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一下飞机，便在长廊上看见马来西亚国民漫画家Lat为吉隆坡国际机场绘制的漫画——画中，机场巴士接驳的旅客望向眼前成排的橡胶树，误以为置身一座精心搭建的布景之中。此次十日行是台北立方计划空间 “边界烤：2024/2025艺术行动者网络”项目的一部分，这一由立方国际交流计划主持人——旅台多年的马来西亚艺术家区秀诒发起的长期项目希望通过台湾、马来西亚、印尼三方伙伴机构之间的实际人员交流，共同探索政治、身份、影像等各个层面的边界问题。项目去年邀请位于吉隆坡的非营利图书馆——亚答屋84号图书馆（Rumah Attap Library and Collective）的小组成员走访台北，这次又带着台湾的项目参与者（包括我和艺术家吴其育）到吉隆坡与亚答屋的成员会合，一起展开这场横跨马来半岛的旅程。
Lat笔下的幽默源于现实：吉隆坡国际机场原是一片种植园，1998年建成投入运营时，曾有记者指出黑川纪章的设计修辞有误——这并非“森林中的机场”，而是种植园中的机场。离这座航空城不远，即是由马来西亚种植业巨头——森那美（SD Guthrie）公司所有和管理的凯利岛种植园，面积相当于五分之一个新加坡。沿路行驶，棕榈树林间不时可见为仓鸮建造的鸟屋——这是解决鼠患的生态手段。意外的是，园区道路并非一般种植园常见的泥泞土路，而是笔直的柏油路。原来，园区尽头除了森那美种植园博物馆，还设有厂区邮局、学校，甚至一座始建于1930年代的殖民时期高尔夫球场，这自然需要体面的基础设施。博物馆里展示的资料十分详尽地介绍了此地一百多年前的种植园制度，以及马国如何从英国种植园主手中收购土地及设施，并于1970年代顺利国有化森那美集团，后者也逐渐发展为全球最大种植园企业之一。不过，与这些海量信息相对应的，是凯利岛本地原住民所承受的影响被彻底抹去，成为一段被消音的历史。
从种植园驱车30分钟，特姆安族艺术家沙克·科约克（Shaq Koyok）在自己的部落中盖了一个甘巴斯岛（Pulau Kempas）原住民社区文化中心，由他的藏家出资兴建。他向我们介绍了他最早因为社群遭受森林砍伐所苦而进入行动主义领域，因着临近首都的地利之便，此处的维权情况已经比多数偏远原民部落好上许多。接下来，他将和威尔士艺术家欧文·格里菲斯（Owen Griffiths）彼此走访驻留，并展开社区艺术计划。
我们对吉隆坡的探索始于城市中心。在一处被绿地与多个公共展览空间环绕的“森林学习中心”（Forest Learning Centre），我们遇见了每周在这里定期驻点的艺术家莎丽法·娜迪拉（Syarifah Nadhirah）。她刚从古晋返回西马，那里的稻米保种行动是她近期的田野调查重点。她分享道，原住民所保留的古老稻米，嚼在口中风味截然不同——如果我们连对稻米味道的印象都只有寥寥几种，如何重新思考与想象与主流农业脉络完全不同的原住民农耕文化？
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我们到了马国“发展之父”敦·拉扎克（Tun Abdul Razak）的纪念馆。这处冷门的景点展示他任内主导的多项经济政策，其中一大亮点，是他当年用以发布《红皮书》（1960）和《绿皮书》（1974）等经济政策的平台——“国家营运室”。此外，馆外还陈列着种植园的国家住宅模型——源于他任内的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政策：国家主导将马来人为主的贫农迁至垦殖区，马国也成功推动后来取代橡胶经济的油棕产业。如今，FELDA已从最初以联邦土地开发为主的计划转型种植、地产、金融与海外投资的大型集团。而马国全球第二的棕榈油产量中，其中约四成产量由小农提供——不过，家庭经营的小农收入仍普遍低于国家贫困线。
此行亮点是马来西亚策展人林晓昀（Lim Sheau Yun）在伊尔罕艺术中心（Ilham Gallery）策划的展览“种植园情节”（The Plantation Plot）。这场由伊尔罕艺术中心与卡蒂斯特（Kadist）合作的收藏展在两个机构的典藏作品之间搭建起巧妙的对话。展览题目中的两个关键词来自牙买加思想家、小说家西尔维娅·温特（Sylvia Wynter）提出的一对概念。温特指出，“种植园”就像是殖民叙事的虚构框架（一如漫画家Lat在机场画作所讽刺的主题），而种植园主分配给奴隶的小块“自耕地”（plot），虽出于降低成本的实用目的，但每个人在土地上的实践，却总是带着故土古老民俗的记忆，从而意外地成为他们得以延续文化主体性的“情节”（plot）。
