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子健

  • Déjà Disparu

    “Déjà Disparu(已然消失)”是个难得的展览,估计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这是他们首次看到这些九十年代香港艺术代表作的原作。对我来说,特别注目的是黄志恒(Sara Wong)的装置作品,曾经从照片中看过Sara的充满精巧细节的装置作品的话,应该都会希望一睹其原作。至于鲍蔼伦(Ellen Pau)的录像旧作似乎在Videotage的档桉库是可以看到的,但在电脑上看和在展览的陈设中看的录像艺术,实在是两回事。所以,这确是一个很有历史回顾意义的展览。

    展览的题目借用Ackbas Abbas在1997年的经典着作《香港:文化与消失的政治》(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中的一个提法,它试图描述的是后殖民香港在身份认同的缺失下的文化政治状况 ── 香港文化是一种“Déjà Disparu”(「已然消失」)的文化,一旦看到,它已经消逝了,一切都是浮动的,暂借的,不求永恒的。这个感伤而浪漫的论述十分著名,于香港文化论述影响深远。这个展览再一次提到Abbas的《Déjà Disparu》,却似乎没有提供阅读这个着名论述的新方式,既没有延伸,也没有颠覆它,而有点像用展出的作品为这个早已不新的理论作一些视觉阐述。

    这个延伸或颠倒阅读可能是什么?或许是:以解释香港文化状况,典型的后殖民流离失所心理固然合理,却过份笼统,

  • 疫年日志:恐惧、鬼魂、叛军、沙士、哥哥和香港的故事

    《疫年日志》首先叫人欣赏的是其定题的创意和明确性:展览“以2003年春天影响香港的事件为起点”,它谈的是”恐惧、鬼魂、叛军、沙士、哥哥和香港的故事”。在维基百科查一查“香港2003年”条目,便会有点令人惊讶地发现,2003年对於今天香港社会政治所造成的影响,或许不比1997年低,它的关键字包括:SARS,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第一次七一大游行,争取普选,自由行和「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还有张国荣跳楼身亡。这展览名為《疫年日志》(借十七世纪英国作家DANIAL DEFOE的书名《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策展人将展览喻为一部日志,以日志作为框架说明了这一点,即看似必然的历史正是各种事件极其偶然的混合。

    然而,展览的主题对象愈具体明确,对策展人的想像力的要求便愈高 ── 这个展览丝毫没有让作品沦为直白的注解,相反,它们迂迴曲折地环绕著展览题目展开(还是有些作品比较麻烦,比如说艾未未的作品,但倒不是他的作品本身的问题,而是因為他的名字总是盖掩一切而成为了焦点)。我将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展览构成形容为一种“蒙太奇感”——让我联想到CHRIS MARKER的论文电影,只是没那么晦涩。只要罗列出展品和作品的种类,便能大概知道这个展览了不起的地方:它包括了涂鸦、绘画(当代的和历史的)、海报、电影、电视、漫画、录像、声音、摄影(包括幻灯投影)、行为、访问、剪报、小说、珍藏纪念品、卡拉OK和讽刺剧。

  • 陈劭雄:风干历史

    “风干历史”的展览布置可谓开宗明义︰几条钢线横跨空间的上方,二、三十张水墨速写和一块投影板夹在钢线上,就像正在晾干的衣服。

    陈劭雄以前就发表过一些水墨速写作品,画的是日常记忆和城市景观,而这次的内容是一些完全如实绘画的新闻图片,这些图片拍摄的是全球各地抗争行动的激昂画面(有美国的占领行动,北京的上访者,香港的国民教育示威),这些画就像一份报告,一套新闻图集。从理论上讲,这类图片在中国内地是“很难看到”的,所以这套图集就好比在宣布这一点︰无论如何,网络民主都总能绝处逢生,正因如此,它是当代抗争者最强大的工具。

    那么为什么用水墨画呢?当然,广东艺术家(或许是与岭南派的祖训有关)善于用水墨画来表达紧急性(urgency)。他们的国画并不沉迷于君子谦谦的符号系统,而乐于直白而及时地反映现实世界。正好,陈劭雄(不只使用水墨创作)一直十分注意当代艺术传播和接受的速度以及便捷性。在大尾象时期(九十年代),他和“队友”们便出了名打游击战︰为了捕捉高速的城市变化,大尾象工作组常在工地、烂尾楼和大街上设置展览和进行行为实践;陈劭雄本人更因为考虑到人们太忙而没空看艺术,所以将作品装在一个人人都必须留步的地方︰厕所。现在,陈劭雄虽然回到了画廊中,但仍然处处提示著我们,这是一种可以快速地观察的艺术。他的画挂在人的头顶上,人们只能快速地浏览,无法逐张细致地欣赏;他的录影将水墨画剪接在一起,快速地播放,观者只能匆匆忙忙地看。艺术家似乎著意减低单幅画作的可鉴赏性,而强调作品更整体的面貌︰一套抗争的图集。

  • 杨诘苍:千里江山奇妙

    杨诘苍早年生活在广东的佛山和广州,自青年时便接受严格的中国传统艺术训练。1982年,作为他在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的毕业创作,他画了一幅表现大屠杀的画,画面上堆积着很多被砍下的人头,这幅不寻常的“国画”虽然多少还是符合学院「写实主义」艺术的方针,但还是遭到学系否决;整个八十年代,尤其是研习禅宗及道家思想后,杨的创作愈来愈趋向实验性,他将国画及书法解构成基本元素,反复在画面上涂上一层层的墨,这些“千层墨”绘画把任何可能的诗情画意都磨灭掉。在好些年浸淫在绘画的“死”之后,近年他又将风格突然转向具象,这时他画中表现对象明确、锐利但出其不意,他用工笔技法描绘画中最精致、最细微的各种细节,同時将精神和观念用画简练地呈现出来。

    最近在北京唐人画廊举办的杨诘苍个展名为《千里江山奇妙》,展览题目可追溯至宋代天才画家王希孟传世名作《千里江山图》。(展览的英文题目Tale of the 11th Day则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写实主义小说《十日谈》〔Decameron〕相关)。展览首先是展出了一幅长十九米的大画,画中是用工笔重彩绘画的一片美丽的连绵山岭,画题为《比天堂更奇妙》〔Stranger than Paradise〕,因为画中遍布山岭种类各异的动物如虎、兔、熊、狗、鸟,牠们不止可以和谐共处,甚至相互嬉戏、交欢。

    这「动物交欢图」的原型,是由杨诘苍的太太杨天娜作的草图,同样在展览中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