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

“好兴奋”

“给力……”

“我讨厌这个地方”，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说了，说真的，威尼斯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在这个又夸张又傲慢的城市里，如果你将游艇正对着Sestiere Castello停下，就会挡住一半水路，那些没船的老百姓要想去双年展就得徒步了。在这个地方，你也许会看到在游艇附近阴影下的水面上，有一些带着救生圈的保镖狙击手漂浮在那里待命。这是一个享乐的地方，你会看到某个大收藏家突然集结了一大堆“朋友”在埃尔布利饭店通宵达旦地聚会。你会看到Courtney Love像鬼影一般出现在某个派对上，衣着华丽，和Michael Stipe与Jay Jopling谈笑风生，然后赤着脚走过满地的碎玻璃回到自己的酒店房间。策展人Christian Rattemeyer望洋兴叹道：“以前是这样，人们先去双年展的绿园城堡展区（Giardini），然后参加晚宴，再参加余兴派对，最后回去休息。”难道那些亿万富翁把迈阿密直接“海运”到了威尼斯？

周一下午我到了的时候绿园城堡展区好不热闹，Bice Curiger策划的名为“光国” （ILLUMInations）的双年展已经呈现在眼前了。艺术家Mike Nelson将英国馆设计成了凌乱的昏暗公寓，一端向着天井中央伸去。Christian Boltanski在法国馆中放置了一台轮转印刷机，不断地印刷不知名的娃娃脸图片。在瑞士馆内，Thomas

波莉-阿法鲍姆（Polly Apfelbaum）近期的展览五月二十一日在瑞士的Atelier Amden举行。Roman Kurzmeyer策划，展出艺术家做的四百页的海报书（图册），在此，她讲述了这个项目的思路。

当我被要求做这场展览的时候，脑海中首先闪现的就是鬼屋，这座房子将被隐藏在一座小山里，除非远足，否则是无法发现它的。没有电也没有管道。在远离纽约的一个偏僻之地，我对那座鬼屋竟然有些着迷。我的朋友说它是山里一个制作冰毒的场所，也许是吧。我可从不敢进去。但我不禁心怀恐惧地想起这个地方，像这样的场所，里面会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对废弃的小屋总是感到害怕呢？六个多月来，我发现自己都是在google上搜索照片，沉浸在鬼屋的那种恐怖的感觉里。但这次展览的想法，却是源于一座要拆的房子。我的公公在那座房子里住了五十年，我们去那里收拾时，看到了很多照片，就如跳骚市场里的那些图片一样。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承载着回忆，但有时却只能被抛弃。所以我就考虑用Google搜索，收集一些类似的废弃的物品的图。于是决定为一座废屋做一个图册。

这是一本海报书，有350张图片，有孩子的图，家庭度假图片，风光图，粗糙的工艺品图。什么都有，从诺亚方舟到纸扎玩偶，从香港到西部，从彩虹色的薄饼到勿忘我，等等都有。其中有本册子是没有装订的，观众可以选择任意一张图拿走。这是我第一次用这种方式传递自己的艺术，尽管人们总是随意拿我的作品。但是也欢迎他们这样。我想将这种乡野气带到瑞士的乡间。

来自上海的艺术家组合“鸟头”入选了2011年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ILLUMInations》。在此之前，他们成立了出版社“310”并出版了两本摄影书《新村》（再版）和《大陆的尽头》。“鸟头”由宋涛（生于1979年）和季炜煜（生于1980年）组成，两人均毕业于上海市工艺美校。自成立以来，他们所参加了包括《第一届连州国际摄影节──双重视野（2005）、《中国发电站（2007、2010）》、《欢迎再次来到鸟头的世界（2010）》等展览。“鸟头”现在生活工作于上海。在此他们讲述了两本摄影书的创作和新的项目。

“鸟头”成立于2004年6月1号。“鸟头”起名是一次巧合：当我们扫描底片，要在电脑存档，新建文件夹时，随便打个几个字，紫光拼音输入法就跳出了“鸟头”。 创作《新村》是因为我们在新村里长大。宋涛家就在雪野新村对面，这个新村当时正好因为世博会被拆掉了，我们就进去玩了……我们拍照没有什么主题，我们自己觉得像《新村》也算不上主题。对我们来说，“新村”是一种概念，一种居住的环境。从《新村》到后来的《大陆的尽头》，我们的书或者我们的作品，有一个统一的内核，就是想诉说对于这个城市的感觉或者对于自身跟这个城市的关系，另外也是想确认自己，把我们大量拍摄的照片集结成书。五、六年这样做下来也是一种修行或者是修为的过程，然后到现在我们渐渐地比较明确了摄影对我们的“奥秘”──首先你要不停地拍，然后你还是不停

