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冬至，一年的尾声，也是位于北京交道口北二条胡同的家作坊HomeShop──这个被描述和定义为社区艺术空间、公共空间、合作型空间、另类空间、乌托邦等等等等的所在──的尾声。他们把此时此刻称作“最后的黄昏和最后黎明”，写在前厅外平日里用来播报天气和思想的小黑板上，几条不知什么时候枯萎了的藤蔓耷拉在一边，偶尔有路过的人走近往里看两眼。透过大玻璃窗望去,下午才从印厂出来的《附录》(Appendix)──家作坊最后的出版物──依次铺开在长长的工作台上, 每一本都被彩色丝带系上了大小不一、天马行空的各类物件：一条胖丝瓜，一个小葫芦，黄色卷尺，金色酒杯，一截格子布，一只不会亮的灯泡，一个木制马桶小模型，一根金属钻头， 一把不知道开哪扇门的钥匙，一个没有钥匙的锁......之所以叫《附录》，有人说，腾出空间──也是一种形式的“附录”。作为最后的礼物，《附录》和它的捆绑物一起，等待着家作坊所有的新朋旧友们。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每一句话之前加上“最后的”,其实并没有“最后”这样一个时刻，每一刻都是最后，也是最初，就像这本由43个样式不一的小短篇组成的《附录》──思维和回忆的集合──它的封底写着“……就像一条尾巴，它不会永远不掉，但会像蝾螈的尾巴那样，断了之后的某一天新生，再见，若初见。”除了“礼物”，当天还有机会顺走一些免费或特价甩卖的旧物品，据说下午一开门，就被街坊邻居们一抢而空了。把剩余、闲置的物品与材料送给/交换给所需之人，物尽其用，一直家作坊日常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将此视为一种探索关系艺术（relational

“1972年，我自己的狂飙突进运动（Sturm and Drang）将我猛然带到了一个全新的表达领域，”伊芳•蕾娜（Yvonne Rainer）在她的回忆录《感觉即事实：一种生活》（Feelings Are Facts: A Life） (2006)中这样写道。那一年这位舞蹈家完成了首部剧情片《演员生活》，她也是贾德森舞团的创始人，1965年的《无宣言》（“No Manifesto”）的作者。

说起她从舞蹈转向电影，蕾娜说：“从种种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活过来后”（1971年试图自杀），“女权运动给了我勇气，我感到有能力去面对一个全新的词库。那些承载着具体情感体验的语言，蕴含了体验本身所有的愉悦和恐惧：诱惑，激情，愤怒，背叛，悲哀和兴奋。”

那种情感的不适，在《演员生活》（Lives of Performers）里被疏离地表现出来，开头附加说明的字幕说这是一部“情节剧”。影片围绕着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三角故事展开。一段开场白将这些情感纠葛阐明，蕾娜领着一些人进行Walk的演练，她说，在影片中，舞蹈包括四个“主角”，约翰爱德曼（John Erdman）, 瓦尔达•谢菲尔德（Valda Setterfield）, 雪莉•索菲（Shirley Soffer）, 和菲尔那多•托姆（Fernando Torm）。（这四个人里，只有谢菲尔德在1964年和1974年是康宁汉舞蹈团的成员，之前有过职业舞蹈经验。）

“拆了旅行社”目前由黄学斌、文武、翁奋三位成员组成。黄学斌，1979年生于海南岛文昌，毕业于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文武，1969年生于甘肃，后移居德国，毕业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现工作生活于海南、杜塞尔多夫以及北京；翁奋，1961年生于海南岛，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拆了旅行社”正式成立于2010年，名字中的“拆了”含义是取房屋或任何物体被拆除之意，“拆”为动词， “了”为感叹词。“拆了”和在一起包含动作和感叹的意思，英文名为“CHAILE TRAVEL”。

2007年由于海南文昌市东郊镇泰山村周边的部分地区计划被建成中国最大的商业卫星发射中心，整个地区和城市被规划为一个卫星城，当地农村因此将会被拆除和进行新建设。我们（翁奋和黄学斌）的家族居住在当地已有约800年的时间，家族的未来都将因此被改变和受到影响，由此我们开始关注这个地区在经济发展与全球化需要下的地区变化，关注这种变化对未来的影响，以及这个过程中人、时间、记忆、地方性、乡村传统、现代化城市、社会系统、文化功能与作用、艺术家的意义、艺术在社会的功能与意义等诸多问题如何被呈现出来。翁奋、黄学斌和朋友刘军、梁艺等于2007年开始在这一地区进行了田野考察。2010年我们正式建立了“拆了旅行社”这个访问/研究/讨论问题的非营利性和概念性旅行机构，文武于同年参与到这个项目中。

