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年日志》首先叫人欣赏的是其定题的创意和明确性：展览“以2003年春天影响香港的事件为起点”，它谈的是”恐惧、鬼魂、叛军、沙士、哥哥和香港的故事”。在维基百科查一查“香港2003年”条目，便会有点令人惊讶地发现，2003年对於今天香港社会政治所造成的影响，或许不比1997年低，它的关键字包括：SARS，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第一次七一大游行，争取普选，自由行和「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还有张国荣跳楼身亡。这展览名為《疫年日志》（借十七世纪英国作家DANIAL DEFOE的书名《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策展人将展览喻为一部日志，以日志作为框架说明了这一点，即看似必然的历史正是各种事件极其偶然的混合。

然而，展览的主题对象愈具体明确，对策展人的想像力的要求便愈高 ── 这个展览丝毫没有让作品沦为直白的注解，相反，它们迂迴曲折地环绕著展览题目展开（还是有些作品比较麻烦，比如说艾未未的作品，但倒不是他的作品本身的问题，而是因為他的名字总是盖掩一切而成为了焦点）。我将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展览构成形容为一种“蒙太奇感”——让我联想到CHRIS MARKER的论文电影，只是没那么晦涩。只要罗列出展品和作品的种类，便能大概知道这个展览了不起的地方：它包括了涂鸦、绘画（当代的和历史的）、海报、电影、电视、漫画、录像、声音、摄影（包括幻灯投影）、行为、访问、剪报、小说、珍藏纪念品、卡拉OK和讽刺剧。

正是由于作品性质的广泛制造了展览的“蒙太奇性”，也制造了不同解读的可能性。展览的题目提出了“恐惧”，但从相反地看，抵制和意识觉醒的命题也贯穿了整个展览：首先，是抵抗殖民时代帝国主义者眼中的民族典型，从而获得了民族和个人的自我意识，如Larry Feign的漫画、Ming Wong的作品；然后，经过对欲望的压抑的抵抗，对疾病的抵抗，获得了身体意识的觉醒，如杨秀卓、马六明和Moe Satt的行为艺术；最后，是通过对二度殖民的抵抗，唤醒了公民的政治意识，如白双全的观念作品和进念的剧场等。

策展人将细小的PARA-SITE分割成三到四个小空间，在裡面时间一久，即觉得自己在一个层次分明的展览中，就像一个微缩的博物馆，让人想起那些狭小却能巧妙地分割成多间居室的香港住宅。了不起的是，尽管展品都被恰好地陈设出来，却没有半点精致化的庸俗感，连有一、两百年历史的文物级展品，和来自狂热歌迷的珍藏纪念品，都不会显得像死气沉沉的历史残迹。另外，策展人勇于表达他们的美学 － 看看墙上那浓重的绿色和橙红 － 展览焕然一新，它创造的几乎是怪异气氛与PARA-SITE以前的展览迴然不同。

一个关于香港的展览，却并不只有香港艺术家参加，这是很有益的。这说明香港的政治社会历史状况和本土艺术实践虽然特殊，但是它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有开放性，可理解性和可对话性。将香港和非香港艺术家一起展出，而让他们不彼此削弱，需要特别充份的研究和准备工作 ── 这个展览找到的历史展品和剪报十分精彩，它找到关於张国荣的材料比得上那些在官办的文化博物馆的展览，它展出人所共知的具代表性的香港艺术家如石家豪、白双全和李杰，也展出了杨秀卓的一件不那么广为人知的作品。因此，就凭它对香港文化和历史的热衷和尊重，这个展览就配得上赞赏之词。

文／ 翁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