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David Robbins

艺术家、作家David Robbins1979年来到纽约,曾为很多名人工作过,这些人中有Andy Warhol, Diana Vreeland等。十年间他开始在Nature Morte画廊工作,并且在REAL LIFE杂志发表了很多艺术家的访谈文章,也出版过很多著作。近期作品《具体喜剧:二十世纪喜剧的另类历史》(Concrete Comedy: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Comedy)本月将由Pork Salad Press出版。

具体喜剧这一术语是我在80年代末或90年代早期杜撰的术语,描述那种做大于说的喜剧,它是一种关于具体事物和动作的喜剧。是很广义的剧种,通过很多的规则表现出一种感觉,也包括画廊或博物馆的一些作品。我们日益习惯了画廊定点创作的作品或装置,它们能够激发起喜剧表演欲,但信我的,那个我84年和85年在纽约展出那种作品是这样的,简直奇怪极了。当时,纽约的艺术是新表现主义、图片一代启蒙的作品、解构加批判,或者是超级严肃的东西。艺术中的喜感是被表演出来的,想想Mike Smith或者William Wegman,你就明白我说的意思了,但这点并没有融入到墙上或地上作品里。这里有个漏洞,我开始填满它。

1988年,Christian Nagel知道了我的喜剧倾向,让我转向德国喜剧家卡尔-瓦伦丁(Karl Valentin)的作品。为了庆祝他的电影和舞台喜剧,他也做喜剧作品,从1915年到30年代,一直如此。这令我发现自己对喜剧的热爱超过对艺术传统的爱。瓦伦丁使我的‘艺术’生涯发生了偏向,去问问任何一个我的前-画廊家吧!从那开始,我真的把喜剧放进去了。我不再通过艺术框架来思考,开始转而思考有喜感的物体,这一想法占据了我十年多。瓦伦丁很聪明,意识到自己的作品需要它们自己的语境,于是他就打造了一个:the Valentin Panoptikum,这件作品原先被放进了慕尼黑瓦格纳酒店的地下室里。我也觉得有必要创造一个语境来将我的本能愿望自然化,于是开始研究物质主义喜剧的历史。

瓦伦丁的语境创作涉及了一个物理空间,而我的则变成了一本书,将现代喜剧的另类历史放在了一起,这本书花费了我十年的时间去调查去书写。去年,Jacob Fabricius主动提出要出版它,Carol Greene 和Greene Naftali给予了援助,今年春天我们完成了工作。对于喜剧,它采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不是如策展人说的那样,是“在作品里运用幽默的艺术家的历史”,而是一个关于形成具体形式的喜剧史。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做。是独一无二的!

二十世纪早期开始,这样的具体喜剧就出现在物质文化和公共剧院的各个领域—-艺术,时尚,政治,体育,广告,流行乐,建筑,影视无所不包,渗透到公众生活的每个方面。有时它会明显地昭示自身,如位于米兰股票交易所门前Maurizio Cattelan的对我们竖起中指的大理石巨手雕塑,有时又非常微妙。大都会时装学院策展人Harold Koda跟我讲述了可可-夏奈尔在设计上运用的妙计,比如她对侍女制服进行简单改造后,卖给阔太太。

这些个例子令我明白了物质主义喜剧的变化。还有成百个例子,作为人类基本的发明,喜剧吸收了情感的无尽变化。具体喜剧是现代情感的一个特征。它从Valenti开始,他是首位一直创作有喜剧想法的个人,还有马塞尔-杜尚,也是第一个将艺术家的严肃主体化的人,之后他们的影响就传播开来。沃霍尔在他漠然的60年代,还有马丁-基朋伯格(Martin Kippenberger),这些都可以被视为具体喜剧家。一些让喜剧超越了言语上的巧妙,出现了革新。为什么?我们对此只能进行推测。也许,具体喜剧渗入的是真实的世界,而不仅仅是说些好玩的台词。

喜剧总是和权力有关。有弄臣,就有国王,即使这个‘国王’采取的是大众媒体,资本主义和其它统治我们时代的抽象形式。弄臣总是代表着一个威胁,因为弄臣为了接受自身的角色,宣布自己并不会追逐王位。他在玩另一种游戏,这使得他危险起来。

译/ 王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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