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

“哦，那个烧掉的画的展览太棒了，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展览。你知道这些作品上保险了没有？”

“好像运输公司没有正式上保险。”

“那可麻烦了。艺术家肯定很心疼。”

“是吗？我看他们都还挺开心的。你干吗不去直接问问他们？”——不怀好意的提议，生面孔的外国人在这种场合总是显得傻乎乎并且激发起人调戏他们的兴趣，眼神越真挚，心理越邪恶。尤其今天的这场烧烤派对，比北京艺术圈以往的任何活动都更具本土特色，除了眼前这位晃来晃去的外国友人，没什么能跟洋气沾上半点关系，从饮食到服饰，从长相到气质，约莫也是因为汪建伟老师没有出场。

“哦，我知道艺术圈的游戏规则，我不会去让别人尴尬的。”

尴尬？环顾四周，几位艺术家要么在吃烤串，要么在等着吃烤串，要么忙于喝酒聊天和挤兑陈文波，万一这位穿着花衬衫戴着编织草帽的老外果真上前搭讪打探一二，那倒真是大有可能导致一个尴尬的局面——只是这尴尬是他的，不是那些刚刚损失了作品的艺术家，几个人打趣说原弓觉得很遗憾，因为自己作品包装太专业，一件也没烧毁。到了这个时间点，上午的拍卖结果已经盖过了几日前的新闻，变成了更新的新闻和更刺激的事件。而在“上湖流动美术馆”这个风格杂糅、身份可疑的远郊一角，炎炎夏夜，傍着人工湖和烧烤摊，手忙脚乱抢肉吃的情况之下，简直无法拿任何一个人的话当真——邱志杰说自己卖作品的本事超过任何一家画廊，京杭两地艺术家都在造谣说他常年不在本地，有他在，别人的作品只能滞销，这让人想起不知谁悄声一句邱老师现在都用微信卖作品的传言，听来十分摩登商务。不似展览开幕，艺术圈常见的面孔并不多，大概拼作一桌，更多是些身份、家底难以目测的中老年男子，逡巡、祝酒，一桌人站起了又坐下，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在跟何人碰杯，这群人像被封闭在了一个孤岛之上，与外界缺乏短兵相接的联系，但我们也不无道理地如此猜想——在这个“孤岛”之外，更多的人心系此地，它就像是一片驱之不散的烟雾，刚撩拨开又聚拢在眼前；哪怕抱定了袖手旁观冷眼以待的心情，也经不住旁边有热心人不停播报微博消息，再激起一轮喧嚣。而这一对矛盾，贯穿了整个事件始终。

在1998年，出了一个“Hard Knock Life”的歌。那时候我十三岁，还住在加拿大城郊。那首歌让我第一次听说Jay-Z的名字。从此我爱上了那个MV，还有大多在高中时看过的说唱和R&B的MV，然后毕业时是《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那首歌。当时我只想（却不曾试着）看起来和这些MV里的女孩们一样。玛丽亚•凯莉是我的最爱，特别是和Jay-Z的那首“Heartbreaker”。那时的Jay-Z开着辆奔驰赚钱百万。现在的他开着迈巴赫直向十亿身价奔去。你要知道，那时候连我爸都可以预见Jay-Z的今天。但是你要是告诉十三岁时的我 ——一个瘦小的安大略城郊的小姑娘，为了进一个说唱歌手的MV里，你只需要长大，在2013年，成为一个不那么瘦弱的纽约白人艺评，再穿着一条Reformation的裙子和Acne的凉鞋，到纽约切尔西佩斯画廊的门外，就在那辆迈巴赫6英尺开外，去那个iPad上的名单签到，这样就可以出镜了......对于眼前的这些，我依然觉得很晕。

我不确定自己现在是否也能理解这个活动。它的指示是这样的：在中午12点参加Jay-Z的行为艺术作品 《毕加索宝贝》（Picasso Baby），其以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在MoMA 的展出 《艺术家在场》（The Artist Is Present ）为灵感，并且作品录像会被马克•罗马涅克（Mark

