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语词与意识关系为主题的视觉艺术项目《可能的语词游戏——徐坦语言工作室》目前正在何香凝美术馆OCT当代艺术中心进行着——这将是徐坦对这一历时五年的“关键词”项目的最后呈现。“关键词”项目由“搜寻关键词”和“关键词学校”两个环节组成，它通过对中国活跃地区中特定的活跃人群的音像访谈、调查、采集、分析和整理出“关键词组”，这些被采集的语词通过在不同的公共空间和公共人群中进行讨论、交流形成新的意识关系，试图测试对当下中国总体社会意识状态进行“艺术研究”的可能性。他的创作是指向社会的，但并不会将社会现实的信息直接纳入创作，而是通过“社科”方式折射，创作形态既不是画、雕塑、录像，而是社会学科的某些工作方式。在此，徐坦讲述了他如何呈现“关键词”项目和他如何看待自己目前进行的工作性质。

这次在OCAT的展示，意味着一种实验，即现场空间设置和公众互动合一的方式。这种“合一”是一种极限实验。概念，意识活动的运作，将视觉因素设置到极限状态。希冀给意识活动（包括互动）最大的通透性和能动性。 现场有装置，提供来访者几种不同的交流，谈话的空间，同时也是我自己工作的空间——我置身于观者视线内工作——工作包括语词分析和与观众谈话——我的工作也是被观看的内容。现场设置了录像装置：11个频道的录像，包括有关关键词的录像作品，和关键词活动记录性录像，旨在向观众提供一种现场感受，以及五年多的关键词项目活动过程。现场设置专门有关语词的声音装置，一种环绕现场的声音设置。现场有大量文本呈现，有关几年来文本分析情况，以及文本资料。另外还设置了提供观众书写的装置，提供观众特殊的现场自助录音录像的装置。最重要的是，观众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加入互动性的，“行为艺术”性质的活动，特殊环境下，以关键词为中介的方式谈话，是我的意图，也就是“合一”。

科里·阿肯吉尔（Cory Arcangel）最近的作品《多个单机保龄球游戏》(Various Self Playing Bowling Games，又名“Beat The Champ”，2011）是一件影像装置，表现了从1970年代到2000年代的14个保龄球电子游戏。每个游戏里出现的都是落沟球，而且是无限的循环。这件作品是伦敦巴比肯艺术画廊|和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联合委托创作的。这位艺术家谈论了他对于电子游戏、社会媒体和最近的网络项目的想法。巴比肯画廊的展览将于今年5月22日开幕。

我小时候一部任天堂（Nintendo）的游戏都没有，所以我得去有游戏的朋友家玩儿，我能在他家待好久看着他玩儿“塞尔达传说” （The Legend of Zelda）。其实从小到大我都不喜欢玩儿电子游戏，但是觉得观看这个游戏十分无聊，而这些游戏反而又对我产生了无限的吸引。这也就是我的作品《多个单机保龄球游戏》最初的灵感之源。

这件作品是表现多个保龄球游戏的视频装置，每个游戏里都是落沟球。你走进巴比肯画廊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些游戏视频一个挨着一个连成长条。但这些投影的规模很大，就像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的作品那样大。你最先看到的是那些早期保龄球游戏，你越走就会发现游戏越新，直到近期刚刚出现的那些。在巴比肯展出的这件作品一共包括14个视频。

我选择保龄球是因为这是我所能想到的最

这恐怕是最美好的时光。一线演员和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主持人之一James Franco挑选了柏林佩雷斯计划中的两个作为他在欧洲大陆艺术生涯的起点，也许在上上周六克罗伊茨山的聚会上，你就能够在冥冥之中预感这一切了。当时，一小撮电影迷和艺术信徒们参观完柏林电影节到画廊外闲逛，并在晚餐休息的时候加入了百无聊赖的狗仔队和摄制组。画廊里面摆满了烧毁的儿童游戏室，一些影像装置和一幅放在角落里的四分五裂的艺术品。除了蜘蛛侠，看不见一个好莱坞甚至艺术圈里的名人，只有两个雇来的记者（或者说是三个，因为他们想把我也算在内）和疲于交际的Klaus Biesenbach。

开始到场的人并不多，可是当艺术品商Javier Peres和艺术家踱步进来的时候，人们忽然一窝蜂地涌了进来。Peres领着艺术家到了画廊后面的一个小房间——虽然有点不合逻辑——主持一个即兴的新闻发布会。如果不是Peres体贴而迷人的助手Nick Koenigsknecht有效地治理了这帮专家的话，我都怀疑这里会闹翻天的。在Franco和Peres 挤进人群与Biesenbach还有——你肯定猜不到还有谁！——Hans Ulrich Obrist一起庆祝的时候，Koenigsknecht温柔地将我们的摄影师推到了活动的中心。

