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金花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一种赌博方式之一，而艺术家叶甫纳将自己位于上海莫干山路50号的视界艺术中心的个展命名为“炸金花”，事关这个游戏的本质：表面上似乎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实际上却并不能完全把控。

展览最突出的装置作品“假景系列”均是取材于云南仕满村普通家庭的物件：电子表，灯箱等等。灯箱装置作品中的“高山流水”、“鹤鹿同春”等景象与其说是大众审美中理想化的“完美”风景，不如说是传统文化心理在当代乡村的仿拟性延伸，并且成为今天乡村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丽江仕满村的村民虽然随着旅游业的兴盛与外出打工，迅速与发达地区的人们接轨，但是他们无疑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叶甫纳的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们“既来自又超越了‘大众文化’或边缘群体”的特点，并且更重要的是，她的作品并不去享受“反正统文化”的特权，而是一方面灵巧地从这些家庭装饰中提取出一种符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一方面研究人群使用这些符号的行为。

说艺术形式是符号化的，是因为我们一看到它，就能明确的辨认出符号的所指；但是当我们继续凝视这俗艳的画面之时，一个问题隐约浮现：表面上看是村民选择的这些装饰性物件，可实际上这种选择并不是完全自主的行为，而是强势文化的规训结果。正是这种规训让本来不具有任何主观色彩的装饰性物件与“乡村”、“土气”、“审美水平低”这类字眼建立起关联。而叶甫纳的敏感在于，她捕捉到了这样一种歧视性的关联，并且通过物件在艺术空间的展陈，成功地化解了这种对应，使得一种审美的平等意识浮现出来：否定“审美”的等级划分，即不存在城市大众的审美高于乡村大众审美。平等性进入艺术作品制度的探讨，凸显了她作品的政治性，然而这种政治性不再是单纯的反映社会情况，以及“对于被剥削者和被遗弃之人的那种显而易见的同情”，也不再是向观者展示社会底层的丰富的独特的经验，而是以一种真实乡村的视野来取代城市视野，并以此重新观察思考“新农村的剧变和失血”的问题。

文／ 孙啟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