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巴尔提·卡尔（Bharti Kher）中国的首次个展正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展出。在这个回顾展中，卡尔展出了自己艺术家生涯中的多个重要系列作品，如“混种”以及女性雕塑系列等。我们特此邀请她探讨“轻罪”中的具体作品，以及其作为女性艺术家在创作中的个体语境与工作方式。展览将持续到3月30日。
“轻罪”虽然是我在中国的首次个展，我考虑的却并不是所谓“中国”或“印度”的概念，我注重的是上海外滩美术馆本身，它的历史，它现在的身份，它在上海的地位，因此我根据这个特定场地创作了新作品。已经对我的艺术实践有所了解的观众，这次回顾展能让他们有更多发现；对于新的观众，我想他们不能简单地将展览看成当代印度女艺术家的展览，也不要把它看作一次中印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是不存在的。我的作品从来不是关于宏大概念的，而是关于那些很小的事物，我生活的地方，我所爱的人，我遇到的人，我自己的旅行，我的想象。
比如《向张耳的人歌唱》（2008）, 这个作品的想法，一开始源于我看到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的文章《如何做一首达达主义的诗》：你只需要把报纸、杂志上的字都剪下来，混在一起重新拼凑，就会得到一首神奇的诗，比你自己写的还要流畅和智慧。我想这件作品其实是关于爱的，关于人们如何尝试寻找爱情。这是一碗米，米上面写的字来自我收集了多年的周末报纸中的一期。在这一天，全国的人都在登报征婚，他们描述自己的高矮胖瘦，有多少钱，来自什么文化，来自印度哪里。所以，这么一小碗米可以是一个宏大的人类学研究。我很少做小尺寸的作品，但其实很多大规模作品的包容性都及不上这一件。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艺术家都是如此，创作过程本身是观察式的，它真的不是来自什么正式的或者有严格逻辑的东西，也不是来自理论，它的到来不是因为我读了什么或者我想要做个这样的作品，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同时在思考不同的问题。
“女性雕塑系列”中最早的一个是在2006年完成的。我大概一年做一两个人物，都是在生活中选取角色，有的是我朋友，有的是我遇到的人。在派对上看到适合的人我会问：可以用你作为原型吗？于是我跟不认识的人开始对话，我会请她们去我的工作室，给她们看我的作品，邀请她们成为我项目的一部分。我想这个选取角色的过程很重要，对于我和这些人物来说都是一个诱发过程（causative process），他者的身体成为最大程度影响作品生成的媒介。通常，我和她们见面时，我会让她们站在房间里让我观察她们的身体，去思考你像什么，你是谁。
《带银鼠的女子》（2012）中的女模特，我喜欢她是因为她的胳膊很长，几乎过膝，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对她的那双大手感到惊叹！我喜欢购物，购物时我发现这些木耙很漂亮，是用竹子和皮毛手工制成的，我想它们以前应该是用来扫落叶的，但在我看来它们很像女巫的魔杖。在印度的二手店中有十二个，我就全部买了下来。当模特用手握住这木耙并放到面前时，这些枝杈就像一扇窗户，也像她手的延伸——因为她的手很大，就像她用手护住了自己的脸部，同时她似乎也在用这种方式警告你。我的很多女性雕塑其实既是男性又是女性，难以判断。这就好像之前你不知道她是谁，从哪来，来自哪个时代——她可能来自未来，可能是墨西哥人。我想物品界定了人，但也让人变得模棱两可，甚至矛盾。
我会把这些女性雕像看作某种“都市女神”，但是除去陈词滥调和身体的女性化，她们是此刻她们应当成为的一切。同时，她们也有一丝脆弱，而不仅仅是强势的、镇定的或有力量的。因为从她们身上我不只看到这些，我感受到她们的脆弱；她们甚至都不是那么完整，她们在各种状态之间保持平衡。女神的形象对我来说不是关于伟大、神奇的乌托邦式概念，而是关于此时此刻、关于活着的状态。
“混种”系列作品对我来说有着“创世”的意义。它们是从2003、2004年开始的，我相信它们在我当时的实践中非常重要。我那时刚生了我女儿，之前已经有了个儿子，我开始回归对半人半兽、半人半物之类事物的兴趣，我想重新激活事物。我当时并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想到可以拍数码照片，这样就不用一直画，说不定我能找到一些创作办法。所以我创作了这一系列，应该有十个。照片中有我的女儿，那时她才六到八个月大，其他人也都是我认识的人，但通常我会将我的眼睛放回去，所以除了那些孩子的照片，其他的眼睛都是我的。我当时在思考居家环境这个概念：政治，社会学经济，冲突，权力，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一个关起门来的居家空间。
有人觉得这些画面吓人、暴力、恐怖,但我不这么想，它们给人感觉比较硬，似乎不易接受，但我觉得它们不比你在报纸上每天读到的东西更加暴力、残酷。它们看上去很接近怪兽，如果你回顾关于怪兽概念的历史，就会看到各种关于杂交的理解，它们总呈现出某种不合时宜的形式。历史中怪兽的概念总是以某种方式在警示未来，告诉人们将会发生什么，警示你关于科学的、工程的未来，关于人类的疯癫，它会告诉你如果在某些事上走得太远将会如何。
在《自画像》（2007）中我看上去成了一只狒狒，我总是使用猴子的形象，是因为我们并非如此固化（solidified）。要知道，我们跟猴子的基因只有3%的差异。因此，将所谓的理性思维作为更高级物种或特殊物种的分界线是很好笑的。我想我的很多作品总是用到动物，因为我意识到我们只是这个星球非常小的一份子，比如《我还能告诉你什么你不知道的》（2013）这个作品，我们确实已经知道了很多，但是“你”可以不只是你，而是个更大的事物，就跟那碗米一样，我们如此渺小。
最初我想做的是五个女性五个男性的摄影，但是男性部分我始终没有做成。我想在那个时间段，我的居家环境就是关于我自己和我的孩子的，当然我有丈夫，但在那个时候家庭几乎跟他没什么关系。我当时是准备再做一个男性系列的，而且我有相关的笔记，甚至准备了人物……如果你要问为什么我只作女性的雕塑，我想答案就是：我了解女人，因为我就是女人，所以我可以谈论自己，我可以谈论自己的经历、我的感受——作为母亲，作为一个人。当然并不是说写女性故事的作者都必须是女性，只是我是这样工作的，这是我生活的语境。如果作品里有强烈的女性主义声音，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某种必要性，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
采访／ 宫林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