团》（2017）。吉他、架子鼓、口风琴集中摆在落地架上，背后即是基金会的办公区域。在悬挂的十几张色彩氤氲的布面丙烯上面，摘录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港乐歌词，背景中斑斓的色块则是对于Beyond乐队的一些MV场景的再创作。冯火的朱建林说：“我们希望办公区域中也有一些与人互动的艺术，下班后可以随时在这里进行即兴演奏……当然，工作中的个体也有艺术创作的自由嘛。”

在“有空间”里，日常工作区域和作品展示区域有着模糊的边界，冯火设计的、有着乐器图形的声音图像甚至在开幕时“入侵”了每台办公桌的电脑，将其征用为作品的一部分。象征性的图像蔓延在办公区的各种显示设备上，打乱了工作区域严肃的气氛，却丝毫不显唐突，甚至令人联想起一种对劳动剥削的反抗。冯火还将作品文件保存在了这些电脑上，只要电脑使用者愿意，随时都可以打开。当我拐过前台，粉红的灯光倏地笼罩了我，柔和暧昧的色调里，一个化妆台赫然在目，镜子里印的是我茫然的双眼。这是香港的艺术家黎卓华（Sarah

“让我们先创造出革命后的世界！”

这是日本社运人士、“素人之乱”发起人松本哉的一句名言。2012年，我在釜山参与一个艺术行动主义的工作坊过后，台日韩三地的行动者朋友相约到来香港，召开一次名为“东亚诸众峰会”的交流会议，而那次会议的主题正是“革命后之世界”。按照松本哉的说法，今天谈革命或似乎遥不可及，因此何不先在当下创造我们理想中的“革命后之世界”？当时在这帮年轻文化行动者的想像里，从社区中建立属于我们的自主空间与社群，似乎是会议上的共识。革命不是例外，而是日常。这话伴随各地行动者在不同据点开展有趣的社区空间。不过，时间过了5年，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反省。

我最初参与社会运动是在大概10年前的天星码头保卫运动，后来这运动如星星之火，点燃了香港自回归后一连串针对城市权利的讨论，开启或自香港经济起飞以来，那“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进步”发展观以外的多元想像。运动接连滚动到不同阵地，散布各区各点，种种拓宽民主想像的运动遍地可寻。香港故事一直难以名状，但这些运动像忽然激烈起来的负反馈，回归以来一次迟到的主体觉醒。如将这一连串城市运动描述为革命，我想也不太过分，最低限度它们确实开启了城市运动可能性的范式转移。

但城市运动总不能长期占据着个别空间阵地，这些空间展示的始终是这城市某种例外状态，如游击的姿态行动，又如全民参与的情境剧场。于是，热闹过后，自然不过地，行动者总思考如何将运动的

今年八月开始，艺术家徐坦在广州开启了一系列题为“正在到来的生活世界？”的对谈，这系列对谈是“关键词研究：革命”的一部分，谈话的对象是多位他认为其工作可能具有革命性的青年艺术从业者和行动者。对于“革命”的关键词研究还包括与更资深的艺术家的对谈，以及未来将开启的与科学和技术人员的对话等。在本文中，徐坦和艺术论坛中文网聊了聊这个项目在发起和进行过程中的一些观察和体会，尤其是关于社会范围内“革命”之概念的变化和语境更新，文中一些内容后加人名与括号表示是徐坦的这位对话对象所提到的观点。

我的工作（关键词项目）实践给自己带来的一些新的问题和意识倾向，特别是“旧金山社会植物学”。我在旧金山华人社区里做有关移民的调查研究，引发了和一些社运工作者的共同工作，触及并了解他们在美国社会中为维护弱势人群的工作和斗争，更重要的是相关的社会环境认识，这使我产生了重新“想想革命”的这么一个愿望，这是显性的关联。由于近年的在世界范围发生的情况，包括最近十年全球以及华语世界所发生的一些新情况，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悄悄的开始，也显示了新时代中新的社会冲突和改变，这些改变使我想像“新的革命”的可能以及它的“形状”。

做“革命”关键字，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我出生在

如果你们以为我们能从大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那你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1921年12月20日

