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最重要的独立影像档案与教育机构之一，栗宪庭电影基金一直在来自体制与环境的双重压力下艰难前行。我们特此邀请从去年开始担任基金艺术总监的董冰峰，总结目前机构运行的现状与对未来的展望，并针对学术方面，特别是对于如何将独立电影的工作扩展到其他影像艺术加以阐释。

栗宪庭电影基金是由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栗宪庭创办，最早成立的目的和宗旨，重点在于持续保存和扶持独立电影，包括电影学校、影展和出版等工作，都是依此为核心使命展开。栗宪庭电影基金，挂名“艺术总监”一共有两位：一位是王宏伟，负责每年一度的栗宪庭电影学校和北京独立影像展，我则负责电影基金的出版、国内和国际的学术交流，包括内部交流的季刊《中国独立影像》和即将出版中的“导演个案”系列丛书。还有一位行政总监张琪，负责电影基金的运营和管理。

栗宪庭电影基金的日常工作是栗宪庭电影档案馆，自2006年成立至2012年，收藏近了1000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独立影像作品，包括电影、纪录片与动画作品等。这些收藏包括资金购藏、导演捐赠和每年影展的参展作品的馆藏几个主要部分，目前已经全部制作为中英文数据库系统，全部无偿对外开放。目前，对于电影基金而言，如何确立自身的档案工作和研究工作，也许是最大的挑战。我们试图通过积极联合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与研究人员，来扩展电影基金的工作网络与工作视野，力争在有限的基础和条件下，打造一个研究的、学术性的和可以持续发展的独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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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与评论家鲍栋在这篇特邀访谈中谈及其对于策展中“文本中心”的不满与警惕，对于目前在当代艺术界所盛行的“文本统治”式的策展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并尝试寻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与出路。

当策展性，或者说，对艺术创作、生产、研究、评论与展示，即对整个艺术系统的自觉与积极把握的意识已经成为某种普遍共识的时候，策展的意义就需要重新思考与再次锚定了。正如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艺术家的工作中已经包含了策展，策展也已经成为众多机构工作的核心，而从学术讨论活动，到出版计划，甚至杂志的某一期专题，无不已经溶入了策展的意识与概念。当策展已经无处不在，人人都是策展人的时候，策展到底要干什么呢，又应该避免什么呢。这些问题需要在这个新的情境中获得回答。

首先是要消除策展与整个艺术系统的距离，放弃那种虚假的“客观”、“公正”的承诺，去除那种假设的艺术史研究的姿态，真正的投入到艺术生态系统具体环节的生产与再造中去。实际上，当策展人这一身份被塞曼自觉提出来，并被赋予积极行动的特征的时候，其预设的敌人就是那些美术馆里的围绕着藏品的艺术史研究者。而现在，当艺术史研究已经被推到了一种开放而临界的状态的时候，策展也已和这一传统的对手达成和解，它们共同面对的是更大的敌人。

或许可以把这个敌人——更确切地说，一系列的敌人——叫做“文本中心”。但要提醒的是，“文本中心”不是指文字及写作，而是那种把语义作

站台中国推出的年度项目“丛林II，弥漫的形态 ”试图在艺术机构的展览机制方面进行可行性尝试，通过多维度的项目交错与持续交流，以期生产出不同的展示效果与机构立场。我们在此特邀请站台中国的总监陈海涛深入解读“丛林II”的策划理念。

关于展览的“过剩”，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数量上的“多”可能构成的“过剩”，但这不是主要因素，展览中重复的动机、方法、流程可能才是导致“过剩”的主要原因。过去展览的形式平面化严重，又缺乏对艺术和艺术家的纵深探讨，这其中还存在着是否真实过剩的问题，这都需要我们去思考，并且需要用有效的实践来规避。从展示的有效性来看，为什么要做展览，为谁做展览，这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展览的基本功能和动机是促成良性的意见交流和信息互动，这有助艺术的生成和生长，也就是展示的有效性。而展览有效性的根本在于展览的动机。我们“站台中国”的一惯注重艺术的生成和生长所构成的有机状态，更加强调艺术家的主体性，我们希望通过每个项目呈现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对艺术思考的基点和语言的结构性特征，并把不同的项目并置在一起，这样可能可以更好地参照出不同艺术家的差异和特征。年度计划中技术性和预见性所构成的框架会构成艺术生成的土壤，在这些方面我们只是尝试地去做，但我们会努力做好。

对于“丛林

在“鸾叹情”这唯美的标题上，艺术家张乐华其实虚晃一招，教你“乱弹琴”。自2013年2月3日起至2013年3月24日，在北苏州路那幢曾经号称“远东第一公寓”的河滨大楼底层艺术+上海画廊里，街面橱窗里那些吸引眼球的中国风家具和隐藏于后部画廊里的戏谑、拼贴作品们一起，熠熠同辉。