暴风雨为香港艺术周拉开了帷幕。当我奔赴周一晚上的画廊活动时，开始下雨了。但这晦气的天气，并没阻挡艺术爱好者们看展的热望，有不少展览开幕了，如王克平在十号赞善里的Eternal Smile，Miquel Barceló在老建筑毕打行Ben Brown画廊的开幕展。在Ben Brown碰到一位作者，跟她聊起行程，发现彼此几乎重叠。就如她说的：“大家似乎在过一个主题假日。”

第二天晚上我回到了毕打行，去看Richard Prince在高古轩的展览，很多人都在议论它。在电梯那儿，我听到一些穿着靓丽的女士在谈论穿着：“在洛杉矶的画廊开幕中，我从来都不穿裙。”这位时装分析家跟她的朋友说，这次博览会，她买了三件连衣裙。还算明智。毕竟在香港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女人都盛装打扮，拎着大牌包，在快餐店吃饭。

在宽阔的展厅里（今年一月刚刚开放），安保方面高度紧张，工作人员穿着特工般的制服四处巡逻，密切关注着人群。我没看到村上隆，但是那些国际大腕François Pinault, Alberto 和 David Mugrabi, 艺术经纪人David Zwirner和Gavin Brown, 艺术家曾梵志都在那里看作品，从Prince的“护士”、“女朋友”、“时尚”到“玩笑” 系列，一一过目。之后，客人在兰桂坊附近的俱乐部FLY喝酒，为Prince助兴，晚些时候，在那里，DJ播放了Jessie J的

魔金石空间的“现实，行动”是西班牙艺术团体Bestué Vives. David Bestué 和 Marc Vives在中国的首场个展，他们2002年起开始一起合作，创作了录像和行为作品，用不同的动作行为对日常生活现实和文化语境进行干预。对历史运动和艺术家的借鉴将作品与二十世纪的艺术框架和方法论进行对话。“现实，行动”展出了五件录像作品，以具有活力的装置形式，将行为表演，动画和新媒体结合在一起，体现了Bestué Vives全部作品的基调特征。目前，艺术家在家乡巴塞罗那居住和工作。

“灵感”这个词说起来很难，因为我们做的并非“高端艺术”。我们很喜欢70年代的观念艺术，以及70、80、90年代的西班牙艺术家；与此同时我们又对流行文化如电影和建筑很有兴趣。我想关键是我们关注的是每个人都感兴趣的主题，即日常生活。这场展览的题目多少回答了我们创作的关注点这一问题。大多数作品都是和现实发生联系，或者直接干预到现实中。

表演和录像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作品是关于片刻的重要性和瞬时被呈现的可能性。当我们有了想法后，就开始想做点作品并快速完成它。如果一直停滞不前，只会慢慢衰落褪色。其实说的是创作的密度，创造一种体验。我们明白，艺术作为沟通，最重要的是观众。为了获得这种沟通，我们必须要以不复杂的方式去思考，直接将思想表达出来。如果观众不重要，那又为何做艺术做展览呢？的那个我们去美术馆看艺术家的录像时，可能会非常无聊，也许有五十或一百分钟那么长。社会和人类被图像所保卫。艺术也是如此：很多的行为都做都是快速连续地呈现着。我们对于这样的速度是有所排斥的，对此，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那么无聊，而是尽力对人们产生一点吸引。我们要做一些多少类似的事，但又有所不同。

姜若瑜导演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和纽约州立大学戏剧舞蹈系，主攻导演、表演和现代舞编舞。曾任北京京剧院导演，现为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教授。她被海内外多所院校邀请主持戏剧工作室，并导演多部经典作品，对美国“方法派”导表演理论有深入研究。《二次大战中的帅克》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2008级三班的首个实习剧目。讲述了“大人物”希特勒与“小人物”帅克的故事。

戏剧是大人的游戏。布莱希特的剧本充满了流动、诗意的美，他的剧本需要“寓教于乐”。我们也必须告诉观众这是戏，不要跟随演员在台上哭而哭、笑而笑，时刻提醒他们打破舞台幻觉。我喜欢在舞台上看到很多比例不一样的，不是大而是小的东西，所以小坦克、纸飞机、跳伞兵等等玩具就出现舞台上。

一部戏不断地收光再起光，我认为打破了戏剧的完整性。在合成的时候，我们决定在幕间让舞美设计在舞台上推动布景前进。既然选择了布莱希特的戏，就应该真正的流动起来。最后一场里瓶记酒店的戏，在原剧本中是两大段。阅读剧本时，我觉得这场戏的舞台呈现应该是飘着的。过去和未来占用了与“现在”不一样的时空，在舞台上就要用不一样的语汇来表达。如果还是用语言，就显得乏味。演员在表演时运用了无声的、像默剧的慢动作。