这次的成都之行伴随着的是对天气的种种揣测与不安。成都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以及暴雨造成的灾害已经成为了国人关注的热点，在奔赴“灾区”之前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在抵达蓉城之后发现受到的影响可谓既荒谬又严酷：所住的宾馆由于水源污染而连续停水三日。解决方案之一是每天都会由服务员向房间派送桶装纯净水，以备洗漱饮用之需，不过这种极不环保的“奢侈”待遇，根本无法代替在被潮热空气折磨一天之后的淋漓畅快。在水体发达的地方却碰上这样的事儿，也算是精确注脚了层层设防的“当代生活”的脆弱性。

对于天气同感焦虑的还有周末要开幕的机构与画廊。A4当代艺术中心本就位于远郊，更不希望因为阴雨影响开幕活动的质量。这座位于成都南部延长线的著名“富人区”麓山国际内的艺术机构，和很多国内成功的案例一样，都依托于房地产巨擘们的文化策略：引进以非盈利为目的的当代艺术事业，作为自身品牌效应的延伸。然而此“延伸”的动力与逻辑装置似乎总显得有些脆弱，其效果与价值总有需要检讨与反思之处：这种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实践，虽然在现阶段显得生机勃勃，大有可为，但却因为与整体政治经济环境的无限联接，与资本系统的直接亲缘关系，而多少让人对其可持续性与可能性保持一定的怀疑。机构的“中立”来源于母体企业的“不干预”，依赖于投资方对于当代艺术的某种“正确”的理解与判断，而非成熟机制下，例如董事会制度的“民主”效应。企业文化是否真的兼容当代艺术的思考向度，是否能充分稀释资本运作下独立与受宰制的矛盾，还是依然以一种变相的趋利态度，将当代艺术当作某种昂贵、璀璨的勋章，这一切除了等待时间的检验之外，其实也可以作为当下中国机构反身思考的重要起点。

下午四点二十分我们终于到达开幕现场，相比于在空间门口分散堆放的圆形装置，泰康猩红色的大门更显眼得多，但是这不妨碍它们成为此次展览中最舒适的休憩坐台。据泰康空间的推广总监窦子介绍，这次展览的布展过程有些一波三折。原本预计安装在顶楼露台空间的装置由于荷载承重限制，最后被挪至展厅门外，成为对露台公共空间的地面呼应。而另一件为本次展览专门制作的装置作品在凌晨两点才完成，运送到展厅完成布展的时间是开展前一小时。当然与某些国际大展的混乱状况相比，这些惊险似乎也不算什么。

七人群展“基础部”呈现了干净的形状、线条及色彩，规整而又有着微妙特殊性的作品占据了一楼空间。展厅中时不时穿梭着手握玻璃可乐瓶正在社交的前来观展的圈内人士，玻璃可乐瓶这个诞生于工业时代的畅销物在此贯穿了时间和空间，在略微缺乏活力的展览现场，它或许成为一件非常有趣的通行道具。而作为一次主题性展览，此次的呈现也算清晰。在王思顺的作品《与神统一，并分享它的纯洁和不朽》前，不少人都仔细得琢磨上半天，一来是这样具有神学意味的作品标题实在扎眼，二来是因为谁也看不出这块扁平的蓝色长方体的原材料是结结实实的五百克黄金。更具幽默感的作品是杨心广的《线条》，视频中艺术家在桌前凝神静坐，突然犹如大神附身，俯身画下一气呵成的游走线条。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想要找几个刚刚还在眼前与人交谈的参展艺术家聊上几句，活跃的他们早就不知去向。而在一楼的观展结束后，我们发现此次大部分的展出作品都是艺术家的旧作甚至有些已经在近期有很高的曝光率。“这些年，艺术家和作品的选择开始越来越难。资源总是有限的，作品的生产速度也恒定，艺术家的创作远远满足不了策展人的需求。”策展人苏文祥给出了相当具有说服力的答案，然而推演一步我们会发现隐形的消费社会模型似乎才更成为尴尬局面的关键所在。