这种一窝蜂的混乱局面在Peres Projects

艺术家周翊最近出版的一本色彩理论书籍《色彩感知学》，基于约瑟夫·阿尔博斯的《色彩的相互作用》（1963年），是国内第一本关于约瑟夫·阿尔博斯的书。周翊在纽约的库伯联盟美院初次接触到阿尔博斯的理论体系，目前在中央美院油画系教授色彩培训。在此，他讲述了本书的内容与涵义。

老师们挂在嘴边所谓“传统”的色彩教学，在中国的美术学院，我说的是写生色彩教学，我们现在把它当做“传统”是出于习惯，它实际是外来的，西方人看世界的方式。在这一点上“传统”的色彩写生教学和阿尔博斯色彩教学没有区别，只是引进时间的先后。阿尔博斯的教学实践产生于西方工业革命期间，设计与艺术融为一体的时代。在这之前一点，早期西方现代艺术是受到东方和外来文化的影响的，比如众所周知的日本版画对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影响，比如非洲面具对毕加索的影响，西方现代艺术的先驱们普遍对西方以外的文化或原始文化感兴趣， 他们反叛自己的文化和技术体系。据说阿尔博斯最喜爱的书是海德格尔参与翻译的《道德经》。这也就是说这个新引进的色彩教学可能比“传统”的写生色彩教学更接近我们中国人自己观看世界的方式，因为他们的思想受到过东方古代思想的影响。比如阿尔博斯说他追求的是智慧而不是美观。他说要极简、大用，这个大不是指尺度，我理解这个大是通的意思，是非视觉元素在细节处的光芒，大是相对碎片的微小和难以辨认所想象出的尺度，或者说大得超出想象。这样的现代精神确是和中国古人的智慧有相通之处的。我们的日常形态倒是把它遗忘了。

在中国，“艺术家”和“老艺术家”的差别犹如“干部”和“老干部”一样。而这样的不幸由于主持人的外行就降临在了北大艺术学院朱青生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杭间副院长和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的身上，被冠以了“三位老艺术家”之名。这也使艺术圈的人们在大年正月十三晚上一进门就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寒颤：他们要干什么？身份转换？！不过，山寨、错置、挪用与事件在“2010中国当代艺术金棕榈奖+金酸梅奖”的颁奖典礼上比比皆是。光是从奖项这个题目所包含的欧、美、中混合并用就可以看出这必定是有中国特色的奖项。

其实这已经是该奖举办的第二届了，只不过相对于这次而言，上一次的规模要小得多。据说798里的一驿酒店为这次活动友情提供了场地，但相对于趋之若鹜的媒体和林林总总凑热闹的来说，场地提供略显吝啬。好不容易从狭窄的过道挤进了观众席，负责这次活动文本工作的翻译就和我探讨起了邱志杰的《上元灯彩图》的翻译问题。旁边的那位圈内老兄插话道：“嗨！他就是想显得有文化点儿……”。等到整个小厅和走道变得水泄不通的时候，颁奖典礼正式开始了。在老朱的致辞之后，中国当代艺术版金棕榈奖揭晓了：何云昌《一米的民主》（《与虎谋皮》）、陈晓云（未出席）《为什么是生活》、陈界仁（未出席）《帝国边界》、周斌（未出席）《30天——周斌计划》、梁硕《费特》、艾未未（未出席）《葵花籽》、卢征远《84天，84件作品》、邱志杰[未出席]《上元灯彩图》、杨新广《底下有块石头》和陈文骥《抽象作品系列》。

今年，以“灾难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国际当代艺术理论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ntemporary Art Theory，简称“ SITAC”）在墨西哥城的Julio Castillo剧院召开，刚开始的时候与会者首先就两套不同的会议方案争论不休，这不能不说是个讽刺！但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人们很快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因为设计拙劣的会议厅里刺骨的寒冷让人们忘记了争吵而昏昏欲睡，而这才是接下来三天会议的主旋律。

会议在周四拉开了序幕，第一个发言的就是人们期待已久的Juan Villoro，他可是个能摆活的主，他的意思是，观众参加这个以灾难为主题的会议是窥阴癖使然，而他也是这次活动的共谋者。会议组织者，艺术家Eduardo Abaroa穿得厚厚实实就走上台来，这也给会议增加了一丝额外的幽默，逗得观众也发出了笑声，姑且理解为同情吧，因为大家也穿得严严实实——接着开会。

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Colección Jumex当代艺术收藏机构的顾问Víctor Zamudio主动要求带我参观近期的各种开幕。这晚的重头戏是Siqueiros公共美术馆（Sala de Arte Público Siqueiros），我们看到了两件作品，一件是Artemio的《POSTMISERIA》，另一件是Tercerunquinto小组的《Restauración de

