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炮儿》的主人公六爷爱主持道义，讲“理”，而这个理的空间寄托，即是他的身体，一个将“天理”内化于其中的内外合一的身体。影片中时常隐喻着其对于身体“纯粹性”的维护:他遵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执意躲避西医对他身体的破损，维护着“肉身”的完整性。于“心”，情节间接交代老炮儿年少时曾叱咤四九城，后入狱数载，重获自由后靠自家房子经营的小商店营生。故事里年数不详的入狱时间，给予他错过若干可能动摇或者颠覆他处世伦理的政治风波，使得角色的思维世界的时间感凝滞在一个模糊的、大众集体记忆中的“过去”。不同于其他的“老炮儿”，或下了海，或当了教师，或当了工人又下了岗，六爷的身体也几乎没有进入任何制度的空间，依旧依附于四合院里的一间私房和旧时胡同里所搭建起来的人际关系。

抛开对六爷这个亦真亦假的角色真实历史身份的猜测，无论是根正苗红的大院儿子弟，还是平民帮主，着眼于六爷身体所承载的道，则既有人伦道德层面的三纲五常，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有社会道德层面的“亲贤臣，远小人”。他嗜好“讲理”，且爱推己及人，不管是对家门口萍水相逢的野贼，问路的年轻人，还是“新”的公共秩序的权力代言人城管。故六爷身心合一的遵从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规则，视个人道德与社会政治的秩序视为一脉相承，将承载在个体身体上的 “克己复礼为仁”的规范和约束，自然而然的通向“仁者，孝悌之本” 、“五常”等维护

温暖如春却暴雨连连的周日，从潮湿污浊的下东区地铁站出来，沿着嘈杂的德兰西（Delancy）大街一路向西，拐进也许是曼哈顿最后一块极具诱惑并充满各种可能性的“风水宝地”。上世纪80年代，相对便宜的房租让一大批画廊与画商瞄准了当时还是贫穷混乱代名词的下东区，而如今，城市中产化的步伐向南渗透，冲破德兰西大街，盘踞在中国城的核心区域。显然，菜市场、锅贴店和街心公园的广场舞没能阻挡住新一轮的割据。而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保罗·普雷策（Paul Pretzer），诺尔玛·马克雷（Norma Markley）等正在进行的国际级艺术家的展览，仿佛占了这里鱼龙混杂氛围的便宜，才迸发出不同于别处的另类质感。我此行的目的，是来参加箭厂空间在纽约中国城一处公寓——替代空间PRACTICE——内的新书发布。

在爱烈治（Eldridge）街一栋居民楼下拨通电话，艺术家王旭跑了出来。2013年毕业的他如今已在纽约待了四年有半。他带我一口气爬到五层。一路上所有的住户都是房门紧锁，没有看到任何一位邻居。这是典型的中国城居住景观——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正在发生什么。而一旦某个契机容许你推门进入，一家十几口的蜗居或纹身大汉的地下生意如各类典型的电影场景般一一上演。

当然你也可以看见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或公寓展。一进门便碰到了箭厂空间的王卫，一口北京腔让我倍感亲切。箭厂空间作为北京最重要的替代性空间，由何颖宜（Raina

两个多月前，Raqs媒体小组（Raqs Media Collective）将担任2016年上海双年展策展人的消息传来，艺术界为之一震。这将是第一个完全由东半球操作完成的国际性双年展。在策展概念生成的关键阶段，我们邀请了日常往返与北京和德里之间的策展人和艺术评论家迈涯（Maya Kóvskaya）与Raqs展开对话，讨论他们为此次上双所做的计划，以及这个展览将如何编织进他们的策展实践经验。

Maya Kóvskaya (MK): 过去你们曾说: “我们的作者式策展模式最有趣的一点或许是催化剂、目击者和协调者之间的混合。[1] 与其策划用艺术品来阐释策展人给出的想法的主题性展览，你们选择将重点放在由展览引发的短暂交换所带来的网络、交叉、关系节点、孔隙和剩余。你们是否可以展开谈一下这些共生并且多变的策展模式将如何在上海双年展的语境中使用？

