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由高结（Gyeol Ko）和赵芝恩（Jieun Cho）组成的艺术小组ikkibawiKrrr 称其自身为视觉研究乐队（visual research band），群体名由韩语的“苔藓（ikki）”、“岩石（bawi）”和“咕噜噜（Krrr）”的拟声词组成。该名称一方面指涉了他们惯常进行的田野考察中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也对应着其艺术实践的基本特征：如同苔藓一般缓慢且持续地对周遭做出反应，并不断拓展着自己的边界。自2024年以来，ikkibawiKrrr围绕首尔郊区的村庄、中国的朝鲜族村和日本的在日朝鲜人村进行了长期调研。在最终成形的展览“谁忘了村庄”中，艺术家们运用影像和其他媒介，把实体的村庄中的细微事物和个体人物串联起来，使得背后遗忘的历史和时空重新浮现。该展览于去年9月至今年3月在北戴河阿那亚艺术中心展出，在其基础上重制的五频道录像装置于5月底在香港M+举办的第三届“亚洲前卫电影节”期间亮相。本文中，ikkibawiKrrr详述了该项目的制作过程，并分享了他们对村庄的当代想象。
我们的创作一般没有过于具体的计划，而是在一个伞状的问题框架下，自然而然发生且不断演化的。《谁忘了村庄》这个项目最初萌芽于我们2024年在首尔善宰艺术中心的个展“颠倒的石头”。那是一个与弥勒信仰有关的项目，在韩国，这种信仰与民间历史密不可分，我们因而探寻了许多首尔周边废弃的村庄，以及一些仅残存一尊佛像的村庄遗迹，并开始一起思考“村庄”的问题。彼时恰逢韩国实施紧急戒严令，展览开幕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每个周末都会上街游行，呼吁捍卫民主。尽管戒严如此荒唐和糟糕，我们却在这样的行动中感到了满足、自由和快乐。游行的人并不彼此相识，但在那个过程中，各式各样的家庭和孩子们毫无功利目的地频繁相聚。这与现今城市生活中总是带有具体目的性的社交形成了鲜明对比——比如艺术圈的人就只有做展览时才会见面。对我们来说，这种没有目的的聚会和“建立村庄”是同构的：当我们想象一个古老的村庄时，我们一般会想到一颗很大的树，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大家共同抚育后代，也了解对方每天的生活。在当下，“村庄”就是一种替代性系统，让我们可以重新聚在一起学习、生活、养育后代。我们的“伞”也由此慢慢撑开：这些问题不仅仅关乎实体的村庄或村庄的历史，而更关乎所有能与“村庄”产生共振的思考。
《谁忘了村庄》有幸同时受到阿那亚艺术中心，光州亚洲文化中心和香港M+的共同委任。我们选择将调研的足迹从首尔周边扩展至了中国的朝鲜族村、日本的在日朝鲜人村。这并非为了某种严肃的历史叙事，而是因为我们希望找到那些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联结”的地方。即便有些村庄视觉上更适合拍摄，但如果我们不能与之建立内在的关联，那也无济于事。这种选择与我们的合作、调研以及走访方式密切相关。我们在田野调查上投入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因为我们希望在调研中不断交谈和会面，渴望在“中间相遇”。我们深信“我不能成为你”——这不仅适用于我们团体内部，也面向策展人、音乐人等合作者，又或是我们调研的对象。我们始终认为自己是局外人，若想要了解彼此，必须亲自到场，直接提问；如果对方也提出问题，那我们便能耐在中间的某个点相遇。这就是我们共同工作的方式，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
在具体拍摄中，我们同样依赖这种相遇。虽然项目有大致的背景和框架，但是在现场我们会特别关注一些微小的细节。如果我们拍了两千个镜头，最后使用的可能不到10%。但我们并不在乎那些没用上的素材，因为在现实中遭遇的那些时刻才是最重要的。比如，在中国拍摄的时候，我们意外从阿那亚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口中得知，距机构15分钟车程的地方就有一个朝鲜族村，这直接开启了我们的中国研究之旅。在这个村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打水的机器，村民会一直来这里打水，我们便对围绕这个能“制造聚集”的机器进行了拍摄。我们也会不断和村里的人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识了一个奶奶，了解到她是从二战前从朝鲜移民到延边，又辗转到秦皇岛的。于是，我们决定将行程扩展到延边。在路上，我们会播放韩国歌手姜山曀的歌曲《…说过》，他的祖父来自朝鲜，那首歌唱的正是祖父的心愿：只想回去一次，哪怕一次，回到故乡。我们试图将自己带入那种情境之中。我们也总愿意停下来欣赏风景，或者是反复回到途经的地方，比如驻足观看天桥下人们唱歌跳舞的场景。这些线索都关于个体和个体的历史。如果我们对沿途风景没有任何好奇或思考，我们也就没办法带着那么多自然生发的问题进入村庄。
我们通常没有固定的行程单。如果有人突然有了一个有意思的想法，就会抛给其他人一起讨论；如果大家都觉得有意思，我们就会趁着时间允许做不同的尝试。我们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工作仪式：先一起抽支烟，喝杯冰美式，再开始工作；拍摄和用餐的间隙也必须抽支烟。在为爱知三年展进行调研的时候，我们意外闯入了一家昭和时期的老式喫茶店。“喫”这个动词在日语里既指吸烟的“吸”，也可以是喝茶的“喝”。推开门的一瞬间，我们立刻感受到了一种与首尔和济州岛那些时尚的咖啡店完全不同的氛围：所有人都在抽烟，老板和常客们彼此熟识——后来我们得知，他们已经在这里共同度过了45年的时光。从那以后，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这里开会。这个店叫“龟屋”（kame-ya），我们一开始不知道“kame”在日语中是乌龟的意思，但因为店里到处是乌龟摆件，就一直叫它乌龟咖啡。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kame”就是乌龟的意思，我们突然意识到，即便语言不通，材料和名字依然可以传递共通的感受。虽然作为外国旅行者，我们无法跟那里的所有人畅聊，但我们在那里找到了某种我们一直缺失的东西，同时也也开始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喫茶店？它们是怎样生存下来的？最终，我们自创了一种“歪理（ugly philosophy）”：那家喫茶店就是我们想要寻找的“村庄”。
我们所有拍摄都是共同完成的。调研时的问题和讨论会延续到剪辑阶段。当我们站在剪辑台前聊天时，聊的绝不是某个具体的剪辑点，而更像是一场关于整把“伞”的讨论。我们的年龄和背景各不相同，但我们了解彼此的才能。芝恩以前创立过其他创作集体，对共同工作很有心得；高结善于调研。如果高结想做一段动画，喜欢漫画和绘画的芝恩就可以根据高结提供的参考、文字或者是粗糙的草图将其画出来。有时候，如果高结过度沉迷于调研而导致工作停滞不前，芝恩就会说：“把笔记本电脑和书放下，我们去看看风景，先感受一下吧。”——我们就这样保持着彼此的平衡。
采访／ 张思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