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最近可真热闹——画家Ahmet Oran在Rampa美术馆的展览开幕、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Kutlug Ataman回顾展的VIP专场、Banu Cennetoglu在Rodeo的首次个展、xurban_collective小组在Sanat Limani美术馆的新项目，另外还有时不时在Depo举行的关于艺术与贵族化之关系的激烈辩论。既然有这么多可看的东西，为何还要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的建筑学院足足待上三天，参加前西方（Former West）两周前举办的“研究会议”呢？当然这并非一个多糟糕的地方，这是一个新古典式的校园，最初的时候是作为土耳其军队的医学院和兵房盖的。校园的四个粉红色的大门围绕着这个枝繁叶盛的庭院，其中还有一个狮子形喷泉。

前西方就像是宣言展（Manifesta）的余波，在这个巡回流动的平台上，人们探讨了1989年之后的各种历史。这个项目是乌特勒支的BAK当代艺术中心发起的，其理念是（这或许也是一种期望）：柏林墙的倒塌并非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终结，而是象征了资本主义落幕的开始，因此也是西方一统天下局面的结束。通过研讨会和座谈会的形式，前西方试图将西方说成是一个过去的概念，并且将这种观念作为我们时代的视野。伊斯坦布尔的这次活动叫做“我们的视野：艺术与政治想象”，它强调，冷战体系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乌托邦的事业成了一纸空谈，而是应作为我们的视野得到重新思考。

梁远苇1977年出生于西安。她不仅以精细的油画作品为人所知，更因其艺术具有的观念深度和活力成为这一代艺术家的代表。她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创作的过程和精密的排布。她以日常生活中的花布图案为题，每天画一个部分，待画面干燥之后便不再回笔。其画面具有高度的表现力和丰富的细节。由于作品超过花布的原大，所以只有在观众亲自面对画面的时候才能体会到这种冲击力。她的艺术旨趣有别于以中国当代社会变迁为题材的同代艺术家。梁远苇的近作和习作目前在798艺术区的北京公社展出。

这是我目前为止创作的最大尺幅的作品。每天至少工作六个小时，有的时候要工作十个小时，每组作品耗时两个月，之后休息两周，再进行下一组， 画作之所以有限是因为我只能做到这样了。

这次展览的题目源于我之前读过的英国文学家莱辛的小说《金色笔记》。小说以五本笔记描述一个女性艺术家不断地反思自身成长与世界的关系。对于我来说，对绘画信任的建立是很困难的，只有不断地尝试和反思绘画对于我的意义，我才能继续相信它。而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只有知道边界，才能走向深入。

在08年我试图寻找多种方式去突破，后来发现双幅绘画的这种形式对色彩关系的表现能力。 而在这两组大尺幅作品中不断重复的细节是为了形成一种艺术本有的风景，画面和墙壁之间形成的空间构成了一种纯粹风景的存在。我运用的是最简单的直接画法。因为不能改动太多，在创作时所有的错误和决定都随之保留在了画面里，在两个月中我需要不断地创作。

Fiona Lau和Kain Picken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艺术和设计组合‘ffiXXed’。2008年创立后，他们今年在深圳开设了新的工作室和生产基地。展览“何物，何时，何地”近日在北京的Triple Major展出。本场展览的主题是通过装置、雕塑、绘画和时尚设计，对消费生活中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范围进行探讨。‘ffiXXed’是一个创意渠道，通过它，可以触及日益全球化的时代里衍生出的问题。

雕塑令空间具有活力：我们喜欢它衍生出的对话。FiXXed如今对消费品和这些产品迷人的表面很有兴趣，就如你想到服装和其他纺织品时的感觉一样。雕塑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吸收文化上的借鉴、连接和形式上的关注。时尚也有很大的雕塑性元素。Kain发现它非常特殊，所以雕塑一直存在。

我们的分工并不是那么明确。Fiona来自时尚界，Kain有艺术背景；一切只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行着。我们从柏林来到香港，然后去了深圳，因为我们的居住地变化，所以工作程序和分工也发生变化。深圳像一个空荡荡的舞台。中国的城市影响了我们；不是急速的、而是以缓慢的速度影响着。也许在中国，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变化。

消费主义对个人的影响是决定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个人并不代表基本的主观性；这些东西总是在变化着，而实际上我们也是上百万个可能的主观性的工具。人们形成生活风格，做出消费者的选择，多多少少为满足他们的主观性。Kain觉得一直是这样，很多人以漠然的方式买东西。他自己希望购买的过程能是带着评判性的，应该知道这件物品所产生的效果，试图去理解其形成的过程。很难去看到那之外的任何东西。

2010年10月23日下午，出门去上海美术馆的时候，下着濛濛细雨，杨福东说：“这场雨是笼罩在高士明心头的一块阴霾。”如果这是真的话，至少在人头攒动的第八届上海双年展开幕式上，我没看出来。作为本届展览的三位主策展人中最年轻的一位，高士明脸上洋溢着的更多是意气风发。他同时还担任上个月于杭州新成立的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的常务副院长。这个学院由原先的三个较为“当代艺术”的系：新媒体系、综合艺术系和艺术策划系，整合而成。外界普遍看好高士明的仕途。他要足够机智才能想出“巡回排演”这样一个时髦、国际化、有丰富可能性的主题。双年展的另外两位主策展人是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和上海美术馆馆长李磊。

