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烟士披里纯”是李明自2017年起开始创作的项目，其名源于英文“INSPIRATION”（灵感）的音译。梁启超曾用此译写道：“烟士披里纯者，发于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顷。”而对于李明来说，灵感如电如火，最难的是将这些顷刻间的灵光捕捉并储存。这个过程就像是此次天线空间（香港）个展中贴在展厅狭长窗户上的狭缝摄影：单个像素下的缝隙不断向另一侧延展，具象的图像被折叠成重复、扭曲的抽象波浪，李明称之为“在空间里面播放时间”。从“烟士披里纯”系列的新作，到《对结构的四次读取》（2014，2016，2024，2025）中对“拖钢筋”这一行为在十年间的四次实验——时间犹如回旋镖，与不断叠加的灵感素材，创造出停顿、往复、螺旋等不同的运动轨迹。其间，事物本身、艺术家与观看者的主客体关系逐渐隐去，三者间或交会在梦境崩塌与记忆闪现的缝隙里。展览“Swayy Wayy”将在香港天线空间持续到8月8日。
大约在2014年，我想过做一个叫“有一吨重的录像”的作品。那时我很好奇，数据本身是很“轻”的——可以传输到U盘、硬盘，或者云端，就像是一种数据流、时间流。但录像从拍摄到储存所牵涉的物质却是很“重”的，比如一整套工业化的拍摄系统，以及云端储存所需的能源和基础设施。但当时觉得这样创作太直白，而且那会儿正沉迷于像幽灵一样的东西，所以索性从这种沉重中逃逸了出来，创作了《屏幕幽魂》（2016）。直到创作“烟士披里纯”，我慢慢开始理解“重”不一定得是重量，也可以是“密度”——素材的密度、时间的密度以及创作精力的密度。这些密度可以把录像做成雕塑，以另一种方式回到我多年前找寻的重量感。
剪辑对我而言就像一场漫长的雕塑过程，它打碎线性的时间，切割记忆，叠加灵光的碎片。我记得大学时，沈立功老师对“灵光”曾有过一个微妙的表述，他说，创作所得的灵光，就像陨石坠入地球，在下落中历经摩擦与损耗，当抵达地面时就只剩下微末。而我感兴趣的是如何通过剪辑倒放这一过程，从不同维度还原这颗陨石的抵达路径。“烟士披里纯”就遵循了这一工作方法——好比滚雪球，起初不过是几张图像，但随着对这些图像细节和来源的追溯，不断又衍生出新的图像与知识。我需要不断调动眼睛、大脑、手与素材之间的运动关系。同时对我来说，这也是在横向的时间序列中去重新分配注意力的权重。它不仅仅关乎我的个人感受，还在于找寻与自身心灵结构相近的观众。我承认，每次剪辑时都想挑战他人观看耐心的阈值，试图摸索到一个临界点，即在他们耐心即将耗尽将要退出之时重新拉回他们。这个过程就像一个无限游戏，重点并不在于输赢，而是如何让游戏继续下去。
或许因为我总在跟各种软件打交道，它们无形中影响着我的思维方式与语言习惯。像这次展出的《烟士披里纯，第8章：ChatGTP》（2025），源于我陪儿子在广场抽陀螺时的发现。陀螺抽到一定速度便会趋于稳定，于是我开始想：若在陀螺上放陶泥，该如何抓取被甩落的泥块？这念头最终演变成一次行动：在陀螺稳定的瞬间伸手，抓取掉落之物。在我的理解里，陀螺就像ChatGPT，在信息洪流中不断旋转，被“抽打”出信息喂给人类。差别在于，陀螺没有语言参数，它的参数来自物理扭矩、时间点与失败经验，在我一次次的肢体干预中被校准。展览中另一件与人工智能关联的作品是《#新天使跑道#截》（2025-2026），图像由AI生成，但我选择用三色树胶彩印这一古典摄影工艺来处理图像。这种工艺源于19世纪中叶。当机械复制时代来临，许多艺术家试图以此在摄影图像中保留手工质感及其不可复制性。今天，我们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恐怕要复杂得多，已不单是简单的对抗或替代，更多是如何与之缝合。这也是我使用三色树胶重铬酸盐印相的主要原因：它将摄影（显影成像）、版画（分色制版）与绘画（颜料沉积）三种工艺缝合在一起，变成“弗兰肯斯坦”般的存在。
我几乎所有的乐趣都来源于创作。从2006年至今，我做录像已经做了二十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已经不需要用文字作为创作的辅助——我面对的只有图像和声音，一次又一次地组合、打散、重组这些数不清的视听符号。甚至每一次展出，我都会重新剪辑一遍所有录像，每剪一刀，都要重复看上上百遍。《烟士披里纯，第4章：缝》就在讨论时间的缝隙如何可以被不断地拉开，填上素材，闪回闪帧，无限循环。整个创作的过程非常消耗精力和心力。“烟士披里纯”对我来说，有点像走不出来的梦魇，它吃掉了我太多年的记忆。好像艺术家的每一次新创作都是一种越狱——你想要逃脱已有创作语言不断重复带来的桎梏，找寻一种新的语言，获得短暂的解放。但很快你会发现自己又在一个新的牢笼里，像一座走不出的迷宫，一圈一圈地绕。或许我的目的从来不是走出迷宫——我是奔着迷宫去的。
采访／ 王姝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