在《银翼杀手2049》中，已将视觉系统升级的企业主华莱士说道，“任何文明都是建立在一支可支配的劳动力大军之上”，复制人是未来，可其制造周期有限，由此可育复制人（可再生产）就成了最理想的奴隶。与此片的好莱坞趣味所极力渲染的“生殖人性”不同，电影在这一刻透过华莱士吐露出“银翼”系列片的赛博朋克线索——现代统治与可控肉体之间的关系，对这一关系，或许福柯（规训与惩戒，1975）的概括更为直白：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这种知识和这种驾驭可以称为肉体的政治技术学。

驯服与否的斗争构成了主奴辩证的历史寓言，然而“银翼”系列的人性母题压抑了主奴关系的有效表达。当奴隶在生产过程中不断习得经验、知识、协作，理解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明白了劳动者的联合如何改变世界，这时候复制人还会仅仅是为了获得做人的权力，拥有出生、成长与死亡的体验而反抗吗？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正不断生产出新的价值和新的自我，不会意识到主人所要实现的真理已经在奴隶一边了吗？

于是，当人被从土地中拔除、被迫流动、一无所有、成为可供买卖的自由劳动力，现代资本主义在食取这巨大剩余价值的同时，也时刻面临着规训与管控危机。对于劳动者而言，这只是革命的辩证

名人故居总是孜孜不倦地对历史进行粗糙的现实主义还原，恨不得把一切某某曾在此生活的痕迹全都仿真地呈现出，虽然明显时空错乱的“马脚”却也同时被允许。绍兴的秋瑾故居也是如此，在她生前的卧室中，一具呆板无神的真人等比蜡像坐在窗前，这房屋主人的物理化身似乎合法化了整座宅子。卧室的亮点实在房间的后侧，靠近床尾有一扇小门似乎通向一间密室，小门内墙上放置着一个高光突出的陈列盒，里面是四把手枪，看似还有一封书信。导览文字并未多作解释，只是说秋瑾在绍兴的最后几年生活起居时刻配枪，以此体现出她作为革命人的英勇、警觉、置死生于度外。故居后半部分关于秋瑾生平事迹的展览也包括了一把枪，静静地躺在红丝绒布上，标签上只有几个字：“秋瑾用过的手枪。”这种利索而干瘪的展示似乎有意无意地在暗示一种浓烈，这种浓烈在曲折的历史河流中被加工成为符号，我很好奇它是否有余温残留，还是已完全丧失在符号固定的过程了？在已经通过课本印刻在每个人记忆中的那张秋瑾穿和服持刀黑白肖像（看起来像是将要或已经切割了自己的另一只手）之确切，与故居中那比一团面粉还无生气的蜡像之模糊之间，我试图看清一位革命者的面容。

秋瑾的革命者形象当然是被构建的。110年前她被处决后，坊间对于这一刑罚是否合适曾有激烈讨论。秋瑾是秘密地谋划起义，她的革命党人身份在她被处决之前尚未为公众所知，然而当时针对清政府的民愤与民怨已积压，秋瑾的死因此催化了更多的不满，很多人不相信一个办学堂的女子会带兵起义，认为是官府强加罪名，散播恐怖，于是有人说：“秋瑾之革命虽未见实行，而政府杀之也以革命故，则秋瑾即非革命党，而亦不得不革命。”

11月8日一下飞机，我就拖着行李箱直接去了上海明当代美术馆，赶毛继鸿艺术基金会和蓬皮杜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重置时间”论坛最后一场对谈—“重塑机构现实”。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跨学科文化发展部主任凯瑟琳·魏尔（Kathryn Weir）作为对谈主持，邀请4位嘉宾质疑“机构”这一概念，在回溯它所发挥的传统功能的同时，反思机构在技术加速革新的当下能够起到的作用。奥地利哲学家阿尔曼·阿瓦尼斯安（Armen Avanessian）观察到，我们正经历从现代到当代，哲学到理论的历史转向。艺术在本体论上的不稳定性增加了我们对理论的需求，每隔五年甚至是两年便催生出一套新的理论工具。邱志杰以自己的多重身份分享了他挑战不同机构/机制的尝试。担任明当代馆长的他，试图在表演艺术与视觉艺术的中间地带建构一座难以被娱乐化消费的美术馆；“被迫”做策展人的邱志杰，调侃自己2012年用城市馆取代威双国家馆的方法没有在接下来的两届上双延续，算是构建新展览模式的失败；作为艺术家，他以雅集的形式把工作室变成平行于非营利机构的展示空间。在Q&A环节，毛继鸿艺术基金会学术总监贺婧的压轴提问将讨论延展到艺术家在体制内外所面对的中国特有的机构现实。邱志杰的回应如同明当代的定位一般in-between：我们可以利用体制内松动的部分进行向外的变革。