从六月十日艺术无极限的VIP开幕就可以看出，今年的巴塞尔算得上是规模最大的一届。周一下午艺术无极限和设计/迈阿密巴塞尔预展中，人们汇集到赫尔措格和德梅隆新设计的会议大厅Messe里，大厅对防御风暴天气起了很好的作用，这里有一个铝制的球状顶棚，还有一个眼儿对着天空。沃霍尔博物馆馆长埃里克•辛纳(Eric Shiner)说：“我们将其称为空炮眼。”这并非玩笑，而是一个很准确的形象，是对接下来的艺术体验的一个精妙的比喻。

在第二大厅里，说起展览，艺术无极限的总监吉亚尼•杰泽（Gianni Jetzer）说：“这就像一次没有离开地面的旅行。”在这个厅里，他布置了七十九位艺术家的大作。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 达拉•弗里德里希（Dara Friedman），和Tunga的影片脱颖而出，尤其是约翰•格里蒙普莱（Johan Grimonprez）的反战纪录片。不过，这里有西恩•兰德斯（Sean Landers）在毛呢上涂抹的三十英尺长的鲸鱼，麦特•穆里坎（Matt Mullican）七十二英尺长的黄色汽车涂鸦，麦特•康纳斯（Matt Connors）六米高的斜墙，西斯特•盖茨（Theaster Gates）巨大的焦油屋顶。再加上一些建筑环境类的作品，比如乔纳•弗里曼（Jonah Freeman） 和贾斯汀•罗伊（Justin Lowe）的迷宫，彼奥特•乌兰斯基（Piotr

第一杯贝里尼酒还未奉上之时，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就以一场宿醉开幕了。一个坐满了室内音乐演奏家的冰岛游艇，成为拉格纳•基亚坦松（Ragnar Kjartansson）的《宿醉》（S.S. Hangover）之地。“当我初次看见这艘船时，感觉就像是一个舞美师设计的，就好像是所有我想要的船的私生子。”艺术家咯咯笑着。我们站在军械库外边的堤岸处，开启了作品的巡游之旅。周二早10点，我兴致高昂地在此停留，内心盼望着今年的双年展方方面面都能弄出点内容来，还好，没有失望。

今年，威尼斯也许失去了它的查尔斯•雷，但双年展本身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更新的。首先是周二媒体有序预览的介绍，这说明在绿园城堡会相对平静一些，队伍会比较守规矩，艺术家可以放下心来，而且在每个折叠桌上还能拿到手提大包。

在中央馆前面的人群中看见画商亚历山大•赫特林（Alexander Hertling）和艺术家尼尔•贝鲁法（Neil Beloufa），我还是小吃一惊的。听到一些不靠谱的天气传闻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穿着简陋的记者服（以应对天气之变）出门了，这样的穿着跟一些精心打扮的画商格格不入。“我以为今天只是给媒体开放呢？”“不，还有艺术家，” 赫特林纠正道，马里奥•泰斯提诺（Mario Testino）坐船经过，在入口处亲了一个收藏家的双颊。

一切皆有可能，这正是今年新博物馆的马西米利亚诺•吉奥尼（Massimiliano

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于5月6日抵达浦东机场，开始了他为期两周的中国之旅。从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与导师阿尔都塞决裂的年轻“毛主义者”到如今以其独特的政治－美学理论而备受当代艺术界追捧的“异端哲学家”，朗西埃四十多年来的知识轨迹横跨了历史、社会学、电影、政治、文学、美学等多个领域。至于中国，除了学生时代对文化大革命的想象与投射，似乎从未成为过他特别关注或论述的对象。

这次朗西埃的中国之行能够实现完全有赖于另一位本土“异端哲学家”陆兴华。在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担任副教授的陆兴华在现实生活中勇于跨界，教学之余还在老家嘉兴经营一家服装店，自任老板。服装店生意不错，帮陆老师赚到了一份可独立支配的学术经费。这次他就不仅写信邀请朗西埃来华，还自掏腰包承担了部分费用。“我觉得这样很好，自己出钱，少受限制。”陆兴华底气十足。

