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孕育了抗议行动。但在二十一世纪，都市中心已变成高度监控、精细分割的全球金融枢纽，这一转变迫使行动者不断寻找新方法来对抗金钱与权力网络。从2014年在香港激发广泛动员的大规模静坐，到2015年夏希腊境内各大城市的游行示威；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间开罗解放广场的集结群众，到同年年底将“占领”运动扩散至数十座城市的行动者集会。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诸众将他们自己的城市塑造成新的政治表达形式的中心。大都市不仅是汹涌人群的舞台，更是罢工行动的物质载体。示威者们除了运用自己的身体，还利用从垃圾、石头到建筑废料等一切材料，搭建各种非正式的反纪念碑与结构复杂的障碍物——成堆的垃圾和巨大的路障。这些对城市环境的干预将政治诉求具体化。我们或许可以称其为“抗议景观”（protest landscape）——一种不但改变了我们对政治行动的认知，还改变了对城市本身的想象的物理性入侵方式。铺路石之下是海滩（译注：情境主义国际在法国五月风暴时的标语）——但如今，正是当代都市化遗留的碎屑，为我们提供了构想另一个世界的材料。
“抗议景观”是一个新名词，它描述了一种迄今尚未被明确识别和探讨的当代实践。但是这个概念并非没有历史先例。事实上，自现代主义初期，景观就一直作为城市的对立概念存在，且两者的关系长期以来都被直接或间接政治化。对景观的现代理解出现于西欧浪漫主义时期，与“如画”（picturesque）和“田园”（pastoral）等概念密不可分。这些浪漫主义理想从定义上来说都位于城市边界之外。但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作为一种文学和艺术类型的景观，实际上是为富裕的城市居民创造审美化的乡村图景，将原本充满繁重物质劳动的场所，转化为一种类似伊甸园的景象。换言之，景观图像是一种被净化过的自然，供特权阶层沉思与观赏。因此，对田园生活的浪漫主义迷恋在摧毁和改造自然最为密集的工业革命期间达到顶峰也就不是巧合。
如果说城市与景观在政治和美学层面一直互相交缠，那么抗议景观同样具有丰富的历史渊源。比如，在巴黎，就地取材的临时路障首次出现于16世纪末法国宗教战争期间的民众起义之中。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及其随后动荡的岁月里，堆起的大量泥土与石块、并在其上展示革命符号的土堆，成为一种常见景象。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抗议景观——不仅指对城市空间的权宜性物质干预，而且作为对城市既有象征体系的自觉攻击——可以追溯到1871年巴黎公社的行动。法兰西第二帝国对巴黎的构想把重点放在对国家和金融权力的纪念碑式表现上，同时极力将农业活动从城市中心排除出去——奥斯曼男爵对巴黎城市的改造便是最佳例证。但在巴黎公社社员手中，城市林荫大道与广场被改造成废墟堆，对国家纪念碑与基础设施网络进行嘲讽与戏仿。比如，巴黎最大的拿破仑纪念碑——旺多姆圆柱就被拉倒在堆积如山的泥土、干草和马粪上（讽刺的是，马粪是从巴黎郊区的马厩和屠宰场运来的）。
巴黎公社是最早被摄影记录的城市抵抗行动之一，各种拍摄土堆、街垒、路障、碎石等景观的照片使抵抗行为本身不仅成为对既有城市图像志的攻击，也成为对政治图像志本身的修正。换句话说，大量流传的图像使公社自身的抗议美学扩展到1871年起义范畴之外，成为了公社的历史遗产：这些照片也被收录进情境主义国际的宣传册中，并在近来占领运动的成员中间传阅。
尽管如此，抗议景观仍是一个极为当代的现象。如果说历史上的景观与田园和如画风景相关，那么现如今它则与“领地”（territory）概念紧密相连：一个不再只是审美对象的空间，而是被严格优化以服务于资源生产或资源开采的场所。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的两大支柱——私有化与放松管制——正在改变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削弱了人们对环境资源所应承担的集体责任感。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抗议景观所促发的对城市、景观与领土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显得愈发迫切。
阵地
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对抗性符号，堆积物（mound）在今天的法国社会仍然具有现实共鸣。并为当代的抗议行动提供了比人们想象中更为直接，或者说更具物质性的先例。2014年1月，罗纳-阿尔卑斯大区某马厩管理人蒂埃里·博尔内（Thierry Borne）将一辆大型半挂卡车停在巴黎国民议会大楼前，车身侧面喷涂着“奥朗德和全体政客滚出去！”的标语。随后，他从卡车尾部倾倒出足足几吨的马粪，在政府大楼高大威严的台阶旁边堆成一座巨大的粪堆。博尔内的行为或许有些滑稽，但事实上，这只是当年法国农民与农业工人抗议浪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案例而已——他们通过向地方行政大楼倾倒粪肥，抗议贬低劳动价值、破坏生计的税收与贸易政策。
