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华（Tsang Kin Wah）1976年生于广东汕头，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是他的“图案绘画”（Pattern Painting）系列：墙纸上密集的花卉图案，细看方知组成花瓣花芯的是各种字词——包括脏话和色情电影关键词。《白色情》（White Porn）则是同样隐晦、不同程度的白在畫布上构成各种性虐待场面——如果说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式经典《白上白》(White on White）以提纯画面达到至上主义的升华，那么曾建华作品中虚虚实实的肉体就是以物质过渡到物质。基督教背景驱使曾建华将形而上学的叩问转向对神的质疑，艺术家理所当然地援引宣布“上帝已死”的尼采，多屏录像装置 《看！这个人！三部曲》（Ecco Homo Trilogy）题目源自尼采晚年书名，也是彼拉多向众人展示伤痕累累的耶稣所言，作品以罗马尼亚独裁者奇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广为流传的处决片段为起点，链接宗教和哲学层面上的观看和审判经验。《七封印》（Seven Seals）也漫溢着审判式末世论调。曾建华将在今届威尼斯双年展香港馆展出《无尽虚无》（The Infinite Nothing）——延续《看！这个人！三部曲》和《七封印》对神学、存在和死亡的思考。

我硕士修的是书艺（book

比较之前在废弃建筑物、黑树林、荒地自发组织的展览而言，艺术家张新军的最新个展“褶皱”趁着四月末北京的开幕热潮在798艺术区的杨画廊展开，显得有意要进入艺术系统。但事实上，对艺术家而言，不同的展场只有观众流量的区分。展览将持续到6月7日。

在展览“褶皱”中，展览空间回到最初格局，灯光也未做任何补充，要么全开要么全关，保留着简单。我希望让空间和作品回到最自然的关系中。展出的三件作品《抽屉人》、《树林睡袋树林》影像存档、《绿窟窿》依次从暗到明，媒介分别是：摄影、录像、装置。

抽屉是作品《抽屉人》中的元素，它是日常中的物件，或者某段日常中的物件。我关于抽屉的认识经验只停留在90年代——三间房，三个人，三个抽屉。抽屉里放着家里的东西，好比房子里住着人。我臆想的抽屉就是一间间的房子，一段段家庭的记忆。我的身体进入这些抽屉，伴随着身体的缓慢移动，它们与我结成另一个物。

录像是对《树林睡袋树林》的记录，记录我在树林搭建这个“房”的过程。它的前身是《靠近肛门的房间》，根据我住过的单间格局臆造出的“形体-情感”的住室和厕所。三角形能拼接出任意的形体，所以我把睡袋裁成一片片三角，让裁缝帮我缝出这个房间。有了房，才有之后的《树林睡袋树林》，我把这个“房”安扎在黑桥一处隐蔽的树林。安扎好之后，我邀请朋友在一天晚上来看，事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它的信息，用的是模糊的口吻——“晚上有时间来小树林”。那天没有月光，在持续的颠簸和拐来拐去的小路前方，这个房间在树林中慢慢浮现。黑压压的天，杂乱的树枝还有几声狗吠给它增添了诡秘的气氛。它显得很清晰，像是一个活的东西被困在那，也不出声。

第12届沙迦双年展以“过去、现在、可能”为题。在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地区，这个题目算是安全保险。“过去”，意指沙迦的古老文化遗产，“现在”，则在城市化进程当中若隐若现，而“可能”是什么？双年展的口号是拒绝乡愁、卸下历史的重负——感觉可以是一切，但不要迂腐。策展人Eungie Joo邀请了51位艺术家，其中三分之二为双年展专门创作了作品，这是本届沙迦双年展的亮点。这些作品都是“可能”的一部分，或者说理论上都带有对一个城市可能性的关切。（到沙迦住处时是凌晨四点，穿白袍的酒店接待不慌不忙，柜台前还有一位日本男人，比我早到，长发眼镜尖皮鞋，他边办入住，边踱来踱去，偶尔若有所思地重复接待人的问题，他办入住的样子如此煞有介事一丝不苟，有点像贾木许电影中的人物。酒店有些老，宁静里又有点疯狂。当我终于躺下补觉时，已经听到城市上空隐约传来的祷告声。）

双年展主场地在沙迦古城区，古建新建揉合在一起，大大小小高低错落，古院墙以珊瑚砌成，把海的意象引入沙漠。当然如今的沙迦城区已经不再是沙漠了。外面烈日灼人，海风湿粘，室内阴凉沁人皮肤。来自不同清真寺的祷告声在耳边重叠。这些直观感受也在悄然形成双年展的语境。展览更强调作品间的对话，而非艺术家的独一性。在沙迦美术馆狭长的走廊式空间中，Boem Kim（韩国）、徐坦以及Abdul Hay Mosallam Zarara（巴勒斯坦）被串连在一起。Boem

