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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性之不满

马克·夏加尔,《维捷布斯克之上》,1915-20,布面油画.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是否会永远处在一个被恒定和/或合理性掌握的世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体现在甘丹·梅亚苏在《形而上学与科学外诸世界之虚构》(Métaphysique et fiction des mondes hors-science)中所提出的“科外幻”[1]这一根本上区别于传统科幻文类所富于的哲学内涵中。如果科幻文类的公设在于,在一个物理法则服从必然性的恒定世界中,作者不可冒然引入无因果或非理由(理由的缺席)事件——它们会导致叙事断裂并剥夺整体叙事的意趣,使得这些仿佛完全从无到有(ex nihilo)的事件将读者引向纯粹的虚无——那么科外幻则放手思辨,对一个(或多个)不服从于必然法则,因而科学在其中是缺席或成为弱势的世界进行大胆的想象。这就好比一个六面印有数字“1”到“6”的骰子可能有天偶然被无端掷出“7”,或骰子干脆变成别的物体,甚至就此消失:该现象在现实的常识中往往会被视为虚幻或极少数人声称见证的灵异事件;在科幻/奇幻/玄幻中,其逻辑则会被某种绝对力量赋予终极的合理性以保证叙述的饱满(例如先进的科学技术、外星人掌握的高级宇宙法则[2]、魔法或上帝等超自然力量);若将该现象放在科外幻情节中,其逻辑上之无法“合理”解释,本身就是合理的(它符合非理由律[3])。因为绝对偶然性,本质不同于经验论的偶然性(概然性),就像在赌博游戏之外的某来临之物,终结了博弈和计算中不可能之事(Improbable)仍可预测的虚空。

乍看之下,科外幻像是一种对传统科幻文本的去中心解构方法,然而梅亚苏之意却并非在于后现代式的批判,而是以偶然性的必然性去撞击人们对因果关联必然性的“迷思”。后康德批判哲学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关联主义(Correlationisme)的倾向[4],秩序与连续性是意识与世界之相关性生成的必要条件。一个因果联系不在的世界也即意味着主体意识无法通过经验把握规律并建立对世界的认识,这样的世界对康德而言是混乱无常的,只能存在于想象中;至于规律至今为止的稳定性就意味着规律的必然性这一论述的终极根据,则无从证明。在梅亚苏看来,坚持这一逻辑上并不成立的“根据”,甚至和信仰行为如出一辙;而如果的确存在某种元法则统领着这个宇宙的规律,那么该法则未必(永远会)服从因果联系的必然性。

或许意识到其思想的阐述冗赘且并不易懂,梅亚苏在这本依据2006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举行的一场讲座整理编辑的小书中,将前作《有限性之后:论偶然性的必然性》中涉及的本体论分析,转化为轻松而具象的科外幻文学评述。这样我们便能理解,梅亚苏之意并不在于现有的科幻是否已包含了科外幻,而是该“体裁中的体裁”所描绘的世界的文学特色及其实际的可思性。

科幻和科外幻的区别蕴含于哲学家们对休谟桌球问题的回答中。休谟问题之关键在于:当我们将桌面上的一只桌球打向另一只,为何我们倾向认为它们会一如经验中的那样照常弹开,而不是在下次发生其他可思可能的状况?进一步说,在一切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已记录在案的同样的原因是否总是会导致同样的结果?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并不能回答休谟问题所触及的对自然法则恒常性的怀疑(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物理法则可能会在某一天改变)。[5]波普尔的逻辑是科幻式的,它默认未来的意料之外之事是可预见的,因为我们在未来才会认识到的某一法则给予其解释;在科幻中,每一个荒诞的结尾总是回到因果逻辑的解释中,一切总能说通。至于康德的观点,我们已在上文提及:他认为自然法则在桌球情景下失效意味着普遍性的失效(世界随之坍塌,并伴随着能够见证这一切的意识的崩塌),进而对这样世界的合理性进行了完全的反驳。[6]

梅亚苏却借此开启了科外幻想象:一个没有法则的世界,并不是一个有着法则世界的“工整对仗”的反面,因而为何一定是彻底的狂乱不定?一种对科外幻更加充分的想象或许是:或者世界在未来会转变为无法则,或者我们已经活在了没有法则的世界当中,只是混沌的细节尚未明确显现。尽管这听起来非常违背直觉,但他用一个章节详细总结了除康德混沌之外的两种更加富于思辨意趣的科外幻诸世界类型。

加斯·詹宁斯,《银河系漫游指南》截屏,2005,片长109分钟.

