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腹地计划》和《地方工作》这两个项目上，阅读大多都与此有关，这些项目中也包含阅读和书写，所以本文不提供个人化的阅读推荐，而是试图从上述层面呈现某种知识与工作实践之间的编织。我的理解是，两者应该搭建某种冲突关系，而不是相互验证，后者制造的是知识系统的中断和例外。在此前提下，阅读显得更加必要。2015年我的阅读主要集中在空间地理学与地方知识等方面。其实，这些阅读从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它们一直是我工作的组成部分。

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编-《社会关系和空间结构》

这本合集是时空社会学丛书的系列之一。今天的地理学强调空间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塑造，空间性不仅是生产关系的产物，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者和再生产者，社会斗争同样是政治上的空间斗争，目的在于重新控制空间的社会生产。一般来说，专业类及论文集式的阅读，利于相对快捷地了解相关知识的框架和背景，具有某种实用性的索引功能，这类书籍适合“悬浮”式阅读，“跳跃”着寻找书中相关或有意思的观点，再配合进一步深度阅读。一种德勒兹式的“暗结珠胎”的读书方式，着重角度和思路的开启，而不是追求“准确”的或专业化的知识接受。同时阅读的同类书籍还有提姆·克瑞斯威尔（Tim Cresswell）的《地方》。两者共同的问题就是翻译拗口，读起来累。

德雷克·格利高里（Derek Gregory）、约翰·厄里（John

拉斯卡罗利-《私人摄像机》

这本书使我想起参加过的展览“Never Go Out Without My DVCam”。第一人称“我”，首先是一种有别于工业化生产的自传式表达形式，而具有“结构和概念的逾越”、“跑题的、好玩的、矛盾的和政治的”边缘性另类散文电影和录像，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觉醒和自我肯定的政治行动。本文探讨了自60年代延续至今的作者式、实验式、激进式非虚构先锋电影（包括以影像记录的日记、游记、札记）的传统，从理论、实践、美学的角度分析了包括阿伦•雷乃、戈达尔、 哈伦•法罗基，安东尼奥尼、德里•克贾曼、维姆•文德斯和沃纳•赫佐格等人的作品在技术形式、主题内容、美学价值、叙述结构上的离经叛道。

拉斯卡罗利（Laura Rascaroli），《私人摄像机》，洪家春等译，金城出版社，2014.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这本荣获1997年费正清东亚历史学奖的史论著作引起了我对近代史的真正兴趣。作者以义和团为例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历史的三条不同途径：事件、经历和神话。其目的不在于单纯讲述义和团的历史，而在于探讨历史叙写中的文化差异以及内外对立带出的“中国中心观”与“局外人视角”等相关问题。里面涉及到历史记忆的模糊不清与不可靠：大众或多或少地对往事进行修改使之与现实更加吻合，以适合他们所认同的历史。而历史的模糊性正缘自历史学家由于历史证据的缺乏或不可靠而不能绝对地把握确定历史的事实。

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汪晖-《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

李著以自然社会为视角，通过对霍布斯、普芬道夫、格劳修斯及洛克等思想家相关文本的深入分析和探讨，揭示了自然法是如何塑造现代道德的。或按作者所说的，“一个几乎上千年的毫无危险的道德学说，为什么在18世纪突然点燃了革命的引线，摧毁了旧制度，建立了‘ 世界新秩序 ’ ？”尽管这是一部标准的西方政治哲学著作，但与之相对的——或者说文本背后所暗藏的——是作者对于20世纪初中国革命的发生及其所带来的道德秩序新旧更替的自觉与反思。这也是我将其与汪晖新著放在一起的原因。汪著围绕“1910年的‘思想战’”、“抗美援朝”、“六十年代”、“1989年社会运动”以及2008年以来的国家政治和社会危机等几个重要历史节点，重构了一部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史。有别于李著的是，汪著更侧重在革命的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政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遭遇的困境。所以，这虽然是两部完全不同的著作，甚至在观点和立场上也存在一定分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都是基于对当代中国问题的深刻体认而展开的不同路径的思考和论述。不无巧合的是，汪著在序言开头就援引了鲁迅的《坟·文化偏执论》，而李猛常举的例子之一便是鲁迅的《伤逝》，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鲁迅”或许构成了他们共同反思中国革命的历史起点。

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23日，初雪后的上海，温度降至三十五年以来的历史最低。今天接连开幕或“开演”的“明和电机”，“单性知识”以及新版“世界工厂”的地理坐标在上海地图上画出一个大型的“V”字。寒风飕飕，三个主办方都不约而同的隆重感谢了到场的观众们，大有一种“今天你来了我的场子，以后咱就是过命的交情了”的感觉。