Raqs Media Collective (Raqs): 我们感兴趣的是我们称作“提议性”（propositional）的东西——作为一个过程，一项草案，一种预见。提议总是具备双重特征：它既是一个宣言，又是一种对于回应的邀请。它们进入当下是为了影响散布其间的多种未来。它召唤；它邀请；它提供承诺，尽管它也极有可能只是一种诱惑。提议从来不会终止于它自身。它必须激发，邀请或者发明一个回应的到场，才能成为它自身。它包含了一种风险，因为提议并不需要被遵从。它可能遭遇拒绝。但无论它们做什么，都在回应者那里制造出一种改变，无论这回应是接受还是拒绝。我们感兴趣的是，与其彼此相交或是敌对，论点、反驳，以及故事如何以一种提议性的方式行动。我们如何对世界提议？在回应这些提议性的叙述和想象的过程中，世界将如何变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童昆鸟199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本科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第三工作室，现为雕塑系研究生。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光怪陆离的世界图景：尖叫的玩具鸡，旋转抽打的猪尾巴。呕吐的书籍，被勒紧的画像等等。作品内部的结构，对于材料属性的认知以及物体间互动关系的理解都透露出他敏锐的感知与个人化的语言和逻辑。在这次访谈中，他结合创作思路探讨了自己的第一次个展与最新群展的细节。目前他有三件新作正在北京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的“迁禧”中展出，展览将持续到2016年2月5日。

在本科阶段，美院的学习对我有一些影响。雕塑系三工作室对创作观念的接纳度和灵活度比较大，我最早的启蒙就在梁硕的课上，之后在展望和姜杰的课上进行了更多实践。去年九月站台中国的个展，展出的是从本科一直到毕业之后的创作。《射手座》（2015）这件装置由很多零散的作品组成，比如其中的《废话》（2013）是单独成立的一系列作品。我把这些部件组合到一起，并不希望他们变成有机的整体，也不想给观众一个固定的视点，我希望他们是彼此独立的，每部分都在发生和变化，这样可以让生活中的物体一起开个派对！这些不同的部件在连接之后，形成的颜色、质感、结构、气氛看似一个整体，其实会产生更多的失控状态，我很享受这种“失控”。融洽或唐突都是我想达到的氛围，这是一种散漫和自由的状态。而那批自画像的组画是来自我捡来的别人不要的习作，打断它们的画框，再用绳子勒紧，形成像蝴蝶结一样优雅的形状。

“M+进行：艺活”是个以“活”（liveness）为连接点，串起三个展览、六场现场表演的项目，在2015年年底密集登场。单看“艺活”这个词，并不能立刻知道它所指的就是“Live Art”。“Live Art”是指由英国艺术工作者于1970年代推动的一种开放性实践，把戏剧（theater）、行为（Performance Art）、偶发（Happening）等等涉及现场性（liveness）的创作冶于一炉。香港的行为艺术圈子虽然也间或使用“Live Art”一词，但并不像英国一样无所不包；在香港，行为艺术与戏剧（甚至小剧场）基本上仍然是分家的。香港的行为艺术圈子会说“做”行为，带出与剧场以“演”为表述手段的分野，正如香港行为艺术家兼研究者游魂所说，“若剧场是一个讲求统一综合、情感代入的叙事体，行为艺术就是一个探索形式、散落错置的行动景观——一种从概念出发、总要冲破既有框框、又接近日常状态的表达形式。”［1］

约翰·凯奇（John Cage）的声景装置《梳剔的书写：〈论公民的不服从〉》（Writings through the Essay: 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 1987）可说是整个“艺活”项目的重头戏。《梳剔的书写》属于凯奇晚期的作品，据说也是他唯一的装置作品。凯奇似乎颇“钟情”梭罗（Henry David