《闯入者》上映，极低的排片率被导演王小帅以毫不掩饰的失望情绪表达为“从业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王小帅是聪明的，他没有将自己的作品称作“艺术电影”，反而代以“严肃电影”的说法。平心而论，他对电影市场利益至上的赤裸面貌以及缺乏调控与相关制度扶持的“控诉”也是谨慎而稳妥的——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勉为其难的将中国电影产业当下的现状视为成熟或正常，恰好是那些新自由主义的膜拜者们，如果他们把这个现状跟他们所俯首帖耳的好莱坞相比较，就更难得出美妙的结论了。王小帅对这个必然到来的舆论战显然有所准备。

那些费尽心机挤进热门档期的“严肃电影”中最惨烈的例子莫过于许鞍华的《黄金时代》。跟《闯入者》不一样的是，《黄金时代》体量太大，如果不进入商业院线搏杀一番，那么近亿级的投资将万劫不复，因此《黄金时代》只能说是在选题或者说整个影片的把控方向上出了问题。娄烨的《推拿》倒是淡然的在院线里走了一回，自己也打趣般的独白“散客也要做”。如果陈可辛的《亲爱的》也能划入“严肃电影”的话，那么他应该是最大的赢家，不过他从没有以要做一部“严肃”电影的心态做电影，他只是用他在商业市场里身经百战的一身技艺严肃的完成了一个冷僻选题。我对王小帅的言论抱有理智上的认同，却对他原本持有的那种乐观情绪（“排片至少也应该有8%-­‐10%”）表示些微的惊讶。

客观的讲，王小帅这位坚定的作者（

琼·乔纳斯（Joan Jonas），1936年出生于纽约，是录像和表演艺术的先锋实验者。一直以来，她孜孜不倦地将来自古代的具有神秘气息的原始素材和先进前卫的技术天衣无缝的结合在一起，进行创作实践。她的最新作品《他们一言不发的向我们走来》（They Come to Us without a Word, 2015）将在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美国馆首次亮相。她在此讨论了这件结合了录像、绘画、物体、声音的作品，并将艺术探索扩展到赫尔多尔·拉克斯内斯（Halldór Laxness）的写作中。此次访谈的录像节选可参阅www.artforu.com。第五十六届威尼斯双年展将于2015年5月9日到11月22日举行。

60年代中，我回到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雕塑专业的MFA。当时我已经结婚了，我们住在上东区的公寓里。我前夫是亨利·戈尔德扎勒（Henry Geldzahler）的一个朋友，所以我们间接地参与到了下城的所有活动中。例如，我是最先听到La Monte Young的那批人之一，对此印象深刻。不久后，我决定从雕塑转向表演，生活剧场（Living Theater）的很多作品，鲁西安达·切尔兹（Lucinda Childs）, 克雷斯·奥登伯格（Claes Oldenburg）等等，都启发了我。我也参与舞者们举办的工作坊，这些人有特丽莎·布朗（Trisha Brown）, 伊芙·伦纳（Yvonne

万隆会议当然发生了：4月24日，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的亚非多国领导人再次齐聚印尼，为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派对。在一张来自网络的图片中我们发现，习近平与彭丽媛居于画面正中，与其他国家元首们在万隆街头并行一列，款款而行，步履从容——其实这种用长焦镜头制造的去景深化效果，亦在几个月前的巴黎街头使用过一次：因为《查理周刊》事件，西方领导人手挽手沿着巴黎的林荫大道前行，肃穆且满含幽怨。景深的消弭，前景对图像的全权把控，无异于某种“造像”或者“代理”行动，一种大历史写作的正确修辞，抑或针对“前进”这个行为的图像学定名。我曾长时间混淆两个词：团结（solidarity）与孤独（solitude），却又认为这错乱中必然暗藏了可“解构”的玄机：团结似乎必然意味着对不可团结者的孤独，友谊则是针对“外来者”的敌意。《查理周刊》与万隆会议的关联是什么？也许就在于这种团结与孤独间开展的新一轮辩证。“一带一路”/亚投行式的团结，恐怖主义带来的团结，可能开启的都是针对他世界孤独的程序。

让我们回到另一张图，1968年巴黎街头的青年学生们采取了同样的造型，眼神中吐露的意识形态配方却是如此混杂：毛主义，托派还是无政府主义？团结/前进在当时更多指向某种需要即刻实现、无比迫切的政治体验，为之亟需动员自己与“一切”的关联并激进构型出一种“关联性”的政治主体：开动一架由越南战争、文化大革命、巴黎郊区的工人运动以及大麻与性解放组合而成的欲望机器（machine