“明和电机”首次中国大陆地区展览的媒体通告一出，满世界都是求演出票的人。当天下午两点起，明当代美术馆门口人头攒动，水泥地上座无虚席。演出刚开始土佐社长就实力占领微信朋友圈。上一次把朋友圈刷出这种高潮迭起的情况，还是蔡国强在黄浦江边放烟花。社长现场表演了招牌乐器响指木鱼、声音振荡器、电音蝌蚪等具有代表性的明和电机产品，期间不断用日式英语插科打诨卖萌逗乐，圈粉无数。由于没有暖气，现场如同冰窖，但也没有人提前退场，反而不断高喊安可。除了那位被弹飞的玩偶人头使得现场的小朋友嚎啕大哭以外，相信现场观众都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下午。演出结束后，作为明当代美术馆的投资人，明园地产的总裁凌菲菲女士发表了致辞，看得出她对此次的演出的火爆场面相当满意；其后馆长邱志杰也从美国发来贺电，原来他早在2012年上海双年展时候便想邀请明和电机进行开幕表演，由于展览计划推进而终未能实现，却导致了这场明和电机最大个展的出现。

此次展览明和电机几乎带来了全部家当，各种新奇好玩，脑洞大开。展厅里再遇见明园地产的总裁凌菲菲女士，她正

北欧艺术双人组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Elmgreen & Dragset）在中国首场个展“好博”（The well fair）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大展厅改造成一个艺术博览会现场，并在其中呈现自己二十多年来的创作历程。本文中，两人讨论了此次展览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构想。展览将持续到4月17日。

此次展览源于2013年UCCA馆长田霏宇来伦敦看我们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的个展。当时他就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接下来两年因为我们先后在香港贝浩登画廊和韩国首尔三星美术馆PLATEAU都有展览，趁着来亚洲的机会也两次转道到北京的空间。两次在北京的时间都很短，大概三四天左右，除UCCA以外，我们还参观了其他画廊、美术馆和艺术区，当然也去过Destination。在每个地方，我们都尽量走出去接触艺术圈之外的人。因为哪儿的艺术圈都大同小异，大家关心的问题差不多。但如果见见来自其他行业的人，有时你会突然听到关于这座城市以及当地生活的很多其他故事。

我们做展览常常以空间为出发点。在威尼斯双年展上，我们做了两座私人住宅，因为挪威馆和丹麦馆的空间本身看上去就很像私人住宅。在首尔，我们做机场，也是因为PLATEAU的展厅感觉很像机场航站楼。看到UCCA巨大的前工厂空间后，我们就想，这么大的工业空间简直可以装下一个博览会了。为什么不干脆做一个呢？

当然

《老炮儿》的主人公六爷爱主持道义，讲“理”，而这个理的空间寄托，即是他的身体，一个将“天理”内化于其中的内外合一的身体。影片中时常隐喻着其对于身体“纯粹性”的维护:他遵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执意躲避西医对他身体的破损，维护着“肉身”的完整性。于“心”，情节间接交代老炮儿年少时曾叱咤四九城，后入狱数载，重获自由后靠自家房子经营的小商店营生。故事里年数不详的入狱时间，给予他错过若干可能动摇或者颠覆他处世伦理的政治风波，使得角色的思维世界的时间感凝滞在一个模糊的、大众集体记忆中的“过去”。不同于其他的“老炮儿”，或下了海，或当了教师，或当了工人又下了岗，六爷的身体也几乎没有进入任何制度的空间，依旧依附于四合院里的一间私房和旧时胡同里所搭建起来的人际关系。

抛开对六爷这个亦真亦假的角色真实历史身份的猜测，无论是根正苗红的大院儿子弟，还是平民帮主，着眼于六爷身体所承载的道，则既有人伦道德层面的三纲五常，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有社会道德层面的“亲贤臣，远小人”。他嗜好“讲理”，且爱推己及人，不管是对家门口萍水相逢的野贼，问路的年轻人，还是“新”的公共秩序的权力代言人城管。故六爷身心合一的遵从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规则，视个人道德与社会政治的秩序视为一脉相承，将承载在个体身体上的 “克己复礼为仁”的规范和约束，自然而然的通向“仁者，孝悌之本” 、“五常”等维护

