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二月初。一位欧洲男子，头戴棒球帽，身上捂着保暖夹克，漫步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这个通往麦加的历史港口城市。雷尼尔·德·赫拉夫（Reinier de Graaf）是明星建筑事务所OMA的合伙人，他最近常来沙特阿拉伯，不是为了宗教朝圣，而是参加双年展，担任一个清真寺建筑奖项的评审，顺便看看有没有任何其他可抓住的机会。
“中东是目前世界上现代化进程最不受拘束的地区。” 德·赫拉夫和我说。他在90年代加入OMA并创立其研究部门AMO。他说，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正在式微。我同意他的观点，一些中国朋友也这样认为，他们都说沙特让人想起2008年的中国。许多和我聊过的沙特人，包括女性和少数群体，都提到他们能感受到一种明显的进步感，与德国、荷兰或美国灰暗的政治前景形成鲜明对比。
就欧洲而言，它似乎已经在如今的世界格局中被边缘化。欧洲各国的领导人甚至未被邀请参与那些在沙特举行、由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主导的决定欧洲未来的会议。与此同时，美国——这个曾支撑一切，塑造了现今摇摇欲坠的战后世界秩序的超级大国——其保守建制派已经陷入混乱，转向封闭自守。显然，建立在输出西方愿景之上的商业模式已经时日无多，世界似乎不再像从前一样需要欧洲的作者型人物了。旧世界已成废墟，新世界仍待建构。那么，建造者该何去何从？
当全球化的承诺——或至少西方人在其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受到质疑时，曾经在全球各地不断找活的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开始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考虑到本土主义的政治家的崛起，人们很容易把这一现象称为“去全球化”，但这并不准确。中国正在扩大全球影响力，开放免签旅行，而沙特阿拉伯也在获得新的中心地位。纽约仍然是世界之都，但都是出于错误的原因：特朗普和金融。全球化并未结束，只是西方不再是主角。
五十年来，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的建筑师和思想者们穿行于世界各地的城市，播撒种子，而它们数年后生长成了我们如今身处的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在全球化鼎盛时期——大致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特朗普首次当选之间——OMA成功地做到了几乎所有创意公司都想做的事：将创新理念带向世界各地，从西雅图到北京再到莫斯科，赚到大钱的同时，不牺牲大胆且具作者性的愿景。
毕竟，正是70年代“癫狂的纽约”激发了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在1975年（与他人）共同创办了大都会建筑事务所。而同样的曼哈顿也是特朗普职业生涯的起点。2008年OMA在北京建造的央视大楼，其富有玩味的线条正是那个时代中国的象征（有人戏说那是“魏玛时期的北京”，而我们都知道魏玛之后发生了什么）。今天，中国的国家媒体正是从那里向全中国、非洲以及全世界传递讯息。
在2000年代中期，OMA不得不面临一个抉择，是选择纽约的新世贸中心还是北京的央视大楼。最终他们选择了北京，但也因此招致了那些焦虑的美国例外主义者的批评。回头看，选择建造央视大楼是历史性的——这是OMA种下的至今或许仍在激发新的思想火花的种子之一。库哈斯曾写道，中国完全可以“凭借其主导地位、人口基数、经济实力和中央政府来带领全世界走向一个数字化的未来，”并补充说，“在共产主义中，工程学拥有很高的地位，其规律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车轮相呼应。”2014年，习近平批评央视大楼“怪异”，他或许和许多西方批评者一样也不喜欢这座建筑，原因也是类似的：无论是对中国共产党还是纽约或华盛顿的自由派而言，这座试图将共产主义引入全球语境的建筑项目都被视为具有破坏性。这是一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妥协，令两边都感到不安。
2017年，OMA开始建造卡塔尔国家图书馆。想象一下：卡塔尔的统治者向这家事务所寻求如何阐释与呈现其国家认同的想法。这无疑是对过去那些全球奔走式提案的一种回应。在《内容》（Content，2004年）一书中，OMA汇集了许多关于文化杂交的未来的狂想：欧洲人已无法在其中竞争，建成环境沦为“垃圾空间”，北京成为曼哈顿城市景观的卓越修订版；购物中心将成为未来的公共空间，迪拜和拉各斯的社会秩序将成为主流；建筑师作为孤独天才的虚构形象将会消失，乌托邦作为一种理念也将终结。这本书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尤为令人震撼，因为其中没有任何一个点子是靠ChatGPT生成的。正如一位当代批评家所写，这本书“试图描绘建筑师与全球化力量之间暧昧不明的关系，也是其七年来游历世界的记录——不是作为商旅人士或者背包客，而是作为流浪者。”