在伊尔罕的藏品中，可见南洋画派艺术家如杨曼生在自家橡胶园写生的作品，以及若干同时代华人将印度裔劳工浪漫化的田园图景。相较之下，正对面的卡蒂斯特收藏则可谓对应了温特所说的“情节”——印度裔艺术家桑辛蒂亚·莫希尼·辛普森（Sancintya Mohini Simpson）的系列作品《却只能喃喃自语》为南洋画派的风景画抹去了田园化滤镜，引导我们直视印度移工在南非种植园中承受的痛苦。同样的，加勒比艺术家凯利·辛纳帕·玛丽（Kelly Sinnapah Mary）在雕塑与织毯画中反复呈现的深肤色女孩，也象征着法属瓜德罗普种植园的印度劳工后裔对于“情节”的积极创造。
同样致力于发展“情节”的，还有马来西亚印度裔艺术家戈古拉拉詹·拉真德兰（Gogularaajan Rajendran）的纪录片《苦力合唱团》（2025）。在片中他寻回的马来西亚印度裔的种植园苦力歌谣里，其中一首歌这样唱道：“多希望可以跳上这艘中国商船，去新加坡看个电影再回到种植园”。马来艺术家伊扎特·阿里夫（Izat Arif）则批判性地分析如FELDA政治宣传片《美律》（Bilut，2006）及全国各地的FELDA雕塑如何帮助马来农民建构成功学，并反思自己作为马来人所继承的族群优势。
旅行过半，我们离开了首都，沿着联邦8号公路北上。此行想探索其他类型的种植园——恰好亚答屋成员敬谦涉及种植园的田野研究对象，就位于公路中段的县城话望生。五人挤在一辆车中奔驰，让我不禁联想起区秀诒也曾经透过一场类似的公路之旅，一边游历一边拍摄，完成了以大马族群议题为核心的虚构纪录片《棉佳兰一日无光（第一章）》（2013）。
离吉隆坡一小时车程，我们先来到FELDA最早的试点地——美律谷，也是伊扎特·阿里夫作品里提到的电影《美律》的故事发生之处。穿过村庄入口的迎宾雕塑，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已废弃的FELDA博物馆。我们只能参观室外的展示，其中包括一把放大版的割胶刀雕塑，敦·拉扎克之子纳吉在出任副总理时，恰逢FELDA成立50周年，便顺势创设这座博物馆，雕塑底座刻有其父亲的格言。如今纳吉锒铛入狱，博物馆恰在此时被废弃。
从此处再往北驱车至吉兰丹州南端的客家村庄布赖——这里一路都是猫山王榴莲的产地——我们抵达时巧遇一位华人村长，她讲述自己跟随马来政治人物助选，之后便在家乡蹲点十余年。她带我们走访家族橡胶园、水月宫等地，一路讲述家族记忆，以及她如何与马来政客以及伊斯兰党斡旋。面对来自文化界人士可预见的质疑，她几乎在任何人开口之前便预判了种种议题，在四小时的交流中，碾压了来自吉隆坡与槟城的亚答屋成员。
返程途中，我们经过英殖民时期遗产之一的金马仑高原。当地的宝乐茶园（BOH）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红茶制造商，也是少数仍由原家族经营、未曾易手的种植园之一。除了田园画一般的员工宿舍和殖民时期延续至今的工厂可供参观，丘陵最高处的城堡则能够俯瞰对山的多数茶园——这是殖民种植园等级制度的遗存。
回顾此行中，最尖锐的问题来自策展人叶绍斌：本地语境中“Orang Asli”、“Bumiputera”与英语世界“Indigenous”之间的概念错位，究竟指向怎样的政治张力？当台湾的汉人与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成为各自社会中的主流群体，他们声援少数的团结实践又涉及哪些不同议程？这位刀子嘴豆腐心的策展人，也慷慨地用他的金色丰田古董车带我们绕行国家画廊附近的锡矿湖，并导览国家画廊的收藏展“NUSA”。他特别指出几件1970年代由橡胶研究所与烟草研究所委托制作的作品的重要意义，认为我们应当重新思索国家在生态史与艺术史交界中的角色，为“边界烤”项目增加了一个新的节点性话题。
文／ 陈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