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变化是世界观的改变。我们认为“介入”

年末的所有活动都带有一种节日气质，或者说，将要到来的节日让一切都夹杂着欢快、喜气的庆祝意味——但同时也迫使它们处于“加速”发生的状态——大家期待的终究还是节日本身，不是吗？即便如上海这个永远处于节日氛围中的城市，年终岁末依然是特殊的：所有人都开始为明年而奔波，日程与时间表已被暗自调整到2014阶段，倒计时状态使得年末的时间近乎某种匆忙的“告别”。

辞旧迎新，对于当代艺术界来说，没有比发生一场关于年轻人的群展更切题的了。OCT当代艺术中心上海馆（以下简称为上海馆）的“DEGENERATION | 《第？代》”邀请到10位当下较为活跃的青年影像艺术家参与其中，摆出一副咄咄逼人、充满野心的展览思路：鉴于之前杨福东与杨振中的两个个展，以张培力为馆长的上海馆似乎大有整合、梳理当代中国新媒体艺术的意愿，个展与群展、成熟艺术家与青年艺术家之间的配合也照顾到某种艺术史方面的考量。策展人玛丽娅（Mariagrazia Costantino）在前言中以十分稳妥的方式谈及“DEGENERATION”的几层不同含义，然而抛开字面上轻车熟路的读解功夫，这种对于generation的援引以及艺术家名单的倾向性，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回到中国当代艺术不断耗费代际概念这个老现象上，即使这种行动带着真诚、创造性以及自我辩证的意图。

开幕式人满为患，上海馆特殊的布局使大家集中在位于两个展厅之间并不宽敞的前厅内，确实可

在（被复制的）图像变得唾手可得，并且过于习惯观看他（们）或我（们）用其所完成的展示的今天，也就是自摄影术出现起被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称之为“想象博物馆”（Le Musée Imaginaire）的时代，我们似乎一直在讨论“灵光”消逝后的图像世界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观看的自由，并借由它尝试去摧毁笼罩在传统双头怪物——艺术史[1]之下的博物馆，用自由的观看去建立一个开放、自由、无际的图像世界（也就是“想象博物馆”）来重塑我们对“艺术（品）”的展示；也就是说，我们期待着一个借由图像而降临于世的艺术品自治的国。然而，事与愿违的，展示本身几乎从未是中性的（neutre），它总是要遵从一定的原则才能聚集起它所需的图像，而更自由的图像世界也给予了我们对图像选择、操纵的更大的权力，也给予了展示本身更震慑人心的力量（pouvoir）。

正式出版于1965年的《想象博物馆》[2]可以说是第一本论述图像在本雅明式“灵光消逝的年代”时的可能性的著作，几乎同时，马尔罗也用自己的理论编纂了三本同名艺术画册将之付诸于实践。如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

叶甫纳生于云南昆明，现工作生活于北京。2008年本科毕业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2010年硕士毕业于英国圣马丁艺术学院美术专业。本次访谈中，叶甫纳从其近作《水》谈开去，讲述个人与历史扮演间的关系，及之后创作的可能方向。

《水》的创作起点是一双亦脚亦鞋的鞋，它让我联想到马格力特的画《红色模型》（1937），他画的脚鞋合体颠覆了我们日常对鞋的认知。马格力特曾说，脚与鞋的融合让我们看清了被日常习惯所挟持的野蛮在现实中是如何被制服的 。之后，我无意中在家看到妈妈收藏的弗里达•卡罗的画册，读了印象特别深，因为每一页都是脸，中性、异样的脸；我止不住盯着画面看。其中一幅名为《水之赋予我》 （1938），画中的视角从在浴缸中泡澡的艺术家之眼看她自己残缺的下体，水中漂浮的元素分别来自她的十二幅画作，就好像是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回望。而我的录像则是借了模特的双腿，穿上那双模糊了鞋和脚之间界限的鞋，在浴缸中放入我之前自己做的一些小装置、还有其他作品的图片等，希望表现出一种非常有生命力、非常有野心的女性化。

其实这件作品展出过三次，第一次是在视界艺术中心的群展“机器视觉”中，投影在黑屋子里；第二次是在首届北京摄影双年展主题展，用的26寸镜面广告屏幕，黑屏时就是镜子，一同展出的还有我对拉斐尔及弗里达其他女性画作的重新演绎；第三次就在最近又回到了视界艺术中心，变成在开敞的展墙上略高的位置投影，观众需要稍抬头观看。我觉得作品的呈现受环境影响很大，所以同一件作品以不同的方式展览会很有意思。

