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伏》是东站画廊的一个三人的绘画群展，展览的策划人田恺不管是为展览所取的名，还是在为其撰文的字里行间都显露出了一种低调，或者说，就是“底气”不足。其实，《三伏》是一个品质不错的画展，并且在国内很少见到。

不常见的原因，当然是与整个中国当代绘画的现实环境有关，这也就无怪田恺会在文章中挨个将郝强、盛天泓与王亚彬三位参展画家与几位西方的绘画大师做着比较，而这样的表述无非是想转换绘画评判的参照系，用一种修辞的方式来避讳三位画家在国内现处的边缘位置，实际上是“中国当代艺术”与“春卷”之间的政治关系在地理上的一次逻辑反转。颇具意味的是，盛天泓适时地在展览中展出了一幅叫做《统治者》作品，非洲酋长的题材与充满异国情调的色彩环境，如点睛一般地指出了这种由“身份”问题所引发的合时宜的“不合时宜”。

所以，如果我们还无法将艺术世界看作是一个与自然世界的平行空间的话，那么谈及艺术的自律与语言的自我权利都将会是一场驴唇不对马嘴的演说，可一旦成真，那么判断作品的优劣与否的权力就只能旁落到他处，又会与许多策展人无关了。它不仅有纯粹好的绘画作品，同时还再一次指向了我们在绘画方面的视觉软肋。

文／ 孙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