由付了了策划的“流动者会议”（Precariat’s

下午2点我到达四方当代美术馆时，曾根裕（Yutaka Sone）和他的伙伴们在地下展厅里里克力·提拉瓦尼（Rirkrit Tiravanija）创作的大理石《油罐舞台》（2017）上的演出已经开始。奥斯卡·穆里洛(Oscar Murillo)躺在台上说唱，不时环顾四周，“歌词”的内容及语种都令人费解，其中一部分写在了展厅墙上：“ (social) (political) movements are born out of the urgent desire to make abstract principles concrete. Public (demonstration) is one way to voice (opposition) to a ()’s actions believed to be () () or (). In the streets and on college campuses, in town halls () and () () has long been a tool of () whether taking the form of mass () or individual () () is ingrained in culture.” 这段手写的红色文字中，每个括号代表用铅笔画在墙面的一只陀螺，陀螺里有单词或留白。穆里洛会反复喊出关键词—“社会的”，“政治的”，“能否改变”，架子鼓的鼓点和吉他的旋律则配合他发声，如同游行现场。

受黄边站邀请，Amy Lien和Enzo Camacho于8月16日在广州上阳台介绍他们今年年初在金边的Sa Sa Art Projects驻地时创作的作品。他们以东南亚文化中的神话人物Krasue（泰国：Krasue，柬埔寨：Ahp，菲律宾：Manananggal）为原型，制作了三个仅以器官连接头部的女性形象, 悬挂在半空中。在这三个影像雕塑的下方分别投射着三段圆形影像，以两个男同性恋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通过金边各种消费场所的影像与义乌工人工作的场景互相穿插，解构金边这个城市试图塑造的国际化形象，呈现宣传景观与真实的贫穷状态之间的矛盾性。在Sa Sa Art Projects驻地期间，Amy & Enzo每周举办研讨会，与不同领域的人探讨全球化以及何为当代性的问题，他们最近在中国各地的考察和研究也延续了相关的思考。

去年秋天我们第一次来中国，那时是在上海的上午艺术空间驻地。期间在义乌的淘宝村做调研时，我们感受到义乌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当你从义乌火车站出来，可以看到一系列大幅的宣传海报，上面印着微笑的中东人和非洲人，仿佛告诉你来到了一个交易公平的国际市场。一直以来，我们有在各地的中国城买便宜的材料做雕塑的习惯，而到了义乌才发现原来这是我们所有材料的来源地，因为在义乌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中国城的商品。这就像是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商品网络，而义乌就是网络中的一个交换点。为了进一步了解商品产业链上的不同节点，今年我们第二次来到中国时，就选择去广东看一看工厂的生产状况，同时我们在东莞的石米空间驻地。期间，朋友带我们去参观了工厂以及工厂附近的村子，了解人们的生活状况。同时我们也阅读了一些与中国的经济政策相关的文本，以辅助我们反思在中国的观察。

由亚洲当代艺术周（Asia Contemporary Art Week）发起的第五届田野会议“思考计划”（FIELD MEETING: Thinking Projects）在亚洲协会和纽约视觉艺术学院举行了为期两天针对“计划”的表演、演讲与讨论。 “Project”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行动之前”，带有协作性、预先设计和拥有特定目标的内涵。从过去两届“表演”（Performance）和“实践”（Practice）的主题延续到今年的 “计划”，田野会议将目光从对过程的关注，转移到对目标设定的考量。对于田野会议这样一个关注亚洲移民社群、亚洲与全球，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年会来说，川普时代中的移民政策，以及国家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情绪的重新抬头无疑从关键上引导了此次论坛的方向。更准确的说，“思考计划”是关于 “抵抗” 和 “治疗”计划的思考 ——— 从被意识形态割裂的美国出发，探讨基于亚洲、行动在全球的艺术家如何抵抗各自所面临的，与当地特殊的身份、历史和现实挂钩的挑战。

田野会议本身的组织结构和实际操作就是一个面对全球流动性和国家界限提出的挑战：几乎每次会议都要应对艺术家在来美签证中出现危机的情况。对“国家界限”和“流动性”的忧虑笼罩着整届论坛。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策展系的主任Steven Hen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