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地震半年后,一场大型建筑回顾展在东京森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的主角是发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对日本战后重建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新陈代谢主义”。从标题可以看出,主办方希望向刚刚蒙受巨大灾难的日本民众发出某种积极的讯号。策划思路虽不出奇,但并不影响单个项目的魅力。加上叙述清晰、资料详尽,如果要了解“新陈代谢主义”的来龙去脉,这场展览绝对不容错过。
“新陈代谢主义”(metabolism)由建筑评论家川添登,建筑师大高正人、槇文彦、菊竹清訓、黒川紀章,平面设计师粟津潔以及工业设计师栄久庵憲司七人在1960年东京“世界设计大会”上首次提出,作为战后日本独创的建筑/设计理论,在日本人口激增、经济高度发展的六十年代大放异彩,很快演变成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运动。磯崎新、大谷幸夫等人均受到该运动的影响,并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这一运动的同路人和推进者。
“新陈代谢主义”者们强调建筑和城市应该和有机体一样,能够生长变化、自我循环。他们认为,设计与技术就像人类生命力对外的延伸,因此在面对历史时,不应只被动接受,而应积极促进其更新换代。
在本次展览上,观众不仅可以通过录像、文本、建筑模型、平面图等珍贵文献全方位了解“新陈代谢主义”七名发起人的理念和作品,还会看到诸如二战时期的《满洲开拓村计划》、五十年代战后复兴工程(以丹下健三牵头设计的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为中心)等其他项目的详细资料。如此安排是为了阐明“新陈代谢主义”的历史脉络,即:日本的国家建设。
战争断送了日本对外扩张的帝国梦。六十年代基本完成战后重建的日本面临如何在狭小的国土上安排众多国民生活的难题。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建筑师如此痴迷于都市营造,而蓬勃发展的经济正好给了他们丰富的实践机会。既然陆上面积有限,天空和海洋便成为未来都市规划的首要目标。黒川紀章的《农村都市计划》(1960)、丹下健三研究室的《东京计划1960——结构改造提案》,磯崎新的《空中都市——新宿计划》(1960)、菊竹清訓的《海上都市1963》虽然均未实现,但今天看来依然让人兴奋,也充分体现了那个年代日本社会整体的野心。巨型结构(megastructure)与胶囊单元(capsule)的结合,对环境的总体控制——这些城市规划的抽象原则也反过来影响了当时具体的建筑设计。
2011年,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的日本又经受了“3•11”地震海啸的一连串沉重打击,加上核辐射危机尚未解除,选在此时回顾“乐观的”六十年代究竟意义何在?对此,作为策划人之一的建筑师/建筑批评家八束はじめ的回应是,这场展览关注的本来就不仅仅是日本社会上升期的建筑实践,更重要的是战后重建的大背景。
但同时他承认,这种民族主义的阐释框架放到全球化的今天显然已经失效,丹下健三那样的国民建筑师也不会再有第二个。之前致力于日本国家建设的新陈代谢主义者们开始频繁在海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承接项目。这时的新陈代谢主义更多地变成了资本市场上可随意替代的文化符号。面对新局面,我们又该采取什么样的评判标准和态度?这可能才是此次展览最终想要提出的问题。
首尔火车站建于1925年,于2004年关闭,是韩国现代史社会政治变迁的见证。去年,韩国文化、体育和旅游部将这个地方进行了改造,根据老地址的名字命名为“首尔文化驿站284号”(Culture Station Seoul 284)。这个空间的首展展出了35位当地艺术家的作品。“倒计时”(Countdown)项目将这个空间的建筑作为一种审视文化变迁的媒介,从而成功地探索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主题。
在女士候车厅里展出的是朴赞景(Park Chan-Kyong)的9频影像装置《Manshin》( 2011)。影像记录了萨满女巫进行宗教仪式的场面。其中的一个屏幕上播放着一顶传统的帽子,或在天际飞翔,或在海面漂浮,总之是出现在充满神秘的地方。还有一个屏幕上循环播放着民间艺术的图像和萨满绘画。艺术家还采用了萨满歌曲,这也让作品本身带上了宗教色彩,这些视频和声音所探索的是这座车展的兴衰历程,并且唤起了被忘记的属于理想的韩国,属于乌托邦的幻想。在曾经的豪华候车厅里,也就是过去专供韩国总统使用的候车厅内展出的是U Sunok的装置作品《候车厅》(Waiting Room,2011),在其中的视频里,一位吟诗的艺术家正在缓步走进候车厅,其动作既像停留,又像稍后的离开,也像对某个空间的回忆幻象。
在外面,车站对面的大宇公司旧楼成了金守子(Kim Sooja)的影像作品《博塔里特鲁克-迁徙者》(Bottari Truk – Migrateurs,2007)中的一个画面。艺术家将从移民那里收集来的布和被子打包,并装上货车运输。这件作品让人们想到了这个火车站熙熙攘攘、往来不断的昨天、被遗弃的今天,以及作为一个文化场所的未来。
