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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美术馆:12位华人艺术家
美国人从未因反思而耽误行动,因此在其现代艺术刚刚起步的1929年,尽管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法国后印象派艺术的气息,刚成立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就通过其历史上第二场展览“19位在世美国艺术家绘画作品展”树立了美国艺术的身份型格;我们的风格是三思而后行,因此在中国当代艺术启动25年之后,对于身份的心理建设才开始显露完成的迹象:“华人艺术”这个概念“逢迎西方”的判罪暂时被搁置到一边,其自在的艺术合法性得到某种确证,正如本次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展览“12位华人艺术家”所呈显的那样。
本次展览的艺术家工作在不同的问题域,采用了不同的切入方法:焦应奇对“国”字的个人重构的征集(《国字研究——一项关于汉字的个人表达试验》,2011)和王广义通过测量气温来暗示国际政治权力制衡(《温度》,2010)属于标准的社会学田野调查;舒群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拥抱(《从权威理性到交往理性》)和汪建伟借以质疑环保意识形态中的错时论的“社会主义家具版第三国际纪念碑”(《隔离》,2009)则意图在新的语境中继续过去的(未完成的?)计划;刘晓东的《易马图卷》(2008)和王音的《无题》(2010)继续着两位画家在传统媒介上的探索和行走;郑国谷的《嘿休门》(2010)和冯梦波的《真人快打》(2010)都是包含互动的装置作品,直接对文字的和电子的游戏分别进行了考古工作,将其从掩埋和遗忘的边缘发掘出来,并用声光电重新处理。这些属于媒介、方法论、形式和心境层面的差异在本次展览中被并置,并化学反应般地体现了一种“六经注我”理直气壮:作为华人艺术家,艺术的合法性不再源于创作的参照系,而是源于整合这些资源的主体。由“我”所用,“是我”的(引用艺术批评家冷林的概念)才是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