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夏天，柯尤·科沃（Koyo Kouoh）邀请我到她与萨克斯演奏家丈夫菲利普·马尔（Philippe Mall）位于巴塞尔郊外的家中做客。我和当时的伴侣、艺术家亚历山德拉·巴赫泽提斯（Alexandra Bachzetsis）一同抵达，在那里见到了西奥·埃舍图（Theo Eshetu）、戈弗莱德·邓科（Godfried Donkor）、特蕾西·罗斯（Tracey Rose）等艺术家。我们在泳池边共度了两天时光，一起聊天、做饭，伴着尼日利亚和加纳的Highlife音乐跳舞。也正是在那时，我们决定创立“非洲-巴塞尔共同体”（Afro-Basel Collective）：一个由思想开明的朋友们组成的松散团体，我们都有在机构语境之外建立思考和交流的共同需求。在柯尤的邀请和那场初次聚会的促成下，一个关于思想和行动的新地理版图逐渐显现。
那是2010年代初，柯尤是一名策展人和写作者，于2008年在达喀尔创立了RAW Material Company艺术中心；而我当时是巴塞尔美术馆的馆长，相比之下，这间西欧艺术机构已略显陈腐。不久后，柯尤写信给我，提议举办一场探讨“崇真会”（Basler Mission）历史的展览。她解释道，这个瑞士传教团体曾“在非洲复兴福音派教会”的过程中催生了“一系列由尼日利亚、南非和加纳的艺术家创作的很有趣摄影作品”。她接着说，这是一个“没有什么艺术家想过要处理的素材宝库”。信尾她写道：“这是一个想法的开端，它或许能够发展成一个项目。想想看。”
在“一个可能发展成艺术项目的想法”处着力，这或许是出生于喀麦隆、在瑞士长大的柯尤一直以来的行事准则。她的跨国界视野、对历史研究的偏好，以及对全球离散社群的敏锐洞察，对我和其他许多人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柯尤常常从看似微小的细节出发，反复推敲，直到一个更具实质性的方案成形——然而，借用她在今年五月不幸离世前为威尼斯双年展构思的总主题来说，这一切又始终“以小调”（In Minor Keys）的形式展开。
柯尤开辟了自己的路径，也对权力的算计抱有一种天然的怀疑。她深知，历史——正如爱德华·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所言——是“西方核心的功能性幻想”。而她选择书写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具身性的历史版本。为此，她灵敏游走，触动并改变人们的思想，激励大家参与和行动。在我离开巴塞尔美术馆，去担任第14届文献展的艺术总监时（能够获得这个职位，部分归功于当时任遴选委员会成员的柯尤），柯尤那封早期邮件里的结束语再次萦绕我的耳畔：想想看。这三个简短的字，以一种微妙但毋庸置疑的方式，影响了那次展览的走向。我们的策展团队以此为起点，对自身的思维模式进行了一次“去殖民化”，改变了陈腐的工作方法，在雅典和卡塞尔的两部分展览中，将政治理念落实于实践。
就柯尤而言，她多年来都一直致力于推动在非洲大陆上创建文化、讨论和友好互动的新空间。“西方艺术中心正面临着关闭的危险，其中的一些已因经费紧张而关闭”，她在2012年时写道，而“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新开的机构都不止一个”。柯尤的愿景在其迄今为止或许最持久、最有形的成果中得到了体现：RAW Material Company艺术中心，一座位于达喀尔的“艺术、知识与社会中心”。
在RAW艺术中心，柯尤策划了约四十场展览和无数的活动，其中包括“状况报告：非洲大陆艺术机构建设研讨会”（Condition Report: Symposium on Building Art Institutions in Africa，2012）；“词！词？词！伊萨·萨姆与不可译的形式”（WORD! WORD? WORD! Issa Samb and the Undecipherable Form，2013）：一场标题美丽且别致的回顾展（同时还出版了一本权威著作）。她曾为“危险图像：非洲酷儿群体的可见性与媒体环境”（Precarious Imaging. Visibility and Media Surrounding African Queerness）这样大胆的展览保驾护航，邀请了安德鲁·埃西博（Andrew Esiebo）、扎内勒·穆霍利（Zanele Muholi）等艺术家参与。