温暖如春却暴雨连连的周日，从潮湿污浊的下东区地铁站出来，沿着嘈杂的德兰西（Delancy）大街一路向西，拐进也许是曼哈顿最后一块极具诱惑并充满各种可能性的“风水宝地”。上世纪80年代，相对便宜的房租让一大批画廊与画商瞄准了当时还是贫穷混乱代名词的下东区，而如今，城市中产化的步伐向南渗透，冲破德兰西大街，盘踞在中国城的核心区域。显然，菜市场、锅贴店和街心公园的广场舞没能阻挡住新一轮的割据。而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保罗·普雷策（Paul Pretzer），诺尔玛·马克雷（Norma Markley）等正在进行的国际级艺术家的展览，仿佛占了这里鱼龙混杂氛围的便宜，才迸发出不同于别处的另类质感。我此行的目的，是来参加箭厂空间在纽约中国城一处公寓——替代空间PRACTICE——内的新书发布。

在爱烈治（Eldridge）街一栋居民楼下拨通电话，艺术家王旭跑了出来。2013年毕业的他如今已在纽约待了四年有半。他带我一口气爬到五层。一路上所有的住户都是房门紧锁，没有看到任何一位邻居。这是典型的中国城居住景观——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正在发生什么。而一旦某个契机容许你推门进入，一家十几口的蜗居或纹身大汉的地下生意如各类典型的电影场景般一一上演。

当然你也可以看见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或公寓展。一进门便碰到了箭厂空间的王卫，一口北京腔让我倍感亲切。箭厂空间作为北京最重要的替代性空间，由何颖宜（Raina

两个多月前，Raqs媒体小组（Raqs Media Collective）将担任2016年上海双年展策展人的消息传来，艺术界为之一震。这将是第一个完全由东半球操作完成的国际性双年展。在策展概念生成的关键阶段，我们邀请了日常往返与北京和德里之间的策展人和艺术评论家迈涯（Maya Kóvskaya）与Raqs展开对话，讨论他们为此次上双所做的计划，以及这个展览将如何编织进他们的策展实践经验。

Maya Kóvskaya (MK): 过去你们曾说: “我们的作者式策展模式最有趣的一点或许是催化剂、目击者和协调者之间的混合。[1] 与其策划用艺术品来阐释策展人给出的想法的主题性展览，你们选择将重点放在由展览引发的短暂交换所带来的网络、交叉、关系节点、孔隙和剩余。你们是否可以展开谈一下这些共生并且多变的策展模式将如何在上海双年展的语境中使用？

Raqs Media Collective (Raqs): 我们感兴趣的是我们称作“提议性”（propositional）的东西——作为一个过程，一项草案，一种预见。提议总是具备双重特征：它既是一个宣言，又是一种对于回应的邀请。它们进入当下是为了影响散布其间的多种未来。它召唤；它邀请；它提供承诺，尽管它也极有可能只是一种诱惑。提议从来不会终止于它自身。它必须激发，邀请或者发明一个回应的到场，才能成为它自身。它包含了一种风险，因为提议并不需要被遵从。它可能遭遇拒绝。但无论它们做什么，都在回应者那里制造出一种改变，无论这回应是接受还是拒绝。我们感兴趣的是，与其彼此相交或是敌对，论点、反驳，以及故事如何以一种提议性的方式行动。我们如何对世界提议？在回应这些提议性的叙述和想象的过程中，世界将如何变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童昆鸟199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本科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第三工作室，现为雕塑系研究生。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光怪陆离的世界图景：尖叫的玩具鸡，旋转抽打的猪尾巴。呕吐的书籍，被勒紧的画像等等。作品内部的结构，对于材料属性的认知以及物体间互动关系的理解都透露出他敏锐的感知与个人化的语言和逻辑。在这次访谈中，他结合创作思路探讨了自己的第一次个展与最新群展的细节。目前他有三件新作正在北京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的“迁禧”中展出，展览将持续到2016年2月5日。

在本科阶段，美院的学习对我有一些影响。雕塑系三工作室对创作观念的接纳度和灵活度比较大，我最早的启蒙就在梁硕的课上，之后在展望和姜杰的课上进行了更多实践。去年九月站台中国的个展，展出的是从本科一直到毕业之后的创作。《射手座》（2015）这件装置由很多零散的作品组成，比如其中的《废话》（2013）是单独成立的一系列作品。我把这些部件组合到一起，并不希望他们变成有机的整体，也不想给观众一个固定的视点，我希望他们是彼此独立的，每部分都在发生和变化，这样可以让生活中的物体一起开个派对！这些不同的部件在连接之后，形成的颜色、质感、结构、气氛看似一个整体，其实会产生更多的失控状态，我很享受这种“失控”。融洽或唐突都是我想达到的氛围，这是一种散漫和自由的状态。而那批自画像的组画是来自我捡来的别人不要的习作，打断它们的画框，再用绳子勒紧，形成像蝴蝶结一样优雅的形状。