艺术家宋琨的个展“阿修罗净界”呈现了具有佛教象征元素的若干绘画、影像、装置作品，并辅以氛围电子音乐。整个展览现场转化为戏剧式的空间，也是一个人工“岛屿”，与佛教的“净土”和“阿修罗界”概念相关。宋琨的创作结合个人对社会现状的感知经验，融合传统文化与当代亚文化的元素，力图呈现当今社会之下的“众生相”，并反思与生存相关的终极问题。展览将于蜂巢当代艺术中心持续至3月2日。

我所有的灵感和变化都来自自己的经验和现实，同理心和想象力是主要的感知方式。2009年，我皈依佛教，我的创作理念部分来自佛教：展览装置作品《岛》影射了佛教的“地狱道”——在现实世界中，净土和肉身毁灭，但我仍然将其命名为理想的“岛”，有讽刺意味。2009年我创作了《临江仙》，是对中国古典隐士精神的诠释，这次的“净土”概念是从这个线索发展出来的。

“绘画语言”是我一直不停进行实验的部分。绘画的历史悠久，要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在这个时代其实并不太容易。油画颜料细腻透明、抗干扰、易保存——这是我喜欢它的原因。我学习过一段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但西方的三维科学理性的呈现方式我一直觉得有隔阂。不过，我喜欢波提切利的作品，他相对最有东方的特性。近些年我参考最多的是中国古代唐、宋、元时期的绘画和佛教造像，借鉴了里面的笔法、空间及造型理念，把这些元素慢慢融进自己的系统，演变出现在的绘画语言。

题材上，我一直对“身体”和“肖像”

《师父》不同于《一代宗师》，处处见退而求其次的猥琐，又于猥琐中见漂亮的念头。西餐厅吃八个免费面包噎的话都说不顺，猥琐，豪言硬打八家本地武馆，漂亮；女主角未婚打胎，猥琐，等着嫁到巴西种可可，漂亮；看格鲁吉亚洋妞大腿舞，猥琐，以小见大警觉西方艺术对身体潜能的探索不逊于中国武学，漂亮；武行头牌为保名偷学咏春，猥琐，向晚辈磕头秘密拜师，敬以直内，漂亮。

《倭寇的踪迹》一方是戚继光兵家武学，一方是当代武术界名家于承惠，都是台面上站得住的豪杰，而《师父》刻意选了一批并不能在历史中脱颖而出的人物，必须依靠规矩、依靠行业社会才能存活。作为院线电影，故事虽不乏生动精彩之处，但剧中这种生活状态让人看着累，还没打几下，就开始精打细算每顿吃多少螃蟹，简直可称为“过日子动作片”。

毋庸置疑，小处着眼的徐浩峰比侯孝贤更有文明大关怀，《刺客聂隐娘》为了恢复中国视觉叙事用尽了蛮力，以强奸观影风俗来棒喝文化公民们。而徐浩峰做过口述史无数、熟习佛道经典、家传拳术底子，对中国文明的把握有着侯孝贤浏览《资治通鉴》所无法比拟的精确性。贡献中国自己的影像语言，是中国导演的责任，是王家卫、侯孝贤、贾樟柯的责任，但或许不是在作品中蛮横堆砌思想质料的徐浩峰的责任，这事在他看来只是顺便的。徐浩峰的小说便是那样，有干货，有金句，却没有布局与框架，相信思想的震撼可以把观众震成内伤，然后“敬他如敬神”。

《师父》这次的思想继承小说

纳利·华德（Nari Ward）是一名出生于牙买加、现居纽约的艺术家。本文中，他讨论了自己2015年11月在迈阿密佩雷斯艺术博物馆(Pérez Art Museum Miami)开幕并将持续到2016年2月21日的大型作品回顾展“阳光返照”（Sun Splashed）。采访视频请点击“录像”栏目。