我喜欢纯粹的东西，用舞台上最简单的方式调动演员，让表演显得更加突出和强烈。所以我的戏一般都没有布景：累赘的舞台和堆砌的所谓“现实主义”把演员都淹没在布景当中，一切表演都失去了光

库哈斯这个名字在建筑界和设计圈已是响当当的了。上周三，由新当代艺术博物馆赞助的在纽约Kimmel中心的讲座，顷刻间票已售罄（博客上有人说：“这个人就跟Lady Gaga一样火”）。所以在活动现场看到有很多多余的座位，真让人惊讶。坐在我旁边的人指着前排的建筑艺术界人士们的座位说：“这的确是个内部活动。”那里坐着（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杰里-索特兹（Jerry Saltz），建筑界的Cynthia Davidson、 Eva Franch-Gilabert、Tony Vidler, 以及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副总监Massimiliano Gioni。博物馆总监Lisa Phillips走上讲台，欢迎这位荷兰建筑师回归这座在70年代首座给予他城市规划灵感的城市。

当她指着面向第五大道的窗户时，说：“这是世上最好的大道（这也是库哈斯早期研究的地方），凯文-罗奇（Kevin Roche）设计的大礼堂百叶窗已经挡住了视线。建筑本身是纽约融合商业区的象征，为库哈斯最爱的 “曼哈顿主义”拉下了帷幕，加快了Gotham“文化拥堵”的消失，突出了库哈斯本人所说的“自恋式”历史主义。他认为这座城市和几年前不同了，不再那么“癫狂”（语出他的第一本书《癫狂的纽约》）。

罗氏的后现代的模拟作，为库哈斯关于“未来的记忆”提供了良好的背景，这一挑战超越了舞台布置的建筑借鉴，或

里兹·麦杰克·莱塞（Liz Magic Laser）五月三日，六日，七日，将在时代广场的杜菲广场循环演出作品《楼梯》。《楼梯》取自的片段来自影片《美国精神病人》和《眩晕记》，由六个演员组成，时代广场联盟（Times Square Alliance）和富兰克林热炉表演艺术基金（Franklin Furnace Fund for Performance Art）赞助。

人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从心理上去经受那些受伤的时刻，对恐慌的成因产生设想；但这样的暴力和恐惧场景，则往往将我们置身于被动的状态。而当它们被转移到拥挤的公共空间后，局中人和局外人则发生了关联，双方都担当起了责任。

《楼梯》（Flight）由二十三个场景组成，全部发生在楼梯上。这些表演荟萃了电影中的那些发生在公共和个人空间的楼梯事件。在《战舰波将金号》（Battleship Potemkin）中，楼梯是1905年革命的失败之地。在后来的影片如《闪灵》中，楼梯则成为个人的噩梦之地。每一次，这一建筑都是激烈冲突的发生地。《楼梯》中的演员有Nic Grelli, Elizabeth Hodur, Liz Micek, Michael Wiener, Lia Woertendyke, Max Woertendyke，大家的角色在牺牲者，侵犯者和见证者之间转换。最后一部场景取自《死神来了4》（Final Destination

从2009年到2010年，北京草场地泰康空间在其51平米大小的展厅内举办了一系列名为“51平米”的个展。参展艺术家都相对年轻，大多数是艺术圈的生面孔，部分人展览经验很少。但这个系列的展览却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极大地改变了北京年轻艺术家的生态。《艺术论坛》在“51平米”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曾经报道过部分艺术家及展览，但现在我们决定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对整个项目进行审视，通过访谈策展人以及部分艺术家了解该项目的启动、组织始末以及这种另类模式对单个艺术家创作实践以及整体艺术生态有何影响。另类展览平台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如何与艺术市场产生交集，以及它们在中国的意义和可行性都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第二次访谈对象是泰康空间艺术总监，也是该项目策展人唐昕。“51平米”回顾展，2011年3月19日至4月16日在泰康空间举办，《艺术论坛》也登出展览的评论。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间正好是在08年经济危机、艺术市场下滑之后，当时国内的很多艺术机构，包括画廊都把展览数量减少或者把展期拉长，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做的“51平方”。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快节奏的、比较密集的开幕式的形式，整体上的安静会反衬出我们这个项目好像高频率、很快、很热闹，又都是年轻人，所以就一下子比较吸引人注意，对外界这可能是一种表层特点。