索伦提诺的作品初看总会让人摸不着头绪：巡弋的摄影机运动、貌似无人称的推轨镜头、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与缓缓开展的叙事， 这诸多元素都使得我们对于他的影片风格更加的困惑。就拿《爱情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Love, 2004）这部作品来说，影片的开场是一位服务员提着个行李箱，从影像的深处乘着输送带慢慢地往对角线方向的前景移动，几何线条限制着他的移动，让人有种他身处于机场的错觉，一直到了影片的后半部，观众才会发现这个诡异的空间其实是银行的秘密通道，用以携入意大利黑帮的不法所得。有些评论者就因为影片后半部的情节发展，认为影片只是黑帮类型片的变奏。不过，又有那部黑帮片是从一位失势被囚的证券交易员的角度出发的呢？那导演大胆到能够完全放弃悬念做为叙事的张力结构？

索伦提诺的影像当中，传统的戏剧结构被瓦解，明确的叙事解消于人物姿态之中，有趣的是，他仍然能够从中提炼出冲突与高潮；《大牌明星》里，观众或许不明白意大利的历史与政治纠葛，但我们看到了许多有趣而立体的形象被形构出来，总理安德烈欧提的内阁们，个个有着自己的打算，并随着时间一一显露出来。不过，时间揭露的并非是他们的行动，而是角色于不同的场景当中所摆出的表情与姿势，累积成为人物的厚度与其情感的张力，也是在这样的影像结构当中，导演才能探索他心目中那暗潮汹涌的政治情势，云雾未散与暧昧不明的政治角力。《大牌明星》结束于前总理否认了一切与黑帮挂勾的指控，字幕告诉了我们他无罪开释，但影像没有反对、也没证实这样的说法，留了白，让一切离开非黑即白的单纯对立。

艺术家李消非出生于湖南，现居住、工作在上海，1998 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近年以“流水线”为课题拍摄了几组录像作品，这些作品在国外广泛展出，最近的两个个展，“A Packet of Salt”与“Assembly Line — Entrance”相继在新西兰举行。我们在此邀请他谈谈这一系列创作中的故事以及他对自身创作的看法。

“流水线”项目分成三个系列，最初的是访谈系列，第二个系列是无声系列， “一包盐”是现在正在做的第三个，日常系列，类似油盐酱醋这些东西。三个系列是我现在划分出来的，以前我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觉得需要一些逻辑，需要一个很清晰的方向去做。

最初是从采访一个印刷工人开始的。当时在他的工作区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就说要不来我的空间吧。最开始他特别不自然，然后我把摄像机放在边上，完全当它不存在。在我问到他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脸上总会出现一些很奇怪、很复杂的情绪。这种情绪其实我也能理解，但是我想更深入地了解他，我就说可不可以去他的工厂里面看看，他马上就答应了。一到他的工厂就什么都不需要说了：这个环境就会产生这样的表情。但当时我看到的都是非常漂亮的东西——这个机器很漂亮，那个机器很漂亮，它们的运动非常漂亮，所以我很兴奋地把这些都拍下来了。拍完之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素材，放了几个月吧，后来我想到，其实人跟机器是一种完全平行的关系，有时交错在一起，我想采用切片的方式——人、机器，人、机器——把他们穿插起来。我试了以后觉得效果挺好，让人产生又真实又虚幻的感觉，就沿用这种方式继续拍，拍了后面的老板、主任，等等。

重庆器·Haus空间，专注于实验艺术的非营利性空间。2007年成立于重庆，由独立空间“ORGAN器”和“家·M公社”共同发起，是一个由艺术家、策展人组成的独立艺术机构，为从事实验性综合媒介的青年艺术家提供交换工作室，并定期举办各种展览。近期的项目有，第7届Organhaus 国际艺术家工作展示坊、策展研究项目“十日谈”、"I SEE"国际影像艺术节、带有调侃意味的‘黄桷坪建筑双年展’、‘望江公舍双年展’等。