博尔内这场近似滑稽剧的行动迅速引起了法国媒体的兴趣，但后续讨论往往集中在这种行动表面的象征意义（将政府官员等同于粪便）上，而忽视了抗议中真实存在的美学和物质维度。在博尔内被捕的照片中，我们看到警察和保安们在散发臭味的粪便堆旁皱着鼻子。他们显而易见的厌恶感既传达出这些行动所具有的明确反田园（anti-pastoral）政治美学，也体现出一种对自然美学本身的抵抗。[1]
正如田园主义将乡村劳动美化为城市居民的消遣，当代都市活动中仍弥漫着普遍的乡村浪漫情结——从仿自然公园与滨水景观，再到新型的时髦乡村景观，皆在推销唤起乡野生活与劳动意象的都市消费模式。[2] 博尔内的这类抗议通过创造出超越美学的乡村景观“体验”，从而对抗这些消费潮流：人们无法再“沉思”，而只能像警察一样“反应”。这种示威行为通过将农场——这些在当代服务经济中逐渐消失的场所——中的副产品污物倾倒进城市空间，颠倒城市与乡村生态的主次关系。因此，抗议景观提供的不仅仅是另一种经验模式，它们并不做出以景观为主题的政治论述，而是直接把乡村以其最原始、最无法商品化的形态实际置入城市之中。
媒体
尽管这些行动本身的物质性就颇具冲击力，但如果博尔内和其他类似抗议不是制造出了如此轰动的图像和新闻性，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就像是推翻旺多姆圆柱的事件，当代抗议景观之所以变得更加激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媒体的再现的关系。最明显的例子之一便是近期在马德里的政治抗议活动及其在网络上使用的话题标签“#把垃圾扔进银行”（#TuBasuraAlBanco）。
“#把垃圾扔进银行”这一行动源自“15M”抗议浪潮。2011年5月15日，在西班牙多个城市，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高失业率和政府最新的财政紧缩政策。随后一系列罢工行动接踵而来，包括始于2012年11月并在次年加剧的垃圾工人罢工，抗议国家强制裁员超过一千名垃圾工人，并提出在垃圾收集私有化方案中削减40%工资。当马德里清运工集体停工时，垃圾迅速堆积如山，溢满街道与公共空间。“#把垃圾扔进银行”的组织者们号召人们把堆满街头的垃圾倾倒进银行，因为银行被指责为导致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参与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垃圾照片，并配上带有话题标签的文字，例如：“把它和其他东西一起放进金库里。”接下来几天，西班牙各地银行门口堆满垃圾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大量传播，引发媒体报道，并最终进入政治话语领域：罢工两周后，工人与垃圾回收公司间达成了对前者较为有利的劳资协议。此次行动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13年2月，当里斯本的垃圾工人因为类似的原因发起罢工时，行动者们使用了之前马德里行动中的照片，并同样号召“#把垃圾扔进银行”（“#OLixoAosBancos”）。他们同样获得了大众号召力和影响力：大量有关垃圾被堆放在银行门口的图像再一次涌现在各大社交媒体及网络上。
和蒂埃里·博尔内的抗议一样，两次“#把垃圾扔进银行”行动都将城市生态系统中最隐蔽的部分——垃圾和废弃物——带进控制着劳动力和商业、掌管城市命脉的无比洁净的金融场所，实现对城市空间的嘲弄和污染。然而，这些垃圾堆照片的大量汇集，也为抗议景观的再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为它利用 影像相对于景观本身所具有的特殊位置。传统上，人们对景观的体验是通过凝视一幅绘画或一张照片完成的，而这种观看方式隐含着一系列等级关系：地主与土地，土地与农民，产品与废弃物。[3] “#把垃圾扔进银行”颠覆了这种观看模式。这些影像不仅是对金融体系的卑微对抗与对劳动者的表演性声援，更是一幅将两个原本永不相逢的空间——银行与垃圾场——并置的景观蒙太奇。
行动
当然，抗议景观并非仅限于表现范畴。这种政治行动形式的独特力量在于，它可以直接干预控制和剥削进程————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这些进程日益定义着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生态退化。这一点在南美体现得尤为明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针对一系列政府改革政策的抗议浪潮席卷秘鲁、阿根廷和玻利维亚。这些政策涵盖政府雇员薪酬调整、国家电力公用事业私有化、以及对大陆众多矿业集团缺乏环境监管等问题，其根源却与巴黎、马德里和里斯本抗议者所反对的新自由主义治理结构如出一辙。
