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入爱河

我们熟知的世界到处都在一分为二。分裂出来的一半再一分为二，如此反复，无休无止。地球如同一枚正在腐烂或衍变的细胞；目前还看不出任何端倪。起点和终点碰在一起，融为一体。世界末日与摇篮时代正面相遇。法西斯主义像一具政治尸体，在倒下之前还要顽强地迈出最后几步。有时，这死者的形象是一个头上长鹿角的裸体白男人，有时是一个意大利女商人，或者是一个国家安全新保守主义-女权妈；它有时说英语，有时说俄语，但始终不变的是市场的抽象语言。裂缝两边，所有人都在朝相反的、有时甚至是无法分辨的方向跑。有人掉进了第六次灭绝的深渊。有人紧抓希望不放。这边，整个宇宙正在向自身塌陷：过去无限重复。嗑药嗑嗨的股东忙着把他们的股票从殖民主义泥地里拖出来，最后一次用石油和鲜血将其清洗干净。管道泄露的气体噪音是一段悲伤的音轨。我在各处等待那些永不会来的旅客。与此同时，在不远处，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正在发生，并朝向未知敞开。无国籍（Apatrid）的身体站起来开始说话。在墨西哥和印度是这样，在智利和乌干达也是这样。这是你行动和生活的地方。这是爱开始的地方。

违禁电子信号记录了你的行动，并把它们带给了我。智能手机是坟墓，但同时也是临时的任意门：应用程序是生活极不稳定的快递小哥，为四大科技巨头公司（

杂志 PRINT 2020年5/6月

向病毒学习

如果福柯1984年没有死于艾滋病，而是活到了抗逆转录病毒疗法问世，那么今天他应该有九十三岁了。他会愿意把自己关在巴黎沃日拉尔路上的公寓里吗？这位历史上首例死于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并发症的哲学家为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思考流行病政治管理的有效工具——在目前错误信息疯狂传播的氛围中，这些观念如同某种认知上的防护工具。

我们从福柯那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活着的（因而是会死的）身体是所有政治的核心对象。但对福柯而言，身体不是一个已经给定、权力可以作用于其上的生物有机体。政治行为的首要目标就是制造出一具身体，运作它，定义它的生产和再生产模式，暗示其话语模式，使它在其中建立有关自身的虚构，直到有一天它能够说出“我”。我们可以将福柯的全部著作理解为对于不同技术手段的历史分析，通过这些技术手段，权力得以管理人口的生与死。1975年到1976年，也就是《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出版期间，福柯用“生命政治”（biopolitics）这个概念来讨论现代性里权力与社会身体之间的关系。按照他的描述，在过去的“主权社会”里，主权体现为对死亡的仪式握有决定权，过渡到“规训社会”之后，权力的主要任务变成监管并尽量延长治下人口的寿命，将其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在福柯看来，生命政治政府的治理技术如同一张权力之网，超越了司法管辖范围，变成一股如触手般四面蔓延的水平力量，它贯穿生存体验的全部领域，侵入所有个体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