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意义上共享、社群化、作者多元的创作乌托邦似乎日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这一梦想并未消亡：合作依然是逃离西方父权式神秘主义、权力结构以及艺术市场织就的原创性和作者性之网的一条路径。集体和合作关系从本质上讲依然被认为是具有解放力的。这一特征与共同劳动和协同工作相关，而非徘徊在工作室的孤立隔绝中。女性主义艺术家、《M/E/A/N/I/N/G》杂志的前任编辑米拉·绍尔（Mira Schor）认为，具有共同目标的集体对于个体的激活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超越自身的释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合作型和集体性的实践促生了主体性的另类模式；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种实践可以打开多样化的与他者共存的关系模式，同时也颠覆了可见性与再现的霸权体制。这些愿景对在1970、80年代日渐活跃的女性主义、酷儿、后殖民和反种族主义文化实践来说极为关键，同一时期，人们重新发掘了历史先锋派的价值，从野兽派到达达，再到俄罗斯的生产主义。自我组织的另类空间，合作性画廊等等，也是在对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的重新省视的基础上出现的。 

事实上，从身份政治（其终极目标是反身份化的）角度出发的权力分析涉及的是具体的群体而非个人。一个具有霸权性的群体（如白人男性艺术家）可能受到合作实践的挑战，其中所谓的自然权力显然要接受批判性的团结需求的冲击。艺术史学家艾瑞特·罗格夫（Irit Rogoff）曾这样写道（尤其在谈到游击队女孩[Guerril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