很多人形容我的展览“像个群展”，意思是从画风、形式到题材等各方面的不统一。但庆幸的是，我最近的作品以绘画为主，我将各种值得玩味的片段组合成画面、文字，在谐音和翻译上进行尝试。所以某些作品细看之下，中英文看起来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又暗通款曲地阐释意义。诸如“捕鲸”作品中的暗示：全球抵制日本捕鲸（Improves sperm quality and safeguards men’s health），严禁私自宰割搁浅幼鲸（Try hard to become a good and responsible father），你看，“抵制捕鲸”原本是很具有“本土时效性”的段子。而将这种“本土时效性”的内容和画廊外间等待出售家具们差不多：让老外猎奇，和本地人无关，与文化人作秀，大家一起意识形态放空，最终落到我们身上的的确是美美的情欲，所以繁衍后代更重要，所以大家都爱看婚恋节目。

源于我做过几年高中老师的经验，这次架上作品有不少围绕教育的作品。（《如何面对有克夫相的同学》、《成为具备有忧郁气质的青少年须知》等等）。我一直

位于箭厂胡同的箭厂空间自2008年3月成立以来已历时五年的时间。作为在中国践行替代性空间最早的案例之一，其运行过的项目与积累的经验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难能可贵。在此，我们特别邀请作为箭厂运营者之一的艺术家王卫，回顾箭厂五年的“历史”以及他对于箭厂模式的理解。

箭厂五年了，确实有些感慨。感觉时间过的好快，回想起来，有些事情历历在目似在昨日，但有些事情也已开始慢慢变的模糊不清。2008年3月16日，我，翁维，何颖宜（Rania.Ho）,姚嘉善（Pauline.Yao）以每月1800元的租金租下了箭厂胡同中的这个15平米的门脸房，简单装修后将它变为了一个展示空间，当时我们确实没有想到它会一直存在这么久，目前看来应该也还能存在一段时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最大愿望也还是不想将它变成一种机构化的样子，我们还是希望保持一种随时可以关门走人的状态，这种低调的灵活性对我们至关重要，也是我们认为这件事情的价值所在。当然，现在知道我们的人是越来越多，问我们做什么生意的邻居已然越来越少,五年间我们在这里做了26个展览项目，有40多位艺术家展出了他们的作品。最难忘的还是那些帮助过我们的朋友，确实是他们的无私帮助与慷慨解囊使箭厂生存了五年，我们被他们所鼓舞，他们的信任与支持使我们感到这真正是一件值得坚持下去的事情。

这几天因为某些原因翻看了一下箭厂五年前的照片，发现那时的箭厂胡同显得非常整洁与安静，想

格兰达•里昂（Glenda Leon）是哈瓦那和马德里的一名古巴艺术家。她的观念作品跨越了一系列媒介，包括绘画、录像和装置。里昂目前在法国蒙特利马的Chateau Des Adhemar举办个展，持续到3月24日，她也携带新作，代表Magnan Metz画廊，在马德里的ARCO展出，展期为2月13日到17日。里昂和其他二位艺术家，将代表古巴参加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

在我成为一名视觉艺术家之前，我是跳舞的。古巴是一个舞蹈的国度，在这里舞蹈无处不在：十里长街，饭馆酒肆，戏院学校，都洋溢着舞蹈的欢乐，当我还是小女孩时，就开始学习舞蹈，希望能成为一个编舞者。我发现对舞蹈的激情实际源自我对声音的敏感，我特别想将自己听到的用身体表现出来。我觉得音乐其实是一个高级的艺术，超越于其它任何媒介，能将我们带到更高的境界。

声音是我从审美的角度演绎的元素。我喜欢声音和视觉相结合的地带，在这里声音不是音乐，而视觉则呈现出另一种维度。每个物体都有一种潜在的声音，作为艺术家，我想从视觉角度表现声音。我对声音的抽象特征感兴趣，它与我们无法描述的那部分有着微妙的关系。

过去，我做了一系列音乐盒，“诠释世界”，不同教派领袖的名字用盲文拼出，我将盲文翻译成乐谱，每个盒子发出了各自的声音。我在ARCO的作品，想进入到声音和时间之间的空隙中。时间和声音流逝得一样快，但视觉是安静的。我想从视觉上来来冻结声音和时间，在声音和沉默、即刻和永恒之间渗入，声音就是沉默的缺席。

刘鼎将先后在时代美术馆、泰特美术馆油库空间以及台北双年展展出的三件作品（《美术馆与我》，《伴随》，《挥之不去》）命名为“弱表演”系列，然而此处的“弱”却体现出其对于艺术行业、艺术家主体与历史关系问题的“强”思考立场。在此我们邀请刘鼎对这个系列进行阐释并对其创作原委加以解读。