我们整个项目目光的着眼点是年轻一代艺术家，一个重要特点是没有设定任何具体方向。年轻代表未来，如果凭着已有的经

2011年四月，北京城除了和往年一样草长莺飞、黄沙漫天以外，还失踪了一个艺术界大佬。“意识形态”问题在这个被阿拉伯春风吹得人心荡漾的季节里，似乎再次变得敏感起来。不过，任何熟悉“没顶”公司作品的人，都不会在预期中把其4月16日在“长征空间”推出的新项目“意识形状”和当下任何具体的“意识形态”问题扯上什么关系。这已是作为艺术家的徐震消失以后，以他为老总的“没顶公司”自2009年成立以来的第十一次个展。

根据“没顶”在事先发布的新闻稿，我们大约可以把“意识形状”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意识的形状”。这是“对意识及相关思想研究进行深入体验而发展出的一套运动”，目的是让练习者在增强体质的同时，激发出“对于精神和身体关系的思考”。对于一直把“当代艺术”这个定义当做游戏对象的“没顶公司”来说，这个项目或许不算非常出人意料。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没顶”在挑战艺术的边界的同时，又在重新定义它的观众在游戏中扮演的角色。那么，观众们是否会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个游戏设定的角色中去呢？

按照项目的公关总监包一峰（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某当代艺术项目有公关团队）的说法， “意识形状”的目标是要先通过“生活方式媒体”打入群众内部，让项目在广大人民的喜闻乐见中发展壮大。为此，和798里大部分随意散漫的展览开幕式相比，“意识形状”展览开幕前还多了一个公众媒体专场和一个艺术媒体专场。

媒体专场在“长征空间”南侧的展厅开

苏富比香港举办“尤伦斯的收藏—中国先锋的起源”拍卖会那天，推特上都是北京那边不好的消息。让人觉得心情低落。我出发去香港会展中心时，内边那边的情况还是照旧，没有丝毫进展。

在五号厅，很多人已经到了。苏富比的新闻助理陈浩志和我边走边说：“简直太忙了。”

拍卖计划六点半举行，但摄影师们已经占据了台边最佳的位置。座位区这边不太容易走动，因为人们都想保持自己的好位置不挪地儿。前排的屏幕上字幕提示，大意是座位只限于尤伦斯收藏拍卖已登记的竞拍者。

房间很快就满了。一个空座也没有。一个苏富比的工作人员要求拿来更多的椅子，场地工作人员跑进来，加了一排座。每个人都在翻粉色的小册子，浏览着106件拍卖品，数着有多少重要的作品将出售，估量着排在第八位的张晓刚的《生生息息之爱》(三联作)会拍出多高的价格。

艺术顾问Jehan Chu来到屋后看了看人群。我问他是不是帮某人来买作品，他没有直接回答：“现在没法告诉你，也许晚点再跟你说。”

天鹅绒后站着很多观众。拍卖开始进行，这时一个人没忍住，大声跟他的同伴说：“我看了名单，没有一件想放进客厅的。”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这个人没有座位，肯定不是一个竞拍者。

张培力的《萨克斯乐手》拉开帷幕，某人以电话竞价的方式，以四百万港币（佣金未计）拿下。接下来是张的《X?No.3》，一系列的电话竞价，最后达到2000万（2306万港币）。到第三件是耿建羿的《灯光下的两个人》（1985），大厅里活跃起来。当现场有人喊出竞价时，拍卖人Henry

徐童导演于80年代末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摄影专业。2007年起涉足纪录片领域，相继推出“游民三部曲”：《麦收》（2007），《算命》（2009），《老唐头》（2011）。作品以饱满的情感、锐利的视角、扎实的摄影功底，为底层民众描摹出一幅生动鲜活的生活长卷。《麦收》与《算命》相继在国内外影展上获奖。作为“游民三部曲”的终结篇《老唐头》，讲述了一位生活在黑龙江东宁乡下老工人的故事。本片入围第三十五届香港电影节纪录片竞赛单元，五一期间将在第八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放映。徐童讲述了这部作品的创作缘起。

说起片中主角老唐头这个人物的缘起，不能不提及我的前一部纪录片《算命》。《算命》讲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以算命为生的一对老人颠沛流离的人生故事。其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屡遭不幸的按摩房老板唐小雁——她的父亲便是老唐头。老唐头是个很有表现力的人物。尤其是他在语言方面，自成一体，运作自如。井喷似的讲述时常表现为一种语言的狂欢。如果谈老唐头身上有什么特质，我不想用一两句概括的话，而把这么丰富的人物肖像化，简单化。我想观众会看到他的与众不同。所以，我还想强调的是那种感受力，如同苏珊-桑塔格所说的那种“坎普”式的感受力。它是有赖于感性而获得的；它是无法用干巴巴的文字去描述的。一旦说出来的，就已经不是了。

拍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