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康多（George Condo）

你不想活了。我也是。乔治•康多（George Condo）的绘画让我们想起了过去的一些熟悉的东西，那是一个容易对狂躁抑郁产生依赖的年代，这种依赖正是记忆的预兆。他在那种久已沉浸在过去的身体的脸上画上了充满敌意的眼睛和错乱的线条，拾起了身体痕迹的碎片，并且让它浮在表面由新鲜变为腐朽，然后再将这些碎片粘贴在被他的全部艺术活动定义为“精神状态”（Mental States）的不断出现的混成作品上。这种过去也是一个目的，它摧残，甚至羞辱着观者，但却以其确定性最终吸引我们。本次由Laura Hoptman和Ralph Rugoff策划的展览让我们想到了朝着静止涅槃旅行时产生的死亡冲动，它告诉我们，佛洛伊德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思想也同样属于康多。他的各种艺术项目构成了彼此分裂的视域，他的作品有着丰富的色彩，画面充分彰显着驾轻就熟和腐败带来的负担。

模仿和破碎构成了康多的审美“盗窃”。自从他1980年代在东村的Pat Hearn空间举办第一个展览以来，他就表现出了对欧洲大师的崇拜，这种不乏哀伤的情绪链接的并非已经疏远的挪用的批判性，而是反映主观认同的无限结合。《回忆毕加索》（1989）这幅作品以恋尸狂的激情唤起了绘画的历史，然而却小心翼翼地避免了摹写的刻板。康多将先前艺术家的感觉力埋葬在了自己的作品中，将Melanie Klein所说的局部对象的混合——粉色的乳房、眼睛、赭石与灰色的底色、微笑的下颚、（也许是）绿色的帽子——驱逐进了一种预先设定的家长制形式（patriarchal form）中。他的其他模仿主题来自培根、提埃波罗、戈雅、伦勃朗和维拉斯贵芝等人。康多对于艺术的兴趣是“像艺术的‘官方的’”，触及到一种仿像与戏仿的语言。这种在1980年代更为复杂的语言现在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大众主义（populism），可以说这种语言让他成为了包括John Currin、 Lisa Yuskavage，和Sean Landers等青年一代艺术家的教父。这种对传统形式的重新运用更倾向于一种焦虑，为现代生活的社会与心理性的迷茫带来了及时的安慰。

他以粗鄙的手法为那些朴实无华的夫妇画过一些肖像，例如《股票经纪人》（The Stockbroker, 2002）和《无家可归的丑角》（Homeless Harlequins, 2004）。在这些作品中，康多让这些人物散发出不稳定的感觉，使他们都具有了一种对抗与责备的过分私密的眼神。这些冒失鬼似的人物与他的绘画技能和形式模仿所追求的自信相悖，相反，他们身上那些细小之处、幼稚的道具和老套的服装表现出了一种脆弱和窘迫，既悲哀又滑稽。而这种悲哀反过来又被其本身过度的真诚所嘲笑。Klein认为“未被同化的理想化的物体”的合并导致了一种“自我没有生命和价值的感觉”，他的这种观点说明为什么即便这些作品的尺寸惊人、描绘大胆，但依然将其主题的不完整性暴露出来。

在面对那些事故受害者的照片时，我们对这些肖像的反应是矛盾的。这些作品既要求身份认同又拒绝同情，他的这些作品在受虐狂的创伤中“狂欢”，而这种创伤在不断的对于灾难的观照中被恶化。那些表现夫妇的作品（例如《蓝色条纹椅上的夫妇》[2005]和《顾客归来9号》[2008]）正好是肖像的正反两面的叠加，用饿兽对食物的贪欲与觊觎代替了先前夫妇们的恳求的面部表情。这种狂虐贪婪的目光仿佛正盯着观者，这也令他们想起了他者的不幸所含有的共鸣。

另外几个展厅的主题分别是“狂躁的社会”和“精神忧郁症”。尽管社会在广义上指一个大的群体，但这些展厅里的肖像大都只表现了一个人。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社会似乎有着内在的意思。这些面孔被无形的力量完全塑造，这就给康多特有的“多样性”罩上了一层文学（甚至是修辞）的色彩。牙齿从面颊穿出，头伸到了阴茎般的胸部（phallic breasts）或者缩进了领子里。一双王后般的眼睛从眼眶里突出，乔叔叔的带有恶意的微笑好像是为多次的勃起而得意，杰西的两个红脸蛋在阴茎形状的鼻子下面晃动。康多将残害、绝望和欧洲艺术史结合了起来，不过这种结合也是臭名昭著，是哗众取宠，但也取代了各种各样的成功，例如他的作品在大量的网站上频频亮相。这些微博、博客和社会日记将康多的这些分裂的再现摆在一起呈现给观众，其反响是怪诞的。你不想活了，我也是。

“乔治•康多：精神状态”目前在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至5月8日），然后巡展至鹿特丹Boijmans van Beuningen博物馆（6月25日-9月25日）、伦敦Hayward画廊（2011年10月18日-2012年1月15日）、法兰克福锡恩美术馆（2012年2月23日-2012年5月28日）。

大卫•里马内利（David Rimanelli），《艺术论坛》特约编辑。

文／ 大卫•里马内利 | David Rimanelli

译／ 梁舒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