“弱表演”系列最早源于从2010年起开展的一系列私密的“对谈”，是在《刘鼎的商店》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当时做这个计划是为了认识这个行业内不同的价值观，带有一种非常强的紧迫性：我发觉虽然我们在一起，但是彼此并不了解。我在给胡昉和张巍的一封信（《礼物 1》，2011）里提到，大家其实都是带着各自的期许在工作，行业里存在着一种“约定”，以及这个约定带来的一种所谓的安全。 所以这个私密的对谈的对象，都是我觉得有意思以及会与我发生关系的人，然后我约他针对某一件具体的事情进行分享。

这些对话没有听众，没有录像，只有录音，并且不公布谈话内容；但是每个谈话之前我会宣布跟谁谈话，发生之后会清楚的记录下谈话的对象、时间、地点与话题。通过这些对话，使我对以前理解的对于行业的焦虑以及彼此之间距离的丈量，变得真实与可量化。这种经验是无法分享的，也不需要分享，但作为一种提示和诉求非常必要。它其实是我对于这个行业非常私人的地图，但同时也是非常公共的提示：如何在一起以及如何彼此面对。这种方式其实也直接影响了“小运动”中采取的那种不公开的群论的方式。这是一种面对面的、带有田野性质的工作，但我并不称之为历史化的工作方式，而是依然从实践以及创作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距离非常近的过去与我们的当下的关联。

录像局作为一家非盈利的录像档案机构，从去年三月起始，于今已经运营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期间虽有一些场地与人员的调整，但整体上保持了稳定、清晰的规律与发展脉络，并逐渐成为中国录像艺术领域中举足轻重的资料整合阵地。我们在此邀请发起人之一的陈侗，对录像局的缘起、构架以及未来的方向进行自己的解读。

录像局并不作为博尔赫斯艺术机构的一个分支，而是我个人与方璐、朱加合作的一个产物，虽然在“行政”上难以划分，但是在“说法”上是划分的。虽然紧密相连，但“录像局”是独立的。

刚开始做这件事儿时候想法很朴素。首先因为在当代艺术的类别里，我个人有兴趣实践的是录像这一块，做其他事情的话我无法确定这个标准。另外，这种资料性质的工作跟我们出版上的习惯接近，核心就是如何能够把这些资源很方便的提供给更多的人，所以录像局本质上是一个服务性的工作。“非盈利”的目的就在于此，让这个机构可以服务于学生、研究者、收藏家，或者艺术家本身——我们帮他把作品整理好，做成一个样子，这是他自己可能都没有做到的，放到家里也是一个很好、很方便的展示。所以我们都会一式三份，给艺术家一份，然后北京、广州各一份。

我们的整理工作是从朋友（蒋志）开始的，因为方便说话，可以配合。但是我们并不在艺术家的作品中进行遴选，而是整理他的所有作品。这也和我们的出版方式相似：我们认定了一个作家或艺术家，就会收录他所有的作品，哪怕是做得很坏的东西，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做坏了，从研究的角度讲，并无所谓好坏，重要或者次要——也许有时候研究者反而想看到坏的、次要的作品。如果去判断好坏、主次，就是在做录像的“展览”或者录像的“出版”了，就不是录像局了。

“见山不是山”的Vanguard Gallery联展上笼罩着一种安静又漫长的状态。邸晋军的火棉胶玻璃板的湿版摄影中的人物、河流，或是沈学哲镜头中的源源流长的豆满江，无不如此。沈学哲是一位朝鲜族摄影师，能说普通话，但略微有些踉跄。或许只有镜头，才能将他心里的思念源源不绝、毫无障碍的释放出来。这次展期从1月19日至3月23日。

那个地方是朝鲜。我祖先的故乡。我对对岸有着憧憬之情，这组豆满江的照片里融入了我的主观性的感受，我觉得用黑白再好不过了——这是一种乡愁。一种老照片一样怀旧的感觉。黑白片并不真的能屏蔽那些生机盎然的东西。

拍摄时，我追求了一种古典地形学的拍摄方式，那里面的人物是特别小的，自然的力量是巨大的，我渴望一种崇高的风貌。我看过的那些19世纪的浪漫主义的作品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喜欢中国古代画里的意境，文人画、山水画。

豆满江和别的河流完全不一样。我认得豆满江两岸的植物。记得2010年，我给韩国某网站拍景点照，但那里却因一个月不下雨，快断流了，像沙漠化的风景。回来之后，我眼睛突然睁开了一样，看到以前没有看到过的风景。

其实，一般边境线上是不许可拍照的。本来大画幅的相机拍一张照片需要很长时间，但因为已对那个机器很熟练了，所以会选好地方，对好焦，尽快拍完。时间太长的话，就会有巡逻警察。对岸的朝鲜士兵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最近的地方20米、10米的地方都有，也有点儿危险。

