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从新加坡回来几天后，我突然想起来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这一论断，用它来总结十月底刚刚开幕的第八届新加坡双年展似乎也毫不违和。
由邓肯·巴斯（Duncan Bass）,许芳慈（Hsu Fang-Tze）, Ong Puay Khim和叶淑惠（Selene Yap）组成的策展团队将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定为“纯粹意图”（pure intention）。长期以来，新加坡都被外界看成是一座纯粹由人工意图建造的城市，自上而下的都市规划和公共政策规定了这个岛国的方方面面，而此次双年展就是希望打破这一刻板印象，揭示在其被高度控制的城市空间中实际涌动的各种自发而灵活的生活经验。为此，策展团队选择将展览嵌入到真实的社区当中，让作品与不同地点的社会生态或历史背景彼此呼应，以邀请观众及本地居民去发现隐藏在城市褶皱里的噪音，同时发掘与线性发展相反的循环叙事。在这个思路下，参展作品遍布城市里二十多个不同地点，双年展组织方——新加坡美术馆（SAM）里展出的只占其中小部分。于是，我两天的媒体预览行程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旅游观光的味道，在车上的空调和车外的溽热天气交替之间，“打卡”了始建于1960年代的公共组屋区、乌节路上的老商场、市政区的历史公园、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以及前莱佛士女子中学的旧校址等等。
“我们想要找到一种平衡，在把作品带入（社区）空间的同时，又不致把双年展强加给那些已经拥有自身节奏的社区。”在新加坡美术馆一楼的咖啡馆SIP喝咖啡的时候，邓肯·巴斯告诉我。的确，很多散布在城市中间的作品与其所在的环境融合程度如此之高，以致于很多本地居民常常在误打误撞之后才意识到这里并非他们原来所想的地方。在东陵福（Tanglin Halt）烟火气十足的社区市场里，王浩然（Adrian Wong）模仿街头小餐馆搭建的电影布景占据了其中一间店铺，墙上电视屏幕上播放着他戏仿香港肥皂剧和功夫电影的冷幽默影像《来自香港的恨》（With Hate from Hong Kong, 2025）。我们在参观的时候，好几个来市场买菜的人在门口张望着向志愿者打听这里是干嘛的，据说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来问过可不可以带食物进来吃。在位于乌节路的远东购物中心（Far East Shopping Centre）——兴盛于1980年代的一家老商场，店铺产权分属个体业主，内观类似于香港的重庆大厦——来自斯里兰卡的艺术团体The Packet（他们也是应邀以“展中展“的形式介入双年展团队主观“意图“的四个协力策展方之一）为他们展出的作品搭建了一个千禧年风格的假网吧，但因为做得太过逼真，导致不断有人看到招牌过来打印文件，最后主办方不得不划掉了招牌上的“打印”两个字。与此同时，其他作品则积极介入了所在场地的社会生态。在乌节路另一家产权式商场幸运商业中心（Lucky Plaza）——此处也是有名的菲律宾移民聚集地——艾萨·霍克森（Eisa Jocson）布置成菲律宾家庭客厅的卡拉OK房不仅邀请新加坡一家专为移民提供生活援助的慈善组织参与创作，同时也对节假日聚集到此处的菲律宾和其他移民群体免费开放。同样地，在被称为“小缅甸”的柏龄大厦（Peninsula Plaza），加拉·波拉斯-金（Gala Porras-Kim）印着移民诗人诗歌作品的野餐垫正在商场内若干店铺派发。野餐垫是这些店铺本来就售卖的商品，主要消费群体则是周末在附近福康宁公园（也是这次双年展的展场之一）山脚下聚餐的缅甸族群。
这些作品在积极介入城市不同层面的同时，又不打扰其所在社区，它们似乎带出了新加坡最好的那面：一个拥有巨大文化和族群多样性的高度融合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策展人和艺术家的良好意图或者说动机，的确带来了良好的、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效果，尤其考虑到今年是新加坡建国六十周年，双年展也是国庆庆典的一部分。
10月29日傍晚在新加坡美术馆的开幕式也洋溢着同样的欢乐气氛。一楼大展厅门外的狭长过道让所有参加开幕式的人都亲密地挤在一起，过道一头舞台上的领导讲话并不妨碍另一头的朋友见面寒暄。七点左右，开幕式结束，展厅开放，酒水和食物也开始供应。两杯葡萄酒下肚，已经戒烟多年的我和老朋友大阪紘一郎（Osaka Koichiro）（他前不久刚从东京搬到新加坡读博）突然不约而同地想要捡回坏习惯。在美术馆后门外转了一圈，不出意料地，我们没有找到一个烟友，只好作罢。往回走的时候碰到刚从展厅出来的艺术家崔洁，一听我们在找烟，她也忍不住有点心动：“让我想起十年前在北京的日子。”十年前的北京，新加坡的反面，无论是城市还是艺术，都夹杂着不少混乱、矛盾和愤怒情绪，开幕结束，一地烟头。我是在怀念吗？如果是，我怀念的也许并不是真实的“脏乱差”，而是另一种刻板印象：好像“脏乱差”天然地意味着更丰沛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秩序井然自动等于可预测和无聊。这或许正是本届双年展想要反驳的先入之见。在这点上，它与新加坡政府不谋而合，后者近年来在艺术上投资巨大，就是为了证明创造力在一个高度有序的社会里同样可以蓬勃发展。
毛的延安讲话因让艺术和文学服务于政治而有名，但大部分后来的批评者没有意识到的是，对于毛来说，艺术与政治并非两个决然对立的独立领域，而更多是两条同构同源的平行路径。一个好的艺术家和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一样，对普罗大众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能够引导他们走上人民革命的正确方向。如果说这种政治先锋立场已经和二十世纪一同逝去，那么认为艺术应该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因，具有特定社会效果的看法却开始大规模回潮，正如本届新加坡双年展以及过去十年许多其他国际大型艺术活动所示。在此处，和其他地方一样，艺术家的意图，策展人的意图，甚至包括观众的意图都不断面临检验，有时的确让人感觉疲惫，甚至有些无聊。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整个预览期间最喜欢的作品是一件看似没有透露任何明显意图的影像：新加坡电影人陈彬彬（Tan Pin Pin）在幸运商业中心的一间店铺里用两面平行的半透明屏幕播放着自己两件早期作品里的素材，一边是一头北极熊在人造水池里来回游动，一边是艺术家本人以八十公里时速开车穿越新加坡时用放在副驾座位上的摄像机拍下的沿途风景。对我来说，观看这件作品的几分钟是这趟旅程里的一个纯粹无意图时刻，它很美。
文／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