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谈立陶宛/塞浦路斯馆

要看你和谁讨论：立陶宛/塞浦路斯馆要么是一个让人难忘、有情调的“非国家馆”（nonpavilion），在威尼斯为后-国家式（postnational）的定点再现确立了新标准，要么就是完全没有核心与实质，混淆视听的生搬硬造。威尼斯评审团的看法显然是前者，所以才在开幕期间授予其一项“特别提名奖”。

首先来看看两馆合一的搭配：受邀策划两个国

克莱尔•毕晓普谈第十一届沙迦双年展

这是我初次来到中东，完全没什么准备。对于沙迦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这里是一个“干涸”的酋长国（无论是气候还是酒水消费），对文化和遗产投入甚大，而非仅仅是买进大牌装点门面（迪拜将要建立的卢浮宫和古根海姆）或将艺术作为一门商业来追求（迪拜的商业画廊和艺术博览会）。我也记得沙迦艺术基金会的艺术总监杰克•皮尔斯坎（Jack

威尼斯2011专题前言

不在于你知道什么，而在于你认识什么人，这句老套的格言成为了我们这个网际时代的重要逻辑。而且更适合于当前的大型展览和宏大的艺术博览会，那些响亮的名字让观众在各个展位、展厅和展馆之间穿梭不息。而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则试图超越艺术界的这种名字游戏。策展人比奇•库莱格（Bice

博物馆怎么办？ [纽约]

我们很难忽视理论话语与实际经验之间的鸿沟：一位博物馆馆长义正词严地对无为而治的美德论述了一番之后，便急匆匆地走向外面等他的车。作为知识分子的策展人们对展览的历史品头论足，但其实他们的解释都是从维基上盗用过来的。讲完后，他们回到座位上，等别人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他们就玩弄自己的手机，上网交换化妆品小样（真的是这样）。而致力于研究前卫艺术的学者们不过就是例行公事地将上世纪六十年代欧美艺术史的标志性事件一样一样又罗列了一遍。在这个强调合作和高压政治的年代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自言自语；他们的演说总是过于繁冗（而且是老生常谈，完全不用准备），把讨论的时间都给占用了；他们来去匆匆，让人感觉就像限时抢购，热情的研究生和同行的教授还没来得及坐满会场，他们就赶紧离开了。

共同参与: 帕维尔·阿瑟曼的艺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帕维尔• 阿瑟曼（Paweł Althamer）作品的了解仅仅局限在他那处理紧凑、真实大小的人物雕塑，这些雕塑往往描绘了他自己或者他的近亲，使用的材料则结合了有机材料和拣来的物件，如衣服和玻璃。这些作品渗透着一种简约、内敛的神秘怪诞——想想经由Gunther von Hagens的Ed

回报率: 艺术家安置团体

像很多艺术机构一样，伦敦的海沃德（Hayward）画廊在其40年的展览历史中参观率很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展览“Inno70”。据说这是该画廊迄今为止参观率最低的一个展览。“Inno70”也称“艺术与经济”（Art&Economics），这个展览旨在展现“艺术家安置团体（Artist Placement

里克力•提拉瓦尼：谁怕红黄绿？

里克力•提拉瓦尼(Rirkrit Tiravanija)在祖国举办的首场个展名为“谁怕红黄绿？”，人们不禁想起1982年在柏林对巴尼特•纽曼（Barnett

开局招法

威尼斯双年展是一头文化政治恐龙。九十年代的双年展热潮过去以后，这位国际艺术展之母似乎更像一场十九世纪铺张的艺术奇观，而不是哈瓦那、伊斯坦布尔、光洲或宣言展上新一代策展人积极推进的实验性展览。绿园各自独立的国家馆结构依赖于一份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就鲜有变化的地缘政治权力地图，就连圣保罗的经典豪华秀都在2006年最终抛弃了这种老掉牙的代表模式。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仍然是许多国家全力奋斗的目标，其中包括新近独立的国家（克罗地亚，立陶宛），国际后起之秀（中国，新加坡），甚至包括持不同政见者（威尔士和苏格兰）。今年，新加入的参赛选手里有几个来自中东地区，其中一部分并非民族国家：巴勒斯坦，伊朗，阿布扎比和阿联酋。由戴德•若格哈德（Tirdad

第十届哈瓦那双年展

当人们哀叹双年展的同质化时，哈瓦那双年展却是个例外。在一个近代以来长期受到经济封锁的国家里，哈瓦那双年展从1984年举办起，就将后殖民理论和南半球的关系置于了前沿，有意识地规避了西方中心地的斡旋调停。然而，这种独立性产生的所有革新（从历史上讲，哈瓦那双年展可以说是今日散乱的跨国双年展的典范），其另一面就是以政府审查的形式对文化表达所进行的极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