艺术家、歌曲创作者瑞秋-梅森（Rachel Mason）曾经在苏黎世美术馆、军械库展、Art in General等地演出过。在此她讲述了进行中的作品《大使之歌》（The Songs of the Ambassadors），里面有很多政治人物瓷器雕像，自画像，以及自己创作的音乐。这一项目目前在底特律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生命故事”（Lifestories）中亮相。

《大使之歌》（THE SONGS OF THE AMBASSADORS）始于2004年冬天，当时我看到了一则关于伊拉克伤亡人数的新闻。我以为会看到更多，结果新闻广播忽然中断了，画面上出现一群人，在为竞技场上的两只足球队欢呼。我换了频道，想看到更多关于战争的报道。很想知道伤亡人数究竟为多少？三千么？记不清了。我努力回想战争开始的时间。不知道做些什么才能阻止它。于是我参加了抗议集会，但这只是一场战争。世上还有很多其它的战争。在我的有生之年，会有多少场战争在继续啊。

于是我开始琢磨布什总统这个人。我很想知道，他脑袋里究竟在想什么？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他是怎样做出那些决定的？对此我能做些什么呢？后来，我觉得自己可以像玩木偶一样，去摆弄这些世界领导人。如果他们足够小，小到我可以捏在手中任意摆布，那么，可能我就会慢慢清楚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以及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切。我喜欢可以收集的布景，比如所有总统的盘子。如果我来做具体的场景，那么就会用瓷器做出战争中这些领导人的半身像，而我则是调和每场冲突的大使。我可以化装成他们的样子，与他们坐在一起，成为其中一员。

穿着入时的人们聚集在Pragati Maiden国际展览中心贵宾入口的红地毯上，此情此景让我猜测今年的印度艺术峰会（India Art Summit）会显得非常大牌，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我错了。事实上，在充满苏联冷峻风格的展览馆内部却是一副与其外表迥异的狂欢场景。美酒肆意流淌，我可不是夸大其辞，鸡尾酒是展览中心免费提供的。有些名流们对艺术显得非常亢奋，而另一些则同一道参会的其他人打得火热。理论家霍米·巴巴跟他的同伴Anish Kapoor往来于贵宾之间。Anish Kapoor同西装笔挺的印度明星们寒暄交流，其中包括Subdh Gupta、Bharti Kher、Vivian Sundaram和Gigi Scaria（她的作品将在下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印度馆中展示）。无处不在的小汉斯（Hans Ulrich Obrist）穿梭于人群之间，也许是为他第二天主持的KHOJ马拉松作准备。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的Sheena Wagstaff同艺术史专家Geeta Kapur交流感情，Geeta Kapur频频挥动着她的手杖。时不时地，总会有人撞到全副武装的保安，他们“保护”着M. F. Husain饱受争议的作品。

毫无疑问，这届峰会同前两届相比，吸引了范围更广的国际权贵人物。或者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来自印度十六座城市和世界其他六十七座城市的贵宾”莅临峰会。人们时不时可以听到对于印度和中国将成为下两个“超级大国”的猜测。“我们觉得这里潜力巨大”，迪拜碳12（Carbon

在黄然的录像作品《下一轮才是真实的生活》里，他把三人共享一块泡泡糖作为交流方式的某种隐喻,回应了我们当前所处文化的饱和状态。黄然1982年生于四川，在北京和伦敦两地工作，在戈德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College)获得MFA(Master of Fine Art)学位。他希望能在作品里制造那些隐藏在实际图象表象背后的观念上的模糊状态。

丑恶的事物和厌恶是我创作的出发点。有时候把特定的事情混杂在一起是一种挑战。如果你能让人喜欢上丑陋的事物，这就很有意思，也很讽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美是好的，但丑恶往往带来更多思考。它让你质疑自己，质疑标准以及价值体系。

我的创作牵扯到了观念艺术(Conceptual Art)和批评艺术(Critical Art)，但我并非在作品中简单地追求某种的批评性理解(critical comprehension)。 我对道德, 这一人类的基本条件非常感兴趣。在道德这个概念背后，包含着关于政治和文化的诸多问题。然而这并不是要涉及任何具体的现象，而是针对其背后的本质上的观念性问题。现在, 很多当代艺术都在试图让我们理解艺术家和评论家所声称的观点。但是，是否又有人为当代现实中本质上所具有的无解状态提供一个解决之道呢？或者说艺术的功能性到底是什么呢? 我想我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尽力制造“相信”(believe)。我觉得这是更有力量的事。虽然我没有信仰，但这有点像宗教所具有的质量：它从来就不在乎是否在真正意义上提供理解，却始终令你对其深信不疑。