当然，仅靠他一人之力远远不够，杭州、北京、重庆、上海四站的各主办机构都对此次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由于缺少总体统筹和协调，导致四座城市的活动就像四座城市的饭菜，除了吃饭的人不变，口味风格相去甚远。

杭州站学术气氛最浓。国美跨媒体学院的学生们在“夜读”展览现场的小型讨论会上表现出了极高的学养，从布朗肖到福楼拜，再到Nicolas

就在第一届艺术巴塞尔香港开幕前的几天里，因为一只鸭子，这里成为了世界各地媒体的头条：香港艺术周的宣传工具——维多利亚港的大橡皮鸭不知怎么漏气了。在社交媒体上，鸭子被说成是禽流感的牺牲品。丹麦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将他的不幸之作起名为《传播欢乐到全球》（Spreading Joy Around the World），其实，当这只鸭子上周二即博览会私人预览前一天恢复了元气之后，整座城市又弥漫在欢乐当中。

那天晚上，很多从外边过来的人都来到了西九龙的滨海长廊，这里是视觉文化博物馆M+的未来所在地。M+ 的进行项目“充气！”展（Inflation!），共展出七个奇特巨大的充气雕塑，既有曹斐的《珠玉满堂》又有贾若梅•戴勒（Jeremy Deller）的《占据圣地》（Sacrilege）。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五个女人留着Skrillex的发型（剃掉头一侧的部分，另一侧是长发），这也许说明艺术巴塞尔迈阿密的人群在向香港开过来。M+的高级策展人皮力坏笑着，在我的T恤上贴了一个印有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的大便装置图案的标签。收藏家乌利希克在和M+的执行馆长拉斯•奈特夫（Lars Nittve）以及策展人托比亚斯•伯格（Tobias Berger）一起聊政治。人群挤在很小的阴凉处，太阳直射下来，大家扇着风。 “不行，太热了，”伯格拒绝了我

每年北京的初夏都会飘着香港和巴塞尔的味道，这个月初的“艺术北京”据说行情看好，家家都多卖了三五张作品，于是人们比往年更加期盼着香港和巴塞尔的到来。但今年，在对于博览会这种艺术名利场的热情中，又加上了一丝对威尼斯的鄙夷：那么多人都扎堆去了，那不是和798一样了吗。似乎将要蜂拥而去的中国人是超发的货币，已经使威尼斯这块金字贬值了。

这个博览会和双年展的季节，让人不禁想起他们说好的画廊老板一定要有两种艺术家：参加博览会的和参加双年展的。对于香格纳的劳伦斯来说，石青肯定是参加双年展的艺术家了；石青自己也明白，像“控制气候的剧场”这种需要解释十分钟才能让一般人弄明白的展览主题，看样子是不准备去讨好国内市场的。再加上正式的展览作品——如果我们还能在这里使用“展览”与“作品”这些概念的话——都分布在草场地各大犄角旮旯，画廊里有一张地图供观众按图索骥。画廊展厅里的东西都据说是临时兴起的模型方案，或者下一个展览的方案模型，连大部分专业观众都觉得不太好理解。有资深媒体人就觉得那只是一堆素材，也有国际知名艺术家坦白说没看懂，当然更多的人只是逛了逛展厅，而根本没有完整按地图走一遍草场地，除了勤奋的撰稿人和文朝。

饶有趣味的是这个展览到处都和草场地联系在一起，除了户外作品的分布，展厅中的作品也是以草场地社会结构为基础的空间想像，比如把草场地变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剧场，土著居民生活在观众席，外来的艺术家生活