Performa 2013发生在这样一个年份: 自拍现象(selfie)成为被反复讨论的文化症候群，表演与观看在大众文化中达到高度自觉，自我审视与社会性表演无孔不入地互渗。这些表演最私密、也最遥远；极尽可能地泛滥，却精确地测绘着观看政治的形状与边界。某些意义上，这也曾是早期一些表演艺术先锋们所诉求或挑战过的边界。过去的一年中，行为艺术教母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两次与流行文化的失败嫁接—在Jay Z对面僵硬舞动和请Lady Gaga裸身代言阿布拉莫维奇方法—又切切实实见证了个人神化与过时行为观念的滞销。与此同时，在历届Performa所处的城市纽约，实验戏剧与舞蹈仍不断从内部寻找可能：William Forsythe的《Sider》对特定舞蹈、戏剧、与文学语言进行抽象与糅合，舞者与观众所听到的是同一悲剧文本的清晰与模糊版，而舞者则需要根据念白的节奏组织肢体表演，灵活怪诞又结构丰富。此外更有外外百老汇乃至众多独立戏剧团体的推进与实践－它们往往与当代艺术不谋而合，又散落在艺术圈的注视之外。本届的Performa通过在40多个场地空间的100多场表演达到了一种空前的弥散，而如何在当代艺术、戏剧与舞蹈的临界点上定义表演对过往与当下的意义，是Performa永远逃不开的的议题和判断。

我看的第一场Performa是琼·乔纳斯（Joan Jonas）与爵士钢琴家Jason

同一个大都会，许多个世界（One Met. Many Worlds）。Met的这句标语挂满位于第五大道上的博物馆以及其正在施工中的Koch广场周边。改口号强调了大都会博物馆的全球化视野。但翻成中文，意思就稍微出现了些变化：来大都会参观，看多元文化。上周一，这座世界文化遗产重镇在援引“中国传统”的宏大叙事同时，以“水墨”为题进行了一场颇具挑衅性的尝试——Met第一场大规模中国当代艺术展。

展览题目起得到避实就虚，引来不少幽默的联想（“水墨艺术”？包不包括纹身？毛利图案之类的？）。展览一共展示来自三十五名艺术家的七十多件作品，而大都会博物馆碰巧又是中国古代水墨画在海外最重要的收藏所在地之一，此次展览自然备受瞩目。空旷的美术大厅里，身穿紧身旗袍的女士们以旗袍能够允许的最大速度步上楼梯；走到顶层，引导员的着装换成更实用的蓝色西装外套。嘉宾在他们的引导下进入亚洲艺术展厅。开幕式共邀请了六百多人参加，前来赴会的嘉宾络绎不绝。

在我仰头试图看清杨诘苍和邱志杰的巨幅水墨画时，差点儿跟站台中国（香港）的总监荷心（Claudia Albertini）撞了个正着。我俩都停下脚步，一块儿欣赏起这两件作品奇怪的组合来：它们彼此挨得那么近，让旁边巨大的佛教雕塑相形见绌。在接下来的一间展厅里，汉代墓葬陶瓮跟艾未未的可乐罐和中国地图共处一室，边上围了一小圈第五大道原住民，正热切评论着艺术家的精湛技艺。

裹

杨伯都在国内的首个个展正在Wanwan Lei Projects位于三里屯外交公寓的空间内进行。这一系列风格严谨的绘画作品体现出艺术家对于画面结构、空间以及艺术史问题的独到见解，我们特此就其创作上的思考对杨伯都进行了访问。展览将持续到本月31日。

我本科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综合绘画系。综合绘画以当代绘画为主，而我主攻油画和纸上。而后我来到美国，自2010年至2012年在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攻读MFA。

在绘画上我较注重整体，在我13岁时的第一节启蒙课上，我当时的绘画老师就给我强调了整体的重要性,“整体”，他和我说，在一张画的开始阶段可以暂时不侧重画面的颜色、个体形状，而需先把一个整体性的结构安排妥当。这不是什么新鲜的理念，但却是一个影响我到今天的一个下意识的动手习惯。

我认为眼睛是有它自己看待图像的方式的，我不希望观众有意识到自己在看的回照。比如说一组静物，观者或许会有下意识这是画家为了“这张画”而特意安排好的。而我希望我的画面所呈现的事物无论“看”或“不看”，它们都已经在那了。美术馆是一个观众无法参与布置的地方，在那里一张画看似有永恒和不可触碰感，但实际上馆方有可能经常变换这些作品的展示位置。画的题材即使是最普通之物，但一旦挂上了墙面，便自然带上了一种不可侵犯的严肃感，即画作为一个被看的气质十分强烈。基本上，正常观众都会对它们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如果我现在把我笔记本上的一张纸裁下来，方方正正贴在美术馆的墙上，立即，一种陌生就挡在了我和这张刚刚还拿着的纸之间。在这个所有的东西一旦上了墙就端起了架子的奇怪地方，我很乐于在我的作品里描绘这种关系。当我的第一批博物馆系列完成后，我很期待观看这些被我强调的距离感题材被“再挂起”的时刻。我站在那，在脑中欣赏着这有意思的严肃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