这届的双年展，没有了恐龙、火车这类出现在零八年双年展上的吸引眼球的大作品。这些象征着艺术市场鼎盛时期的傲慢与自豪、追求体量与一掷千金的大型装置，像那个“什么都能卖”的时代一样，一去不返。如果说那种独特的趣味还遗留下一丝余韵的话，那可能是张洹从浙江衢州搬至一楼展厅的有着450年历史的木结构明清老祠堂。这是他一年前为比利时皇家歌剧院导演的歌剧《塞魅丽》的舞美主体结构。穿行在基本按原样布置的古老祠堂内，我似乎懂了为什么有人称张洹为“艺术圈的张艺谋”。

五十多位艺术家/组合瓜分了这幢优雅的英式建筑——前“上海跑马总会”大楼。一楼的主要空间被“胡志明小道”所占领。这个由长征空间“外包”的项目，作为第八届上海双年

宋易格是来自哈尔滨的艺术家。她的首场个展，目前在北京的艺美基金拉开帷幕，她在这里已经工作生活了两年半。她的那些忧郁的画作，色调暗哑，背景通常是封闭而空荡的房间。但这场展览，也并不是一点也没有幽默的暗示的。在此，宋详细讲述了作品的缘起和特征。对于未来的目标，她说，只是继续走下去，每日如此。

我通常喜欢将建筑做为我作品的背景，因为这样很适合表现一种封闭而孤单的感觉。也画了一些自然风景画，但不是很多。对于我试图想表达的还不是很适合。我常画一些老旧的物件，时间给了它们生命，历史磨砺会让生命更有价值。那是我喜欢的；我不止一次地画过浴缸，太熟悉的东西，会对它有感情。而且在中文里，bath这个词的意思“浴”，听起来和“欲望”的“欲”是相同的。我喜欢这种双层意义的表达。

2008年4月我来到北京。在这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宽广起来。我喜欢这儿的环境：压力是大的，但竞争越多，机会就越多。我画画不是想解决我的困惑，而是要表达自己的情感。作画的时候,一丝不苟的完全是自己，没有去刻意考虑观众，与我有同等情感的人或许能找到共鸣。无助感是人类很常见的一种情感。但在这里，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是很严肃的。‘Boredom’描述了某个具体的时刻的一种情绪。还有一幅小一点的画叫‘Bathroom’，上面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些象征性的气球。它描绘的是青春期那种特殊阶段人所爆发的欲望，虽然有时过盛的欲望会变得不堪一击。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玩笑！

当我手拿片单往南大放映室赶路时，拐角处碰到CIFF独立电影年度展的主席张献民。听说几天前他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从北京将放映设备运到南京。但此时张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疲惫。从03年到如今，CIFF已经办了七年了，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只是七年征程的一小段路而已。他说五楼的电影论坛马上就开始了，我决定先不去看片，去论坛听听大家的想法。

主持人杜庆春提出了本次论坛的中心议题—未来十年的中国影像和中国想象。作为一场自由沙龙，大家的发言很容易离题。当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的吴靖发问，如果没有龙标限制，独立导演做好了面对市场的准备么？导演们则对此似乎避而不谈。于大鹏认为不应该有独立电影这种叫法，而应该叫艺术电影。且他对中国导演在作品中，对周围世界的不够敏感提出了意见。高文东表示观众越来越少，环境越来越恶劣。中途加入的张献民，感叹大学生已经不是独立电影的观众了。未来将会更加复杂。CIFF艺术总监曹恺提醒大家，想说什么，怎么说，很重要。

第二日一点半档的三部影片为《恋曲》（张赞波），《寻欢作乐》（赵大勇），《姑奶奶》。分别在同一楼层的三个放映室播放。因此前在北京已经看过这三个电影，我就在室外看影展资料。中午刚到的赵大勇，对现场的放映技术不是很满意，要求工作人员解决这个问题。而《姑奶奶》的放映过程中，碟片卡住了，正在另一个场地看《恋曲》的导演邱炯炯，只好停止观影，来帮助解决技术问题。他开玩笑道，《姑奶奶》每次放映，都要出状况，让人费解。中途出来歇息的观众，跟邱表达了对这部影片的好感。一位女观众表示，起先对片中的人物有距离感，看了之后感觉到，导演没有把人物隔离，而是让大家能够走进去，看到他的内心世界。

星期三早上，十一点不到，一小撮收藏家和他们的随从们蛇行穿过VIP卡亭、VIP快速通行道等一系列VIP专用“障碍物”，进入摄政公园内由Caruso St John设计的大头房子。少数几个早起参加Frieze博览会暖身运动的成员之一艺术顾问Thea Westreich说：“这就是我们锻炼方式。”策展人的健身操，艺术顾问的有氧运动。

