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小说，有时真像一棵树。初生时，它虽然在原地生长，却时而想突破限定。经过季节的变换，它落了一些叶子，有时落得很多很多；然后又另外滋长一些。而且劲头到来，天时地时恰好，它茁长得连自己回过头来也吃了一惊。《我城》就是这样。”[1]小说家西西在其1999年洪范版《我城》的〈序〉中如此自白，以树为喻，先道出小说由每天连载到成书出版（多个版本）因应种种条件而修修剪剪的创作过程，再揭示《我城》能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她始料未及的。事实上，这棵树结出果实累累——“我城”几近成为香港的代名词，见诸往后的众多出版物，如《人权・十年：我城的影像记忆，1997-2007》（2007）、《解体我城：香港文学1950-2005》（2009）、《传说我城一〇三》（2012）；而在十年前，香港艺术中心更策划过重读《我城》的创作计划，从文字、漫画、剧场等重构香港我城，并出版《I-城志》（2005）。

Para Site艺术空间年轻策展人林志恒今夏策划的“如果只有城籍而没有国籍”，也由《我城》出发；他在策展论述解释：写作《我城》的1970年代，“正值香港经济起飞的年代，年轻人社会意识提高，小说以此为骨干，夹杂着写实与幻想，借以描绘香港城市精神的无限可能。无独有偶，小说四十年前所描绘的情节与今日的香港不谋而合。有鉴于此，展览提出成为城籍之人，超然国家概念的束缚。”策展人着眼年轻世代的心声和想法，参与艺术家12人，主要是80后的一代。如果从上海移居香港的西西在小说提出香港人没有国籍而只有“城籍”是一种无奈与困顿，四十年后的今天，生于斯长于斯的新世代给力拥抱城籍，他们能为这遍土地带来怎样的想象，以至气象？

在“如果只有城籍而没有国籍”展览中，艺术家挪用本土符号，可说超密集：维港烟花（钟正）、维多利亚公园、女皇铜像、女皇头钱币（褟善勤）、护照图案（刘衞）、区旗（程展纬、吴家俊）、罗湖桥边界站岗亭（黄荣法）、茶餐厅（曾家伟）、快活谷赛马场（郑婷婷）、以至立法会（邓国蹇）都一一登场。作品坦率直接可余味不足，呈现某些面相，却未有引领观者在国籍与城籍的辩证之间徘徊往返。

展览除了程展纬的《屏幕保护程式》是旧作之外，全部都是新作。展览的焦点落在由260件剪报组成、张贴于十个玻璃展柜的大型装置《乔晓阳在2013年3月24日的讲话》，这是叶建邦以时事元素“重述”乔那段为政改落闸设限的讲话，表现其逼切性。我认为叶建邦另一报纸作品更来得简洁、铿锵有力。《缺席发言，晚报系列》（2014-15） 把一则则报纸新闻剪下来，可当中的文字和图片都被镂空（hollow out），仅剩下边框和麦克风，近百则新闻拼凑成一堵灰白色的墙。观者在琢磨，究竟那些发声正被蓄意消音？还是那些声音在媒体众声喧哗中被相互抵消？

吴家俊按实物比例制作的缩水生锈铁马，引人发噱；除了展场内放置的十多具，艺术家也把这些铁马散落展场附近的街道之上。香港去年由政改引发的雨伞运动中，据说有在街头用捡回来的卡板、偷回来的铁马横七竖八架叠起来的铁马阵，既划定示威边界，更体现占领者抵抗的意志。作品中英对译的标题甚有意思：英文“found object”（俯拾物），中文“失物”，在前者表示威者立场，后者表示警方观点的拉锯中，凸显“铁马”作为角力的据点。

虽然专注新媒体艺术的黄荣法尝试显现罗湖桥两边世界的无形分界──不同气味形成的嗅觉分野，但在作品实施的技术上，他未能把复制的罗湖桥边界站岗亭与特别配制的“深圳气味”融为一体，使整个体验大打折扣。

1. 西西，《我城》，台北：洪范书店，1999，页I。《我城》未辑成书之前，先是在《快报》每天连载，时维1975年。1979年《我城》首次成书出版；洪范版是《我城》的第四个版本。

文／ 黄小燕 (Phoebe 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