这两种类型的区别可谓无规则在程度上的轻重之分,因而也影响着科学的地位及意识的状态。在第一种类型的诸世界中,无规则的可能性非常稀少,其无因果事件因太过“痉挛性”而并未威胁到科学:科学会对人们偶然观察到的短短几分钟的非常规现象不予置评,因为科学对不遵从足以确保事件再制过程的观察无能为力;意识不会过度沦陷:对梦、幻觉与荒诞现象的辨别,除了借助感知本身,还可通过多个主体相互证实以确定事物的真实性。这让人联想到《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电影中的一幕。当主人公亚瑟·登特一行三人抵达一个未知的随机星球时,地面无端冒出类似苍蝇拍的物体/生物,毫无规律可循地前后两次击中了登特面部并迅速缩回地下。而当登特大叫着向走在前方的两位同伴再次求助,后者回头出于惯性等待目击可能出现的第三下重击,却无果;就在两人继续表示不以为然的时候,忽然间颇具喜剧力地,三人均被莫名狠狠击中并落荒而逃。而在另一种更为典型科外幻的世界中,非规则足以废除科学,却不足以消弭意识的世界。这是梅亚苏所谓的真正的科学外世界,人们为了理解这个不屈从实验科学的世界,并获得社会和自然规律更为准确的类推,会给它添加历史的维度,但人们所观察到的历史的转变,却完全丧失可证实的因果。这样的自然,能做到不伤大雅的任性和划时代的改变(多重随机事件和非线性的断裂),并伴随着科学和意识的可能性条件的断开,因为“没有了科学的意识并非思想的废墟”。梅亚苏在书中提及的作品范例,大部分仅在某些方面具备科外幻特色,仍属于科幻体制的范畴,而最为值得称道的科外幻原型是赫内·巴赫札维勒(René Barjavel)的《折磨》(Ravage,1996年)。在小说中,作者描述了2052年中电在某天终结的巴黎,以及主人公试图在灾难中维生的方法,却并未对现象提供解释。故事中两种对该现象的论说体现了人们对逻辑无因果的接纳:其中一位颇负盛名的教授声称这是一个反科学反理性的噩梦,由于违背了自然法则和逻辑,电消失了,人类的所有的理论和法则都被推翻了(自然法则无效);而另一位博士则声称电并没有消失,只是电流的表现方式发生了变化,人类曾认为宇宙永远服从于同样的法则,然而实际上没什么能禁止这一切突然发生变化(自然法则改变)。此情节之科外幻之处在于,所有的假设均不会被叙述者证实或否认,因而维持着原状无法被排除,而所有解释的概念本身都被架空,该世界中的所有人都被一种不可预言和辨认的环境之异常纠缠着——正如马拉美《骰子一掷》中的海难,“场所只有空无,除却场所本身”(Rien n'aura eu lieu que le lieu)——由偶然性推动着,仿佛下注前置身事件的不可决定性中,受尽文明坍塌时震荡带来的“折磨”。[7]

由此我们也认识到,通过科外幻诸世界的可想性,梅亚苏在赋予一种文体以想象力的同时,实际上借非康德世界的可能性展现了受困于相关主义的后康德批判哲学在解决休谟问题上的失败[8]。休谟问题质疑了论证物理法则始终不变这一命题的能力,以及论证因果关联之必然性的能力。而梅亚苏所鼓励的通过科幻被外科幻逻辑逐渐寄生直至故事文类的最终改变,若放诸现实,实际上是以无因果逐渐置换以因果关联必然性为根据的世界之逻辑,即做到从因果向无因果宇宙的悄然迁移。不得不说,在论述过程中将虚构替换为现实,将文体研究切换为本体论探讨,如此移花接木的论证的确充满智慧。因为当原本稍持保留态度的读者还欣欣然徜徉于对看似和现实毫无瓜葛的科外幻文本的想象之时,可能稍不留神,已被这位思辨唯物主义者一把带向伟大的户外(Le grand dehors)。

注释

1. “科外幻”,或“科学外虚构”(Fiction hors-science),译文参考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形而上学与科学外世界之虚构》(Métaphysique et fiction des mondes hors-science),马莎译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法文原著于2013年由伏尔甘冶炼出版社(Aux forges de Vulcain)出版。

2. 例如在刘慈欣的小说《三体》中,地球高能粒子加速器的撞击结果变得没有规律,是由于三体人送来的智子的干扰,锁死了地球的基础科学发展。这样的叙事安排,给予了剧情的荒诞以充分合理的因果关系解释,符合科幻的逻辑。

3. 对非理由律(Principe d’irraison)的分析见于梅亚苏对事实论性原则(Principe de factualité)的论述,参见甘丹·梅亚苏,《有限性之后:论偶然性的必然性》(Après la finitude : Essai sur la nécessité de la contingence)第三章,吴燕译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法文原著于2006年由瑟伊出版社(Éditions du Seuil)出版。

4. 梅亚苏将相关主义倾向分为强弱两种模式的论述,参见同上书,第二章。

5. 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认为各种自然科学理论总是可能受到未知的实验结果影响而被驳倒。因为未来有可能用今天尚无法被考量的数据完成实验,其实验结果可能和现有的物理理论预测结果相悖。正如物理学家放弃牛顿物理学转而选择相对论物理学,只是认识论上的改变,并非自然结构发生了变异而改变了物质世界的法则本身。

6. 康德以朱砂为例对自然法则的偶然性带来的结果之论述,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

7. 值得注意的是,梅亚苏分析了巴赫札维勒创作背后的时代科学、社会背景,并称赞其在作品中尽量避免了自己潜在意识形态的偏好。这可以理解为梅亚苏认为科外幻创作者应当尽最大程度地以主体去中心化的姿态出发,让作品超越当代所有人的成见,甚至作者的意见。

8. 相关探讨参见梅亚苏在《有限性之后:论偶然性的必然性》第一章中对前先祖性(L’Ancestralité)问题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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