“M+进行：艺活”是个以“活”（liveness）为连接点，串起三个展览、六场现场表演的项目，在2015年年底密集登场。单看“艺活”这个词，并不能立刻知道它所指的就是“Live Art”。“Live Art”是指由英国艺术工作者于1970年代推动的一种开放性实践，把戏剧（theater）、行为（Performance Art）、偶发（Happening）等等涉及现场性（liveness）的创作冶于一炉。香港的行为艺术圈子虽然也间或使用“Live Art”一词，但并不像英国一样无所不包；在香港，行为艺术与戏剧（甚至小剧场）基本上仍然是分家的。香港的行为艺术圈子会说“做”行为，带出与剧场以“演”为表述手段的分野，正如香港行为艺术家兼研究者游魂所说，“若剧场是一个讲求统一综合、情感代入的叙事体，行为艺术就是一个探索形式、散落错置的行动景观——一种从概念出发、总要冲破既有框框、又接近日常状态的表达形式。”［1］

约翰·凯奇（John Cage）的声景装置《梳剔的书写：〈论公民的不服从〉》（Writings through the Essay: 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 1987）可说是整个“艺活”项目的重头戏。《梳剔的书写》属于凯奇晚期的作品，据说也是他唯一的装置作品。凯奇似乎颇“钟情”梭罗（Henry David

艺术家宋琨的个展“阿修罗净界”呈现了具有佛教象征元素的若干绘画、影像、装置作品，并辅以氛围电子音乐。整个展览现场转化为戏剧式的空间，也是一个人工“岛屿”，与佛教的“净土”和“阿修罗界”概念相关。宋琨的创作结合个人对社会现状的感知经验，融合传统文化与当代亚文化的元素，力图呈现当今社会之下的“众生相”，并反思与生存相关的终极问题。展览将于蜂巢当代艺术中心持续至3月2日。

我所有的灵感和变化都来自自己的经验和现实，同理心和想象力是主要的感知方式。2009年，我皈依佛教，我的创作理念部分来自佛教：展览装置作品《岛》影射了佛教的“地狱道”——在现实世界中，净土和肉身毁灭，但我仍然将其命名为理想的“岛”，有讽刺意味。2009年我创作了《临江仙》，是对中国古典隐士精神的诠释，这次的“净土”概念是从这个线索发展出来的。

“绘画语言”是我一直不停进行实验的部分。绘画的历史悠久，要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在这个时代其实并不太容易。油画颜料细腻透明、抗干扰、易保存——这是我喜欢它的原因。我学习过一段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但西方的三维科学理性的呈现方式我一直觉得有隔阂。不过，我喜欢波提切利的作品，他相对最有东方的特性。近些年我参考最多的是中国古代唐、宋、元时期的绘画和佛教造像，借鉴了里面的笔法、空间及造型理念，把这些元素慢慢融进自己的系统，演变出现在的绘画语言。

题材上，我一直对“身体”和“肖像”

《师父》不同于《一代宗师》，处处见退而求其次的猥琐，又于猥琐中见漂亮的念头。西餐厅吃八个免费面包噎的话都说不顺，猥琐，豪言硬打八家本地武馆，漂亮；女主角未婚打胎，猥琐，等着嫁到巴西种可可，漂亮；看格鲁吉亚洋妞大腿舞，猥琐，以小见大警觉西方艺术对身体潜能的探索不逊于中国武学，漂亮；武行头牌为保名偷学咏春，猥琐，向晚辈磕头秘密拜师，敬以直内，漂亮。

《倭寇的踪迹》一方是戚继光兵家武学，一方是当代武术界名家于承惠，都是台面上站得住的豪杰，而《师父》刻意选了一批并不能在历史中脱颖而出的人物，必须依靠规矩、依靠行业社会才能存活。作为院线电影，故事虽不乏生动精彩之处，但剧中这种生活状态让人看着累，还没打几下，就开始精打细算每顿吃多少螃蟹，简直可称为“过日子动作片”。

毋庸置疑，小处着眼的徐浩峰比侯孝贤更有文明大关怀，《刺客聂隐娘》为了恢复中国视觉叙事用尽了蛮力，以强奸观影风俗来棒喝文化公民们。而徐浩峰做过口述史无数、熟习佛道经典、家传拳术底子，对中国文明的把握有着侯孝贤浏览《资治通鉴》所无法比拟的精确性。贡献中国自己的影像语言，是中国导演的责任，是王家卫、侯孝贤、贾樟柯的责任，但或许不是在作品中蛮横堆砌思想质料的徐浩峰的责任，这事在他看来只是顺便的。徐浩峰的小说便是那样，有干货，有金句，却没有布局与框架，相信思想的震撼可以把观众震成内伤，然后“敬他如敬神”。

《师父》这次的思想继承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