4月26日，集合了近三十位中外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和多件属于罗浮宫馆藏的古典铜版画的展览“从手势到语言”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开幕，同天晚上，法国总统带着本国政界商界的精英代表，以及刚刚签约的二十驾空客飞机的订单喜洋洋地抵达浦东。说政治抢了艺术的风头，或者说罗浮宫的馆藏迁就了新当选的总统，在这个晚上的上海外滩美术馆都有点体现。许多参展艺术家和宾客被请去受总统接见了，连平时总会同大家打招呼的馆长拉瑞斯·弗洛乔（Larys Frogier）本人也没有出席自己参与策展的展览的开幕式，这让展览开幕式显得缺了点人气 。不过话说回来，“从手势到语言”包揽的艺术家随手捻来都是世界级的大牌，看看展览目录上的名字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 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 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徐冰、严培明…如果比论权力，这里可谓是艺术权力的一个大汇集，“从手势到语言”的展览观念之一就事关语言的权力与权力的语言，在这点上，艺术的风头是不会轻易被政治抢去的。

一楼展厅最显眼的作品是徐冰用他独创的“新英文书法”创作的魔毯，这块红色的大毯子从天到地铺展下来， 成为开幕式上所有参观者聚焦的地方，缺陷是它也隔离了展览空间，以至于在开幕式上很多人都在这里高山仰止，而完全忽略了放置在徐冰作品背后的瑙曼的录相装置《好男

两个月前在纽约新出版的《杜尚访谈》（Marcel Duchamp: The Afternoon Interviews）曾一度引发微博上的杜尚热，毫无疑问，正是杜尚策略性的创作思维启发了许多中国艺术家的实践。于是UCCA的杜尚展一开幕，就吸引了众多粉丝前来膜拜。两位纽约策展人弗朗西斯•瑙曼（Francis Naumann）与唐冠科（John Tancock）在研究杜尚之余，还创造性地选取了十五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通过两个连词、一个介词加两个标点符号的复杂组合（“与/或/ 在”）把这些作品和杜尚的手提箱联系到一起。但杜尚的另一信条是打破传统，有艺术家开玩笑，杜尚若泉下有知，对自己的中国孩子们该作何感想 。

看完杜尚展，正好赶上“集群艺术奖”（MULTITUDE Art Prize）的新闻发布暨颁奖现场。田霏宇（PhilipTinari）馆长在开场致辞中延续了他将艺术（个人）生活化的一贯风格，点出“集群”一词出自他在杜克大学的导师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的著述。然后是集群奖策展人秦思源（Colin Chinnery）和集群基金会主席Bill Condon讲解奖项由来和基金会工作。紧接着，武汉艺术总站（WH.A.T）创始人林沫汝女士在专门准备好的音乐伴奏下上台。作为较早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企业家，林女士对推动艺术发展充满热情，除了艺术总站，她的公司接下来还要在当地推出一个Art

也许是巧合，转型后的“伊比利亚”同样选择了在4月开幕，并更名为“蜂巢当代艺术中心”（以下简称蜂巢）。自2008年4月创办以来，它便一直处于各种变动之中，而这次改变则比较彻底，解决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2012年西班牙警方的“帝王行动”曾一度把伊比利亚推上风口浪尖，成为舆论焦点；而对这次重新开馆后的动向，业内也是非常关注：彻底终结了之前与西班牙国际文化艺术基金会的合作，完全转为国人独资，机构也从以前的非营利性质正式转型为商业画廊。

“呵，改造了以后真是不一样，这墙干净多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副馆长尤洋一进展厅不禁感叹道；而艺术家胡晓媛也觉得白双全展厅的灯光运用的比较到位。为了打造新形象，蜂巢进行了历时半年的装修改造，投入很多：大门外新增了金属门头，展厅顶部架设了可升降移动式灯架，展厅四周的木质墙面也被重新打造并粉刷一新，以前白色的自流平地板变成了金刚砂水泥，困扰绘画展览的暖器终于从墙面挪到了地下；以前的影像档案馆、小库房和艺术品商店全部拆除，扩大为现在的五个展厅，闲置已久的咖啡厅也终于承包了出去。新空间以五个展厅的三个展览正式亮相：由蜂巢“御用”策展人之一朱朱策划的“轻逸：一条线索与六张面孔”，年轻策展人戴卓群的年度计划“长物志”首个项目申亮个展，以及新任蜂巢展览部主任的王小雨策划的“蜂巢•生成I：空包袱——贺勋个展”。

“轻逸”显然是这次最重要的展览，占据了中间以及左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