在许多不同时刻，OMA曾经提议过在伦敦建造柏林风格的墙（在事务所正式成立之前的1972年）；在巴黎建造一座无限展开的半透明图书馆（1989年）；在曼谷为12万人建造一座垂直城市或者说“超级建筑”（1996年）；以及为有争议的南沙群岛制定总体规划（2006年）。这些挑衅的提案在当时都被认为是荒谬的。那时建筑师仍是先锋，比资本主义本身还快一步。正如艺术家徐冰在2008年告诉《纽约时报》的那样，“现在艺术家和政府基本是一样的……都在追赶着发展。”OMA曾经捕捉到时代精神，但现在气候已然改变。
总有那么一个时刻，文化会从美学愿景转向政治断裂。想想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北京大学的一名图书馆员成为了之后的国家主席。如今似乎也处于类似的时刻，某些知识分子可能一夜之间就能变成军阀。今天，美国政府想要吞并格陵兰岛，中国正一片被污染的草原上建造一座怪异的未来主义首都。而作为OMA仅存的重大委托项目来源的沙特，正在耗资九万亿美元建设新未来城NEOM。如今政府比艺术家更为激进，艺术家们跟在政府后面，请求它们小心谨慎，要顾及意想不到的后果。只有最糟糕的人才会热情地投身这种共谋，比如曾有建筑师提议安装类似电热板的土方工程，用来烫伤那些试图翻过特朗普边境墙的移民的双脚。
难怪先锋派正在转向自我。正如德·赫拉夫告诉我：“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自我超越得以至于没有什么可超越的了，激进或‘跳出框架’的思维已经成为主流政治。在这个背景下，建筑师试图保持相关性的唯一方式也许就是成为一种理性的激进声音。”尝试过（但未成功）竞标特斯拉工厂建设项目的OMA，曾经代表了一种超越善恶的尼采式的建筑。当时采取这种立场还相对容易，因为政府尚致力于行善（即便是虚伪的）。如今超越道德已经不再是一种前卫的反叛。如果我们想要有德行，想建造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才是在这个充满恶意和机会主义的世界里，真正的先锋姿态。
库哈斯曾说：“年轻人，去东方吧。”我在某本杂志上读到。读者朋友们，我听从了这个建议。我早就对伦敦和纽约的生活感到无聊和厌烦。在那儿，我得把一辈子的薪水花在租房上，替一些自命不凡的创意人士煮咖啡，假装跟上迂回曲折的辩论——而与此同时，我们周围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公平。美国的中产阶级生活并不是行动的地方。我对这个一切看起来都已经完成了的乏味时代感到不耐烦，于是开始饶有兴趣地阅读OMA在拉各斯和亚洲以及世界各地的历险，就像小时候痴迷于《丁丁历险记》一样。两者的确有一些相似之处，来自比利时的小男孩探险家周游世界、破解谜团；而无所畏惧的荷兰建筑师们出现在许多可怕的地点，例如后苏联时期的莫斯科，凭借知识与世界的领导者们会见。因此我申请了莫斯科的Strelka，OMA曾参与这个创立于2009年的研究学院的部分教学项目。它允许西方的城市规划者来此角色扮演苏联的技术专家，走访马加丹并畅想我们可能在那里建造些什么。我被录取了，但俄罗斯的冬天令我犹豫。不久后，我去了上海。
在现代主义的范式中，是文化先锋派——艺术家、建筑师、音乐家和设计师——从全球经济的边缘汲取营养，并将其重新想象为中产阶级可以消化和理解的内容。伟大的作品带给我们的对于“新”的震撼正是这一过程的最佳体现。然而最近，这一动态已然发生了逆转。随着资本主义刚刚在美国完成了一场政权更迭，我不禁思考：文化真的还能引领未来吗？或者，它是否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陷入一种结构性的保守状态，只能被动回应，无法主动行动？艺术仍然令人兴奋吗，还是只是那些在战争、加密货币、气候变化前无力进行有意义干预的人的庇护所？OMA的未来的问题，似乎也与一个更广泛的不确定性息息相关：在这个日益陷入部落化冲突的世界中，那个以纽约与欧洲为核心的左翼知识界将何去何从？毕竟，我的“乌玛”（ummah，伊斯兰文化中泛指精神共同体）不正是OMA曾精彩捕捉和呈现的，在我们不愿承认的“西方”孕育、延续了好几代人的流浪意识吗？
建筑或许曾是对奇遇的寻求，但我们总是告诉自己，我们追求的是乌托邦。当我在吉达与德·赫拉夫交谈时，我问他关于《古兰经》中回到乐园的那一刻。他回答说，尽管我们怀念乌托邦，但其实我们已经不知道那是什么了。“我担心二十一世纪还没有教会我们缺乏乌托邦思维的危险。”因此，也许新的任务不是去预测未来，而是去介入当下。不是作为先知，而是作为体制内的策略家、实用主义者、颠覆者。与此同时，读书、打理花园、抚养孩子，等待毁灭的终结，然后去建造一个新世界。
雅各布·德雷尔（Jacov Dreyer）是一位编辑和写作者，关注中国政治经济与科学的交汇，现居上海。
文／ 雅各布·德雷尔
译／ 徐智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