有

《捕捉——以OCAT出版为主体的思考》以及《惯例下的狂欢——以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为案例》于1月26日在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同时开幕。作为该中心的艺术总监，卢迎华对这两个展览从立意到实践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从中亦透露出作为国内最具前瞻性的艺术机构之一，OCAT在机构的自反性思考方面持续不断的进行着创作性工作。

一个艺术机构和个体实践者一样，除了实践以外，还需要对自己所做过的工作和所处的位置进行反复的观看和认识，如此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带着这个想法，我邀请中心两位参与过大多数项目制作的年轻策展人方立华和李荣蔚，让他们组织并策划一个对于OCAT过去八年所生产的展览与出版物进行梳理和呈现的展览。在OCAT，出版物不仅仅只是展览的辅助材料，而是为了筹备展览所开展的研究工作的一个呈现平台，以及平行于展览的一个重要表达途径。OCAT所出版过的大多数书籍都是关于艺术家个人实践的深入研究的结果，也有具备主题性的研究课题。这些出版物成为了我们于当下观看过去和自己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载体。该展览的策展人之一李荣蔚在开展后写道：“我觉得这个展览带给我的：第一是对于一种工作方式的观看和重新认识，这是一种学科规范下对于艺术史的书写；第二是一种反思的态度，对于问题的再思考，再提出更多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意识，希望这能让自己更成熟，以反思的态度去工作。”

借助这些出版物，两位策展人和中心的团队重

黄边站当代艺术研究中心（HB STATION: Contemporary Art Research Centre）作为立足于广州以及珠三角的当代艺术学术平台，试图在社区在地实践、学术建构以及当代艺术的知识生产方面进行某些带有激进意味的实践。目前黄边站由艺术家黄小鹏与徐坦共同主持。在此，我们邀请两位艺术家分别对于他们所理解的黄边站的各方面要素进行自己的阐释。

“黄边站”的选题工作主要分为两部：预先由黄小鹏、郑宏彬与我共同选择，这是一个“可变的预设结构”，我是按照我自己的工作经验，以及针对本地区的可能性给出选题；而第二部分则是根据时代美术馆，以及过往的学者、艺术家以及项目一起提出课题，事实上第二种部分将占据比原来设想更重要的位置。

依我原来的想法，黄边站带有面向中国南方，并且面对海外的动机，比如希望能能首先影响中国南方，然后港澳台等地区，并且希冀还会有更大的影响。试图利用中国南方相对自由的社会意识环境，以及艺术市场相对弱一些的状况，以建立一种较为独立的，当代艺术的交流活动空间。

这是在特殊情境下开始的活动空间，在建立之初，得到了美术馆的一些承诺，即：尽可能保持黄边站的独立性，不干预黄边站的交流与艺术活动，并且提供活动的方便；另外，我认为独立性在于活动中的人，对体制的反思包括在对艺术问题反思之内，比如对于“自治区”展览的讨论和研究，已经包括了对展览、机构的思考，并不因为这是美术馆的重要活动就不进行严厉的批判，研究员不仅仅通过学习研究得到许多有益经验，也提出许多尖锐的问题和批评。

黄边站当代艺术研究中心（HB STATION: Contemporary Art Research Centre）作为立足于广州以及珠三角的当代艺术学术平台，试图在社区在地实践、学术建构以及当代艺术的知识生产方面进行某些带有激进意味的实践。目前黄边站由艺术家黄小鹏与徐坦共同主持。在此，我们邀请两位艺术家分别对于他们所理解的黄边站的各方面要素进行自己的阐释。

黄边站的选题基本上是围绕着全球化背景下“珠三角”的现代化进程来展开，具体课题则由“黄边站”所有成员一起来决定。我们尝试建立一个可将艺术实践进行概念分析的工作室，除了徐坦和我所关注和实践的课题（我的课题是有关翻译语言系统如何影响今日的社会重构），研究员也应该提出自己所关注的课题，可以分组讨论的形式来进行。这其中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需要双方有一定的自主性，而不是靠行政上的权力。对于“黄边站”的所有成员和我，都是一种“民主程序”的训练学习。

百年前当梁启超把“autonomy”翻译成“自治”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带有“self-discipline自律”的含义，而失去了康德所指的自主性。这直接导致了今天的功利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缺席。“珠三角”作为中国工业、商业及城市化的前沿基地，其商业性也是其功利主义的根源，缺少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考基础，本土的学院机构基本上没有学术研究的功能。同时，这一地区因毗连港澳而具有相对的自由度。这些因素都是“黄边站”成立的背景。可以说是“珠三角”选择了我们，也与广东本土的历史和文化有关。对我自己来说，“黄边站”同时也是对05年广三“珠三角实验室”的继承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