展览由柯尤与阿托·马林达（Ato Malinda）联合策划，作为2014年达喀尔艺术双年展的一部分，聚焦于“同性恋视角下和非洲社会日益加剧的恐同氛围下的个人自由。”但很快，展览就遭到了抨击，这个被当地宗教保守派视为禁忌的主题，让RAW艺术中心的大楼遭受了蓄意破坏。同年六月，塞内加尔政府介入并叫停了这场展览。但是，在柯尤的掌舵下，该机构仍然挺了下来。因为，凡是柯尤推动过的事情，都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
我上次见到柯尤是在巴塞尔，在莱茵河的河畔。那是在2024年6月，是在她与坦扎妮·德拉卡马（Tandazani Dhlakama）共同策划的展览“当我们凝视自己：百年绘画史中的黑人形象”（When We See Us: A Century of Black Figuration in Painting）的开幕式上。展览最初于开普敦非洲塞茨当代艺术博物馆（Zeitz MOCAA）举办，柯尤当时任该馆的执行馆长兼首席策展人。展览在巴塞尔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巡展——世界上最早为专门展示当代艺术品而建的博物馆之一——可谓意义重大。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场有关非洲及非洲流散艺术家的大型研究展在非洲大陆策划，随后才抵达欧洲。这场规模宏大的展览将不同的声音和视角汇聚于同一屋檐之下。一百五十位艺术家的作品占据了整个博物馆空间，释放出惊人的能量，涵盖了从社会写实主义到象征现实主义，以及以当代摄影为基础的具像绘画等艺术形式。展览大胆地展露着真实世界，强调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存在与超越之多重维度。
“当我们凝视自己”是一个为了对抗主导西方博物馆的定向凝视而巧妙构建出的“例外”。它动摇了观看和控制者的主体地位，并拒绝了那个不成文却定义了现当代艺术史及其全球艺术机构体系的西方“我们”所具有的权威。在此，那一狭隘的主体地位突然消失，而被其他的主体性、声音和空间有力地取代。黑人异托邦和复调体不仅仅被呈现，更成为焦点，取代了被西方博物馆封闭在白墙之内的静态叙事。这一次，展厅墙壁被刷上鲜活的色彩：这是对常规展陈方式的一次修正，其姿态大胆鲜明，毫不羞怯。
同年晚些时候，我并不意外地得知柯尤被任命为2026年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的消息。她的工作仍将继续：明年，一支协作团队将根据她为展览谱写的总谱把展览实现出来。这场名为“小调”的展览，将如柯尤所言，“承载着当前我们所处的世界——以及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要创造的世界——的意义。”对柯尤而言，“艺术家是远见者也是社会科学家，让我们得以以唯有通过艺术才能实现的方式进行反思和展望。”
展览如梦境，是稍纵即逝的现象——但也像梦境一样，在我们的经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通过一条辩证的连通路径，展览追索着过往的物质文化，立足于当下，并预见着未来。柯尤作为策展人、机构创始者、写作者和思考者的工作，将两个紧迫任务留给了我们：在博物馆和所有的西方性场域里，摒弃权力的殖民性；放弃安全的确定性，以迎接一个包含新关系的崭新世界。“当我们凝视自己”提出了一个清晰而响亮的问题。而现在，是时候由我们作出回应。当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可以选择的是：迈向不确定的公平，或者，减速停滞。正像柯尤曾经所言：“巨变将以我们无法想象的形式来临。”
亚当·希姆奇克是一位常驻苏黎世的策展人和写作者，他曾担任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艺术总监和巴塞尔艺术博物馆馆长。
文／ 亚当·希姆奇克
译／ 钟若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