爱恨别离，生老病死，祖父母的暮年岁月和儿孙辈行将开启的人生交替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南方某个普通家庭最日常的写照。杨平道在导演阐述中表示，当他意识到将自己抚养长大的祖母不久将离开人世后，决定拿起摄像机，为祖母和她奉献毕生的家庭，留下一些记录，于是就有了这部《生命的河流》，也成为他对创作和人生的一次重新审视。

影片采取了记录与剧情交叉的形式，时间的先后顺序也有意打破。碎片式的拼贴，真实与臆想的碰撞，令它的节奏陷入了人为的凌乱中。但也正是这种凌乱，反而契合了生活本身的琐碎。这些琐碎就和祖母逐渐失去的记忆一样，真假难辨，含糊不清。在老人身体尚健之时，和大多数中国老人一样，她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对晚辈的照看上，但是含饴弄孙的生活似乎并未给她带来充足的幸福。衰老给身体和精神形成双重的损伤和折磨。在人生临近尽头时，她回忆起自己的儿时：是母亲用两担谷给她换来一个婚姻，小女孩不得不顺从命运的安排，将自己剩下的人生交付给了另外一个家庭。只有在行将就木时，在自己养育的孙儿面前，老人才喃喃道出了这份吞咽了大半辈子的委屈。

虽然本片的缘起是对祖母的追思，但出人意料的是，最为生动出彩的部分却是占据了全片一半篇幅的关于导演夫妇平常生活的场景。故事的大部分发生地是卧室的床和沙发上。狭窄无序的空间，初为父母的慌张，经济的窘迫，情感的龃龉，一幅非常不完美的画卷被呈现出来。那些不完美就像牙缝里的牙渍，永远也无法剔除。

“1865——伦敦皇家咖啡厅酒店落成；1915——红磨坊毁于火灾，伏尔泰酒馆在苏黎世诞生；1965——丽莎·明奈利首次亮相百老汇；2015——‘紫罗兰蟹’（Violet Crab）在伦敦开幕”，新闻稿这样写道。此次在大卫·罗伯茨艺术基金会（David Roberts Art Foundation）举办、由米洛万·法兰那托（Milovan Farranato）、文森特·奥诺雷（Vincent Honoré）和尼可莱塔·兰贝图奇（Nicoletta Lambertucci）策划的展览“紫罗兰蟹”，将一种明确非实体性的表演形式“卡巴莱”（cabaret）以实体作品形态呈现。

就在伏尔泰酒馆揭幕的一百年后，森·侯赛因·克拉克借此时机组织了“DZ主持紫罗兰蟹”（DZ Hosts the Violet Crab），堪称范本性地重现了“卡巴莱”这一在历史上以反叛著称、如今(无论是好是坏)时常被用作滑稽模仿手段的娱乐表演形式，并以此向它致敬。从展览入口便有一股即兴的气氛弥漫开来：由艺术家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请来的迎宾员一边果决地报出每一位宾客的到来、一边引领他们进入主展厅并在舞台前的鸡尾酒桌坐下。我们曾见过皮皮洛蒂·瑞斯特（Pipiloti Rist）在她自己的电影中出现，而对于这次被她称为“第一次表演”的作品，瑞斯特安排哈维尔·阿帕里奇奥(Javier

侯建呈是一名居住在安特卫普的台湾艺术家，现在根特皇家艺术学院攻读艺术学博士。他的小说三部曲《棕》、《绿》和《白》通过自传性的形式探讨个人和社会经验的相互作用以及虚构与现实之间的模糊的界限，其中《棕》在Be-Part艺术中心和APE出版社出版。今年春天，侯建呈在Ruimte Morguen和玛利亚酒店的小圣堂剧(Hotel Maria Kapel）举办了两个个展，在此为我们介绍他对自传、翻译的理解。

自传的形式为艺术家提供了一种创造世界的自由，即使有人这种方法相对容易。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艺术作品的自传性保持清晰的微观历史研究。在我的实践中，我使用的自传的形式以反映社会问题，如身份、性别、性取向等等。我相信我遇到的社会问题并非仅限于个人。因此，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将其翻译成文字或视觉作品来形成一种公众性。我的自传体性作品是一个更大、更普遍的集体（自）传记。

我在2004年来到根特皇家艺术学院（KASK）花了五年的时间完成了我的时装设计学士和自由艺术硕士。 自2011年以来，我一直在根特大学修艺术博士学位。为此，我在创作一个小说三部曲：《棕》、《绿》和《白》。《棕》已经在去年发表的，现在我正在创作《绿》。人们不时问我，我的时装教育对我的创作是否有影响，我答案永远是肯定的。我相信任何经验，即使只是一个细微的部分。在学习服装此之前，我在家乡在台湾的国立高雄研究所学习了五年的化学工程技术，工程师的思维方式对于我的艺术实践仍然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菲利普-洛卡•迪克西亚（Philip-Lorca diCorcia）是美国知名摄影师，他最具特点的作品，模糊了纪实和摆拍的界限。迪克西亚讲述了他正在进行的项目“伊甸之东”（“East of Eden,” 2008—），这一系列的虚构场景，与幻灭和迷失有关。作品目前在纽约的卓纳画廊展出，展期为4月2日至5月2日。在此他谈论了自己对一直处于变化中的当代摄影的看法。