其中一个关键的案例是2004年的一次抗议行动。秘鲁北方的农民和城镇居民抗议美资纽蒙特矿业公司拿到开采基利什山的许可，此举将不可逆转地影响周围村落的供水问题。抗议者们在卡哈马卡市及周边道路堆砌巨石，筑起一英尺高纵深五十至一百码的路障，使得卡车无法通行，城乡间的物流彻底中断。面对如此规模的路障，政府最终出面调解，并撤销了纽蒙特公司的采矿许可。[4]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97年至2002年间，仅阿根廷各地公路上就出现过大约四千六百多个路障。[5] 由于这些临时出现的路障能够中断依赖道路运输的一切经济活动，它们出乎意料地成为了有效的谈判工具。就像政治理论家莫伊塞斯·阿尔塞（Moisés Arce）所指出的，这些抗议行动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一反传统的街头罢工，转而搭设路障，从而将抗议活动的发生空间从工作场所转移到更广阔的地理景观之中。这样一来，景观本身变成了政治行动的工具，将晚期资本主义领地之内的流动关系网（交通、物流、经济流通）转变为顽固而不可移动的物质现实。
景观
在建筑与城市设计领域，“景观”作为核心概念的再度兴起尤为显著。一方面，景观都市主义运动（Landscape Urbanism）的兴起是对城市形态本身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转变所作出的回应。城市的任意扩张已经大大消除了都市与景观之间的界限，而去工业化也同时在城市中心创造的新的景观空间。事实上，引入绿地已成为改造工业旧址的标准战略——纽约高线公园便是广为人知的例子。如今，从交通枢纽到奥运公园，所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通常都以景观设计问题为切入点。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不断提升的生态意识，强调可持续性设计和最小化对环境的影响的背景下。同样是在频发路障事件的南美地区，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正颇有雄心地运用景观都市主义的概念来解决土地利用、水、资源分配等环境问题，这些也是抗议行动的诉求。这些策略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自然景观不再扮演着装饰城市及周边环境的角色，景观设计和生产被放置在了一个对21世纪城市化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位置上。
但是抗议景观表明，土地的政治表达性或许存在于超越此类自我反思的学科实践之外，就像农民将马粪倒进公共空间，市民将垃圾扔在银行门口。多数城市大型基础设施规模的景观设计项目都不可避免地由上而下运作，其工程的规模和复杂性需要高水平的合作、以及机构和政府管理，而这些抗议行动出现得快速而突然，是一种不寻常的、瞬间实现的景观。因此，抗议景观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物质或环境状态，更是一个新的思想领域和交换媒介：一个可以设想不同政治可能性的反思与想象场域。那些临时搭建的路障与封锁所呈现的政治并不仅仅是社会层面的，也不仅仅是在信息、话语、资本的短暂流通网络中传播的政治，而是由更为坚固的事物组成——它改变我们的程度，不亚于改变我们所站立的土地本身。
注释：
1. 对“反如画性”概念的精辟分析，参见维克托·迪·帕尔玛（Vittoria Di Palma），《荒地：一段历史》（Wasteland: A Histor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4).
2. 该术语由建筑师维托里奥·奥雷利（Pier Vittorio Aureli）在“维托里奥·奥雷利系列讲座“中提出（Architecture Lecture Series, 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 San Francisco, March 3, 2014).
3. 见安·伯明翰“系统，顺序和抽象：1795左右的英国风景绘画政治学”，见《景观与权力》， WJT米切尔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77-101页。这类图像后来在一种纪实摄影形式中被重新激活：画面中常见拾荒者在巨大的垃圾填埋场中活动，而远处是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
4. 参见莫伊塞斯·阿尔塞（Moisés Arce），“秘鲁新自由主义之后的集体行动的再政治化”，《拉美政治与社会》，第 3期（2008）：37-62页。另参见R·加斯东·戈迪略（Gastón R. Gordillo），《碎石：毁灭的来世》（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14年）.
5. 同上.
本文的补充研究由常驻巴黎和马德里的塞缪尔·加西亚·佩雷斯（Samuel García Pérez）以及里斯本的蒂亚戈·洛佩斯·迪亚斯（Tiago Lopes Dias）提供。笔者感谢法布里奇奥·加朗蒂（Fabrizio Gallanti）在联系研究人员方面提供的帮助。
大卫·吉森（David Gissen）是旧金山加州艺术学院建筑系副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理论和批评博士项目客座教授。
译／ 刘倩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