上周六上午，估计所有人都参加了VIP艺术博览会（VIP Art Fair）的开幕，你可能会想，都VIP了还要等这么久。在头几个小时里，就算是有特殊VIP卡的人也难打开这个只在网上召开的博览会的登录页。那天下午VIP博览会交易人Magda Sawon兴奋地说：“在VIP网页上有句话：‘我们太受各位抬爱了，所以才会打开得这么慢’。”

但是你一旦打开了，就发现所有人都在那儿。也许我这么说有点夸张，但也差不多。不管怎么样，那上面确实有很多画廊，而且不乏一流画廊：Zwirner、 Gladstone、 Presenhuber、 Miro,我还能列出很多，但是这个网页现在要“安装一系列升级软件”“以改善浏览质量”，所以目前暂时没法上去核对我所说的话。

当一切运行正常的时候，人们就会忍不住赶紧上去浏览一番。每个人在上面都有一个化身——一个形态闲散的剪影——在这个影子“靠近”每一件作品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作品有多大了。它在一件一件作品间诡异地滑动，并且相应地变大变小。即使是不打算收藏的人，也会觉得这些作品的价格很有意思：谁能想到辛迪•舍曼最近拍摄的“恐怖的收藏家夫人”（creepy collector-lady）系列里的照片售价$250,000–$500,000 （L&M Arts画廊代理），而山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珍贵而古老的纸上树胶水彩画也是这个价？谁又能想到有人会出€100,000–€250,000来买皮埃尔•于热组装的“活海洋生态系统”（live

艺术区遭遇商业转型、涨租，艺术家面临逼迁并不是中国内地的专利，在香港也时有发生。今年1月，在一年一度的“伙炭艺术工作室开放计划”期间，华联工业中心楼下拉起“赶走炒家 留住用家”的横幅抗议商家在政府活化工厦的政策鼓励下炒高工作室租金。火炭是沙田新市镇的主要工业区，自2001年开始，不少香港艺术家在火炭工厂大厦设立工作室（普遍的说法是由于香港工业北移，工业区的大厦空置）。今年，正值在“伙炭”庆祝十年之时，同时也面临着由香港政府活化政策带来的危机，“自2010年4月活化政策实行以来，虽只录得共28宗申请，但却为楼市‘助庆’，2010年买卖交贸宗数升幅近一倍，单位尺价动辄升至2千至3千（港元）。过去月租只3千余元的千尺单位，新租约已跳升至6千元或以上。令自食其力的艺术家以至仍成本高企的营商环境中争扎求存的中、小型厂户，再无立锥之地。”伙炭的艺术家们已经发起了“赶走炒家 留住用家——工厂艺术家关注小组公开联署”，试图与政府协商，争取更多的创作空间。

要在短短的一天内逛完伙炭八十多家工作室是不可能的，接下来还要参加“开放日”期间的活动“书写火炭——写作与创作的对话”，其发起人梁展峰等都是“伙炭”的核心人员。关于艺评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向来悬而未决，这一活动的启动标志着“伙炭”团体对于当代艺术的敬畏与热情丝毫不减。“书写火炭”在开放日期间举办显得有些冷清，抱着参观景点心态的游客自然不会对本次活动有太多兴趣，参与者大多为艺术同行。

近期，林明弘（Michael Lin）在意大利普拉托的佩奇当代艺术中心（Centro per l’Arte Contemporanea Luigi Pecci）举办的展览中心，展出了过去十五年里的二十四个项目中的四十一件作品，其中包括他的那些花朵图案的空间介入性作品，以及被评论家认为是关系美学的装置。这场展览2月13号前结束，林和建筑事务所Atelier Bow Wow一起合作，打造了新作品《图书大都会》（Book Metropolis）。

《颜色是靓的 美是慷慨的》（THE COLOUR IS BRIGHT THE BEAUTY IS GENEROUS），展览题目源自在上海时我从电工邻居家借的照明灯上的商标标语。和当地的人口比起来，普拉托这里的中国人数非常多。在这里，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展览中心和策展人Felix Schober，希望能够突出这一点。

这场展览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全面展示的机会，这对我早期作品中那种短期性特征也是一大挑战。比如1998年起创作的《进口》（Imported）,里面有三个大圆桌和凳子，六百瓶台湾啤酒，两百盒长生烟，这些都在展览期间分发给观众。而且还有两个大广告牌用来宣传产品。

我总是从善意好客的角度去思考我的创作。这种慷慨使得艺术经验作为一种社会互动而存在，而非单独性的体验。好客这种方式是将接受者/参观者考虑在内，宾主互动。好客是开放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