声音就像灵魂。它存在于所有事物当中。当你写歌的时候，你是在确认本来已经在那儿的声音，只不过是对其进行补充加强。我做的是视觉作品；但我也做声音的空间，哪怕没有真的声音元素，周围空气也会有声音的质感。《欢乐的微笑者》（1996）是我早年的作品，第一次展出是在Deitch Projects上，我很高兴这次它能出现在迈阿密的展览上，因为第一次展出后它就再没有被展过。我做这件作品是受到以前跟我同住一幢公寓楼的一个赌场老板启发，他在公寓楼下开了一家糖果店，表面卖糖果，实际是赌场—他制造虚假预期的手法令我非常着迷。于是，我也同样做了一个假的店面，以此扰乱白立方空间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来的预期。在纽约跟杰弗里·戴奇（Jeffrey Deitch）一起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拿到空间做有关这座城市社会肌理的装置。当时我学到了一件到现在为止都还异常珍视的事：艺术不是为画廊制造产品。

在这件作品中，一间明黄色的前厅将观众带到一个放满家庭用品和家具的空间，所有东西都用消防软管捆得结结实实。“欢乐的微笑者”也是我叔

杭州这座素来最自得其乐的城市，并没有因为阴冷与粘稠的细雨而消沉。听闻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在年关安排了一场名为“国际媒体艺术节”的大戏，学者、策展人、记者、粉丝们纷至沓来，南山路校区边的酒店里穿梭起来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大家多少是冲着“迷因”这个语汇来的。缘起美国学者理查德·道金（Richard Dawkins）上世纪70年代的著作《自私的基因》，其展示了一个疯狂的视角——“基因”作为分析单位展示演化观。艺术节的策展人马楠不断向记者重申一些关键词：“迷因即是文化基因”，如文案中所告知：“文化也具有基因一样的属性，如基因和孢子一般通过各类社交网络在人群中扩散、繁衍、突变。”

除了在网络社交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迷因外，“身体＋网络＋城市”的艺术节设置强调“迷因城市”如何试图摆脱美术馆的情态和语境，骇(hack)进现实，尤其在杭州这座经济发达、日常生活风雅的城市。巨大的海报前，一连窜冗长的发言中，许江院长，艺术节学术主持高士明、策展人姚大均惯例性的相继慷慨陈词。“那两个意大利人不错，”间歇有同行聊起，几乎大多人都对来自意大利的著名黑客艺术家 Paolo Cirio和 Alessandro Ludovico充满好奇，他们声名卓著的"黑掉专卖三部曲”曾是媒体竞相请上头条的黑客行为，Paolo

三亚华宇艺术青年奖评委主席皮力在颁完奖半个小时后又拿起话筒，上了台，一句话夺回所有人的注意力。“得奖就像性高潮，”他说，“痛快一回固然好，但是没有，很多人一辈子也就这么过来了。”他的比喻带有安慰色彩，同时似乎也在提醒青年艺术家们——二十位提名候选人中只有十分之一（陶辉和杨健）捧得了由艺术家徐文恺团队精心制作的奖杯——千万不要辜负颁奖宴会厅外的三亚：蓝天白云，沙滩美酒，舒缓惬意。

然而，当大家移步百花谷江湖露天酒吧（这家酒吧的台湾老板略显沧桑的腔调和过于热情的举止，与大众点评中宰客不眨眼的低分评价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勾连关系与遐想空间）之后，发现现场最活跃的还是各位“长辈”。为晚宴开场表演的左小祖咒又一次走上卡拉OK舞台，与皮力、初选评委鲍栋、提名展“青年的尺度”策展人孙冬冬等人合唱与互动，气氛火热。即便终选获得全票的大奖得主陶辉罕见地上台献曲《杜十娘》，其哀婉的曲调和轻柔的气息最终也没能聚起足以抗衡“中坚一代”的力量。

