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y Arcangel

  • 旧金山磁带音乐中心

    我最早知道旧金山磁带音乐中心(San Francisco Tape Music Center)是在九十年代晚期,当时我在Oberlin音乐学校,是中心的早期成员Pauline Oliveros的一名学生。在课堂上,她讲述了60年代初,首次尝试音频录音的经历——运用纸粕筒管模拟回声和过滤声音—音乐会上,她这样演奏,几乎引起了骚乱。她讲述的那段时期——对我而言很陌生,你不能用架下软件完成作品,合成器尚未存在,一个简单的电音低调,就可能将人的思维带出音乐厅,几近崩溃的边缘。她的故事,激起了我对技术史与文化表达的关联性产生了兴趣。

    在加州奥克兰Mills学院的音乐教授David W.Bernstein编辑的《旧金山磁带音乐中心:60年代的反文化和先锋们》(The San Francisco Tape Music Center: 1960s Counterculture and the Avant-Garde)的书中,对Oliveros有过描述。里面也详细回顾了磁带音乐中心的历史,1962年,在西海岸反文化狂潮如火如荼之时,Morton Subotnick和Ramon Sender联合成立了这座录音工作室兼公共演出空间。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Oliveros, La Monte Young, Terry Riley, Steve

  • 录像艺术家达拉•贝恩堡与媒体艺术家科里•阿肯吉尔对谈

    如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前卫艺术到今天已经不再新鲜,如果就连网上普通的家庭录像也学会了隔离和操控流行文化的视觉元素,那么以这些模式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们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困难和观念变化?本期《Artforum》邀请到先锋录像艺术家达拉•贝恩堡(Dara Birnbaum)和媒体艺术家/程序员科里•阿肯吉尔(Cory Arcangel)共同探讨挪用盛行时代的艺术。

    CORY ARCANGEL:最近我读到你的一篇访谈,你在采访里说,俱乐部是你录像作品最初的展览场所之一。换句话说,你觉得你既可以创作在俱乐部放映的录像,也可以创作在艺术空间展示的录像。这是不是跟当时的具体时代背景有关?我不禁想,过去三十多年间录像所在的语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DARA BIRNBAUM:先澄清一点,我的意思是,我在做任何作品的时候,都相信它可以被放到不同的背景下。并不是说我是在根据某个具体的场所制作不同的作品。我开始做录像的时候,录像还是一种不受人承认的媒介,和艺术处于分离状态。就我所知道的而言,七十年代艺术创作里的录像作品大多是行为艺术,身体艺术或者大地艺术的延伸。录像几乎被人们视为一种广义的记录格式,但我觉得录像适用范围很广,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应用。比如,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女性艺术团体)邀请我到Palladium(纽约一家历史悠久的俱乐部,前身是音乐厅,1998年关闭,原建筑卖给了纽约大学,后被拆毁,原址上修建的宿舍名字也叫Pallad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