年轻时，我的生活过得死气沉沉，虽然还没到年龄，但当时我想自己要被征兵去越南打仗了，因为我被学校开除了。不过遇到杨•格鲁夫（Jan Groover）后，一切发生了转折；我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大学，杨在那里教书。她就是让我把什么都抛在脑后的那种人。比如她会这样说：“好啦，你现在来学摄影了。想知道怎么冲胶片吗？那就通读那些说明书吧。”就是这种态度深深影响了我，我非常尊敬她。几年前她去世了，但是她仍然对我影响至深。所以，我从没想过将艺术当成职业来做。真的没有。

我对什么都不太在意；那是一个堕落颓废的时代，如果人们能够承担起堕落的代价的话。说实话，我可负担不起。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我就像个穷鬼一样，也一直如此。甚至在80年代初期我来纽约时，也没资格去当一个特立独行者。我觉得那些人都有些任性放纵，就好像那种街道派对，人们没钱，但硬要凑到一起玩，做做意大利面条，假装不缺钱，或者你确实很富有，但却装成一无所有的样子。

从某种程度

“第二道门”是艺术家陈彧君在James Cohan Gallery 上海空间的首次个展，展示了其自2007年至今使用多种媒材进行的创作。去年他从杭州搬到上海，工作室位于桃浦M50艺术园区。在访谈中他谈及对自身创作的认识，对当前当代艺术状态的考察，及其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学习、任教经历的心得。展览将持续到本月18日。

最近很多人问我：“你今后作品风格会怎么样”，“你怎么做了那么多新的系列？”所以这次的个展我希望大家看到自己工作的各个方面。展览展示了2007-2008年开始的 “亚洲地图” 系列，这个系列我现在仍在继续，所以其实是“老方向”。我收集了上海一些老房子被拆或者损坏后留下的旧木门，在画廊展厅里做了结构搭建，画廊的空间因此发生了改变，观众从正门进入展厅时便直接进入了整个装置。当然也有展示近期的作品，比如2014年的“错屋”系列。

最近在一些作品中，我特别喜欢使用“赭石”这个颜色。一开始选择的时候也是不自觉的，但选择以后，就确定下来用这个基本色来展开创作。因为在最初的阶段有很多心理体验的时刻，感情的浓度比较高，所以我会转换一下方式，不用漂亮的色彩和复杂的层次，而是希望用单纯、简单的东西来表达内在的感觉，介于现实-非现实中间的状态。所以作品看上去是具象的，但仔细看又是抽象的，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东西：能感受到却又说不清楚的东西是绘画所能表达的。大家比较熟悉的 “临时家庭”系列，我目

三月的一个周末，由纸老虎戏剧工作室、慕尼黑室内剧院和歌德学院联合制作的戏剧作品《非常高兴》在北京中间剧场以公开排练方式上演。这部曾在德国顶尖剧院演出并获得多方好评的作品，这次却被“拉”到了北京四环外的剧场，其宣传也仅仅是微信、微博上低调的转发相传。四月正是国内大小戏剧节、戏剧演出铺天盖地宣传预热之时，我们借此对田戈兵导演进行了采访，让他为我们谈谈这个历时两年多调研的跨文化戏剧项目以及他对当下本土戏剧环境的感受。《非常高兴》的相关展览和出版物目前正在筹备中。

2011年，我在比利时做驻地项目。或许因为当时有某些画面映入眼帘、调动出了一些记忆，我突然注意到了“群众”这一意象。在我小时候，“群众”一词曾随处可见，如：“群众”路、“群众”照相馆、“群众”电影院等等，但此前我却从未仔细打量过这一似乎熟识的词语。身处欧洲我不禁疑问：这个词在中、西语境下有哪些不同？它的含义是否只在我们的文化里成立？或是具有某种普遍性？于是我便以“群众”作为驻地主题，择取了我生活中与“群众”有关的词组和句子并翻译成荷兰语，在安特卫普邀请当地三十多位艺术家和演员在舞台上朗读这些内容。在此过程中，“一群”身体被“装”上了与它们并不匹配的语言，身体的互相作用、朗诵、文本和剧场中的视频装置混合在一起，一种表演的可能性由此产生。经过一次排练和对情绪、速度的把控，他们进入剧场，完成了一个多小时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