而台下最活跃的还是“三亚艺术季”总策划赵屹松。几天来，每个人都见证了这位年轻的家族事业接班人的紧张、直率和周全（《艺术新闻中文版》主编叶滢送给赵老板的绰号是“班长”）。当然，赵老板收获的好评不止如此。相对前几年而言，提名展览在专业程度上的进步明显。将二十位风格迥异的个体创作置于分散的商铺内，再串联成整体，容易曝露和滋生细节问题，尤其是在专业布展资源匮乏的三亚。但事实上，展场的完成度像是个闪回镜头，能让人们瞬时切换到熟悉的北京和上海——作为青年奖展出的一部分，不久前在上海

曾宏的个展“抽帧”由五个单频录像和一件音频作品组成。他拍摄了北京郊区一群采石工的机械劳作，这些影像和位于另一空间内的抽象、单调的声音作品形成了一组既对比强烈又互为补充的关系——这组关系连接了他所理解的人的“自然状态”和人对“共同体”的需求。在他的绘画作品中，曾宏使用了一种类似机械制图的工作方法，通过对社会主义时期遗留建筑物外立面和内部空间的描绘以及艺术家个人细致、重复的动作来构建画面，并展开对绘画这种媒介的研究和实验。这些特征都让人回到艺术家个人生活经历中对社会主义时期工厂的记忆和时过境迁后的反思。在谈话中，曾宏谈及重访“现实主义”传统在当下被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控制的环境中可能产生的意义，这个线索构成了他的工作的重要部分。目前“抽帧”正在北京望远镜空间展出，展览将持续到2016年1月30日。

一开始的想法是拍摄日常生活中的重复动作，这些动作被我视为某种临界点以内的行为模式。在城乡结合部，这些采石工的工作随处可见，他们在一片封闭的场域重复着单调的工作，这些高度重复的单调动作集中了我对日常行为动作的想像，它被视为未来可能到来的某种行动的演练。在这个场域里，我分别去拍摄他们之间不同的个人，镜头描绘他们单调的动作。而他们身份的差异，只能从细微的工作环境和劳动工具的不同这些有限的图像信息里去寻找——有雇佣关系的工人在回收整片的砖墙，而游民就只能面对一片垃圾。

因为和外界生产关系的巨大差

人类总是在观念之中兜圈子。黑格尔说，现代社会和古代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人们第一次懂得用“未来”批判当下。但在现代社会中，举着旧观念的大旗来批判当下也仍然是很好用的方法——尤其是当人们不清楚他们所举的概念其实是被前人抄了后路的时候。

万曼（Maryn Varbanov）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按照现行学院的描述，万曼作为中国装置艺术与纤维艺术的开创者与奠基人，在1986年之后打开了中国的学院艺术，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关于这一点当然是无可置疑的。然而有趣的是，上海的Bank空间最近的“万曼—遗留之物”展览，却跳脱了当前中国描述万曼与学院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其作为一个艺术个体的角度启发了一些十分有趣的问题。

作为东欧人的万曼，有着强烈的东正教文化传统。那些被我们附加于其上的“中国丝织”的工艺，当然也是1951年万曼来到中国之后学习到的，但起码从Bank展览中的这批橡皮泥模具作品可以看出，艺术家在尚未进行编织制作之前，其对色彩与形制的追求无不显示出东正教文化中那种强烈的视觉属性。

诞生于东欧的纤维艺术，本身就具有其浓重的东正教色彩。这与中国的穿梭纺织不同，毛线编织的过程本身就具有某种循环与无限性；其翻花的技巧与阿拉伯花纹中的交织与几何形十分贴近；更重要的是东欧对羊毛制品显然比阿拉伯人更为依赖——或许就连织毛衣本身就是从拜占庭帝国散落下的斯拉夫人手中诞生而出的；从色彩上讲，按照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