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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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SLANT 2016.01.12

  M+进行：艺活

  “M+进行：艺活”是个以“活”（liveness）为连接点，串起三个展览、六场现场表演的项目，在2015年年底密集登场。单看“艺活”这个词，并不能立刻知道它所指的就是“Live Art”。“Live Art”是指由英国艺术工作者于1970年代推动的一种开放性实践，把戏剧（theater）、行为（Performance Art）、偶发（Happening）等等涉及现场性（liveness）的创作冶于一炉。香港的行为艺术圈子虽然也间或使用“Live Art”一词，但并不像英国一样无所不包；在香港，行为艺术与戏剧（甚至小剧场）基本上仍然是分家的。香港的行为艺术圈子会说“做”行为，带出与剧场以“演”为表述手段的分野，正如香港行为艺术家兼研究者游魂所说，“若剧场是一个讲求统一综合、情感代入的叙事体，行为艺术就是一个探索形式、散落错置的行动景观——一种从概念出发、总要冲破既有框框、又接近日常状态的表达形式。”［1］

  约翰·凯奇（John Cage）的声景装置《梳剔的书写：〈论公民的不服从〉》（Writings through the Essay: 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 1987）可说是整个“艺活”项目的重头戏。《梳剔的书写》属于凯奇晚期的作品，据说也是他唯一的装置作品。凯奇似乎颇“钟情”梭罗（Henry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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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SLANT 2015.11.11

  香港：农耕作为本土化的艺术实践

  香港的高度城市化，使得耕种或农业几乎成为她的反义词。 1980年代中后期，一句“十五楼养的牛牛”的奶粉广告语曾风行一时；今天回看，它其实一语道破了香港人远离土地的事实——香港人口绝大部分都住在高楼里；再则，我们被稚气的孩童之言所俘虏，而无法察觉这句话背后的悲哀：香港农业的颓毁——抑或我们知而无动于衷或无能为力？然而，近年来，借着“向土地学习”，“重新认识生活”等口号，香港出现了一股回归土地的热潮。

  当代艺术与城市意识关系绵密，农耕与当代艺术犹如对立之事，不相往还。可是，希望回归土地的实践者中，不乏艺术文化人。日本的塩见直纪提出的“半农半X”，是一项既提倡栽种自己的粮食，又提倡发挥个人天赋的平衡之道。塩见提醒我们，“晴耕雨读”在中国古已有之，且看我们如何实践出它的当代意义。这一理念经台湾传到香港，启发了不少尝试务农的艺术文化人士。要实践耕作，由于香港的环境所限，高楼大厦上的天台农场──即把农作物种于箱子里──便应运而生。

  天台农耕可以是一盘生意，如“都市农庄”（City Farm）在荃湾、太古、观塘的工业大厦的天台上都有农田，让假日农夫有田可耕。但活跃于该领域的亦有艺术文化组织，如位于工厂大厦顶层的电影文化中心就把楼上天台辟作耕种之用，称为“通天菜园”；此外还有既是书店又是艺术空间的“艺鹄”在富德楼天台的菜园，以及“习惯x自然”在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的天台农圃。

  伦敦长大的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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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5.08.25

  如果只有城籍而没有国籍

  “一部小说，有时真像一棵树。初生时，它虽然在原地生长，却时而想突破限定。经过季节的变换，它落了一些叶子，有时落得很多很多；然后又另外滋长一些。而且劲头到来，天时地时恰好，它茁长得连自己回过头来也吃了一惊。《我城》就是这样。”[1]小说家西西在其1999年洪范版《我城》的〈序〉中如此自白，以树为喻，先道出小说由每天连载到成书出版（多个版本）因应种种条件而修修剪剪的创作过程，再揭示《我城》能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她始料未及的。事实上，这棵树结出果实累累——“我城”几近成为香港的代名词，见诸往后的众多出版物，如《人权・十年：我城的影像记忆，1997-2007》（2007）、《解体我城：香港文学1950-2005》（2009）、《传说我城一〇三》（2012）；而在十年前，香港艺术中心更策划过重读《我城》的创作计划，从文字、漫画、剧场等重构香港我城，并出版《I-城志》（2005）。

  Para Site艺术空间年轻策展人林志恒今夏策划的“如果只有城籍而没有国籍”，也由《我城》出发；他在策展论述解释：写作《我城》的1970年代，“正值香港经济起飞的年代，年轻人社会意识提高，小说以此为骨干，夹杂着写实与幻想，借以描绘香港城市精神的无限可能。无独有偶，小说四十年前所描绘的情节与今日的香港不谋而合。有鉴于此，展览提出成为城籍之人，超然国家概念的束缚。”策展人着眼年轻世代的心声和想法，参与艺术家12人，主要是80后的一代。如果从上海移居香港的西西在小说提出香港人没有国籍而只有“城籍”是一种无奈与困顿，四十年后的今天，生于斯长于斯的新世代给力拥抱城籍，他们能为这遍土地带来怎样的想象，以至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