泰伦•西蒙(Taryn Simon)的摄影一直在追求我们可能会叫做调查取证的直观和精确, 她将照片成系统的排列在巨大的白色背景的中, 一旁配有冰冷如官方公文体般的注释文字。这次展览《已宣布死亡的在世者和其他的人生章节,2008-11》(A Living Man Declared Dead and Other Chapters, 2008–11)是她目前最有野心也是最严谨的项目。艺术家记录了十八个家庭—或者说是“血缘谱系(bloodlines)”,后一种叫法更容易唤起对暴力的联想,如战争, 疾病, 宗教斗争,和经济掠夺。每个章节的肖像都有一个中心人物以及他/她的上代人和下代人, 所有这些人物的肖像都严格的按照辈份排列。尽管这八百多张照片是艺术家走遍世界各地采访到的家庭中采集到的,但是观者几乎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所有肖像照片都取的是相同的奶黄色背景, 而且每张肖像的顶端都有类似的大量留白.西蒙在肖像照片以外,还提供了注解文字, 另外还有她自己称作 “脚注”照片的影像框,这些照片没有那么冷峻:如, 风景照片,室内照片。
许多章节中的家庭生活在当今的政治断层里:其中一个展板是关于一个被朝鲜海军绑架的韩国人的家庭, 另一个是多次经历了飞机劫持的巴勒斯坦妇女.其他一些章节是关于早前的残酷行径对当今现状的影响, 比如有个章节是记录那个在1904年的世博会上被展出的菲律宾侏儒和他现在的家庭成员们。西蒙甚至记录了一个家庭正在经历的残酷事实现场,这也是展览的名称来源.一位印度人发现他自己的继承人贿赂的记录官员宣布他已经过世,他当即失去了自己的所有土地。
也许西蒙在心里预先已有文学作品这样的框架, 所以她不但用了“章节”和“脚注”这样的词语, 而且对文字说明也严重依赖。然而, 她作品中真正不可小觑的张力是通过两股相对的摄影性力量推动的:可贵的新闻写实的明晰而冷静的力量, 和来自对精神道德偏离的艺术的力量。即使在尽最大程度的精确来记录这个作品的时候, 艺术家似乎在说,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被完全理解。
波普艺术家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的由三部一分钟无声影片构成的装置表露了他在35毫米电影领域的才能。这件作品是他1969年2月在好莱坞环球影城特效实验室驻地创作的两周内完成的。这些主要在蒙托克拍摄的影片将利希滕斯坦的兴趣从商业景观拓展到了一幅想象的波普海景。在每部循环播放的影片中,海与天被一本倾斜的模拟漫画书构成的地平线平均分开。第一部视频表现了用蓝色班戴点画成的晴朗天空;在这块鲜亮的天空下面是仿佛被红色氖气灯照亮的波光粼粼的海面。在第二部视频中,朵朵白云散布在一群热带鱼的上方,黑色的海天分割线像甲板一样晃动着。最后一部视频表现了卡通蓝天上的一只白海鸥在泛起波光的海面上飞翔,就好像一张假日海景明信片。这些影片还配有胶片电影的走带声。在三幅悬挂起来的幕后有披萨盒大小的放映机,观众可以看到胶片在其中转动。
在首次同时播放的三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天空和水面、印刷点和粗犷的轮廓、动和静在形式上的对比。然而,这些低保真配音的日光假日影片与当时安迪•沃霍尔更为出名的波普电影相比迥然不同。沃霍尔拍摄的星星带有立体感(scopic),被其作品特有的纹理状、模糊感和“非专业”的特征所强化,而利希滕斯坦则用拍摄的和模仿的元素一起创造了一种带有特效的仿真风景图像,其中真实的东西变成了非真实的道具。这些影片创作于利希滕斯坦60年代的连环画式的经典作品之后,都表现了一望无际的地平线,让人想起了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雾海上的流浪者》(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1818),或者杉本博司(Hiroshi Sugimoto)拍摄的海景。平庸冷淡往往被当成了波普艺术的题材,而这件作品则超越了这一点,表现了一种波普的崇高。
李明维(Lee Mingwei)自青少年时期就从台湾移民美国,这次他在美国华人博物馆里永久陈列中展出的一对装置似乎象征着这个展览着150年华裔美国历史的博物馆中当代篇章的终结。 《四重奏计划》(the Quartet Project,2005),四台电脑放置在一个黑暗的空间中,每一台电脑屏幕都放映着一组弦乐合奏,演奏着安东宁•德沃夏克1893年的美国弦乐四重奏。这位捷克作曲家在爱荷华州创作此曲,世界交响曲一样,深受美国民间音乐尤其是非裔美国音乐和印第安原住民音乐的影响。监视器嵌在墙壁和一个L型挡板之间,你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从声音传出地方发出朦胧的光线。观者总是有去挡板那边一窥究竟的冲动,然而这样会触发运动探测器发出很刺耳的声音,同时停止声音和图像。如果想听完整个乐章,你必须原地不动地呆在展览空间的中间。也许移民的故事里有许多动人之处,但是如果你想得到个人层次上的满足却总是会被拒绝。(李另外有个参与式的装置在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大厅展出,直至1月22日)
《旅行者》(The Travelers,2010-11),李明维向他的朋友、艺术圈的熟人以及陌生人送出了一百个新的记事本,并邀请他们“写一些离家后的个人经历”。Maya Lin在她的本子上写着“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个中西部地区的人,而非纽约人。我花了很多年才拿到纽约驾照。”这些参与者会继续将这个笔记本传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有些本子已经传回了美国华人博物馆(MoCA),也有些估计已经传丢了,一半是连环信,一半是故事接龙。这些笔记本经历了温哥华到伦敦到北京再到广州,其中有一本甚至传到北极圈的斯瓦尔巴特群岛。参与者在传递的过程中必须得戴手套来保护它,令这个笔记本的个体经历有时添加了一丝脆弱,中国的新世纪仿佛同美国过去的那个世纪里一样,生命与运动的个性特征即将毁于我们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