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希姆奇克 | Adam Szymczyk,郭怡安

  • 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

    今年,五年一度的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将在两座不同的城市拉开帷幕:雅典从4月8日起,卡塞尔从6月10日起。艺术总监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与他合作的庞大团队成员包括策展人Pierre Bal-Blanc,Hendrik Folkerts,Candice Hopkins,Bonaventure Soh Bejeng Ndikung,Hila Peleg,Dieter Roelstraete以及Monika Szewczyk——与《艺术论坛》杂志主编郭怡安共同讨论了包括展览场地、形式和理念在内的诸多问题,从古典民主主义理想一直聊到当代财政紧缩政策危机。

    郭怡安(MICHELLE KUO):你开始组织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的时候,雅典成为了全球金融政治风暴的中心,当然紧跟着还发生了很多其他动荡——难民危机和欧洲整体的危机。你关于展览的设想是如何随着这些事件的展开而发生变化的?

    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2013年秋,我向第十四届文献展遴选委员会提议将展览场地定为雅典和卡塞尔两座城市。当时,希腊问题经常出现在德国报纸头版。德国媒体和政治家特别热衷于用忠告的口吻提建议——很快他们开始命令这个相对贫困的欧洲南部国家进行资本管控,把税收负担尽可能摊到那些没有任何财产的平头百姓身上。这里面或明或暗的主题是,希腊是个落后国家,够不上欧洲标准。

    这种态度

  • 柯尤·科沃(1967-2025)

    一年夏天,柯尤·科沃(Koyo Kouoh)邀请我到她与萨克斯演奏家丈夫菲利普·马尔(Philippe Mall)位于巴塞尔郊外的家中做客。我和当时的伴侣、艺术家亚历山德拉·巴赫泽提斯(Alexandra Bachzetsis)一同抵达,在那里见到了西奥·埃舍图(Theo Eshetu)、戈弗莱德·邓科(Godfried Donkor)、特蕾西·罗斯(Tracey Rose)等艺术家。我们在泳池边共度了两天时光,一起聊天、做饭,伴着尼日利亚和加纳的Highlife音乐跳舞。也正是在那时,我们决定创立“非洲-巴塞尔共同体”(Afro-Basel Collective):一个由思想开明的朋友们组成的松散团体,我们都有在机构语境之外建立思考和交流的共同需求。在柯尤的邀请和那场初次聚会的促成下,一个关于思想和行动的新地理版图逐渐显现。

    那是2010年代初,柯尤是一名策展人和写作者,于2008年在达喀尔创立了RAW Material Company艺术中心;而我当时是巴塞尔美术馆的馆长,相比之下,这间西欧艺术机构已略显陈腐。不久后,柯尤写信给我,提议举办一场探讨“崇真会”(Basler Mission)历史的展览。她解释道,这个瑞士传教团体曾“在非洲复兴福音派教会”的过程中催生了“一系列由尼日利亚、南非和加纳的艺术家创作的很有趣摄影作品”。她接着说,这是一个“没有什么艺术家想过要处理的素材宝库”。信尾她写道:“这是一个想法的开端,它或许能够发展成一个项目。想想看。”

  • 双年展何去何从?

    当我在2013年11月被任命为第十四届文献展(Documenta 14)艺术总监时,文献展的形态似乎已经固化。基本上,文献展理应在卡塞尔举办,辅以少量卫星地点;同时,它也应当遵循一百天展期的惯例,这一点最初被阿诺德·博德(Arnold Bode)称为“百日博物馆”,后来哈罗德·史泽曼(Harald Szeemann)重新表述为“一百天事件”。而我提出的方案是将文献展设在两个城市,视为两个彼此关联但又各自独立的篇章,并于2017年春季依次开幕,两地展览有大约两个月的重叠时间。这个提议最初在希腊和德国都遭遇了同样的质疑——当时,这两个国家正陷入一场以希腊人民为代价而上演的“债务统治”(governing by debt)对峙中。第十四届文献展的构想,是为了回应全球范围内初露端倪的新法西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复合体,以及日益抬头的威权主义倾向。展览在卡塞尔与雅典两地的并行呈现,以及在2014至2017三年间逐渐展开的公共项目,共同构成了这一愿景的核心。多样的形式及其不断变形的呈现,是所有参与者共同分享的愿景的关键:打造一种开放形式,放弃单一的策展权威,转而由一位“指挥”来协调一支由“技艺高超的即兴演奏者”组成的群体。他们各自以独特的声音发言,包括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等参与者,以及我们邀请入局的策展人、策展顾问和无数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集体创作过程伴随疲惫的协商、频繁的冲突以及令人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