一旦进入大门，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有人瞥见Claudia Schiffer，有人看到Claudia Schiffer，还有人提提起Gwyneth Paltrow，但我敢肯定她没来。（就算像他们所说的，博览会“应该花钱请Gwyneth来走一圈”，仿佛她是Frieze的吉祥物名人一样。）但我的确看到了Dasha Zhukova，最近《纽约客》刊出一篇文章专门讲她和她的车库当代文化中心。还有一脸倦容的Michael Gambon。白立方一个做销售的姑娘悄悄跟我说：“你认识他，他就是那个在《哈利波特》里演邓布利多的人。”

准名流的身影每到一处必然引起周围一阵窃窃私语，让人感觉有点儿集市的味道。到了中午，大家仍然彬彬有礼，展场氛围一片乐观。藏家Frank Cohen在Stefania Bortolami的展位上说：“Jay Jopling心情很好哦。能不好吗？他的赫斯特刚卖出去，350万，英镑。”类似低音继续以稳定的低频率进行下去，宛如一颗刚刚复苏的心。

底下进

凯蒂·萨迦尔（Katy Siegel）近日为纽约的亨特学院的Bertha and Karl Leubsdorf艺术画廊组织了“Americanana”展览，她也是该校的艺术史学教授。今年秋天，伦敦的Reaktion Books将出版她的最新著作专集《Since ’45: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Art》。本场展览将于12月4日结束。

AMERICANANA.每个人都省略最后这个“na”。他们觉得这是印刷错误。但我想强调这种荒诞性——欧洲移民者使用印第安词语来命名足球俱乐部和郊区街道，或是布鲁克林宰猪的新城市猎人，或是我们的文化里恢复一个已然消失的过去的无数次尝试。这一题目也是和“Indianana”相呼应吧，这是麦克•凯利（Mike Kelley）的一件不是很著名的作品，所以也算是向他致敬。

本次展览的艺术家名不是以直接的方式来重新展现美国。他们是按照自我想法进行创作，以新的方式重新进行演绎，无论是社会或政治目的，还是只是单纯的复原旧物的想法。在Robert Gober的覆盖着藤壶的奶油搅拌器中，你可以体会到某种感觉。就如一些久远的业已消失的东西，带着时光打磨的斑斑锈迹再次归来。

举办这场展览的想法源于我为新书所做的调查。我意识到美国当代艺术史有种倾向是关注与美国历史、创作和社会价值。这本书并未强调这点，只是一个小的主题而已。但在我涉及到的所有社会史中，在视觉资料领域里，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值得为此做一场展览。

通过连续多日的微博网络传播偷窥了神秘的冰山一角后，也凑合着看看少许和谐的微博。2010年10月11日，我们终于等来了艾未未（网络昵称艾老、艾神、爱神）在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涡轮大厅的展览开幕酒会派对。每年泰特都邀请一位在世艺术家设计一件与涡轮大厅空间协调的作品。2000的第一位艺术家是路易丝·布尔茹瓦(Louise Bourgeois)，她名为《母亲》的九公尺高的金属蜘蛛雕塑至今让人无法忘怀。2002年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在大型装置《Marsyas》中用拉伸的红色PVC模制的管状雕塑让观众沉浸在巨型红色单色觉的错位空间里。2007年桃瑞丝·沙尔塞朵(Doris Salcedo)的作品《Shibboleth》用混凝土制造了贯穿整个大厅空间的一条裂缝，引人叫绝的同时也让不少人扭了脚踝。能参与该项目乃在世艺术家极大的殊荣。

在伦敦艺术项目最频繁的“Frieze 艺术博览会”领衔的Frieze 周里，这个开幕式到底有多少闪光点呢？让我们数一下：这是涡轮大厅每年一度艺术展的首位亚洲艺术家；他一方面担任鸟巢的设计顾问，另一方面又抵制奥运会 – 这是一个与自己“祖国”有着说不清的复杂感情的艺术家；英国各大报章最近一个月里从各个角度对艾未未进行了正读、歪读和误读；跟蹩脚的翻译说再见，“艾神”口操流利英文直接与国外媒体及人士交流 …… 这些闪光点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独当一面，吸

伦敦的艺术家瑞贝卡·华伦（Rebecca Warren）以粘土和铜雕而知名，这些作品参照了一些艺术家的“杰作”，这些艺术家有罗丹（Auguste Rodin）, 德加（Edgar Degas）, 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漫画家Robert Crumb。新作个展在复兴协会（Renaissance Society）于10月三日开幕，三件纪念碑式铜质雕塑由芝加哥艺术学院委托创作。

即将在艺术学院展出的铜像最初是由粘土做成，和你看到的铜制品大小一样。这些铜像在做法上，并不是先要做成小模型稍后再铸模。它们都是用手按照真实大小直接塑成。这对你正在观看的有着微妙的影响：它总是很大，粘稠，扭曲，由湿润的柔韧性材料做成，最后被塑成铜像。雕塑基座的高度，部分是由玻璃护栏的高度决定。我希望这些雕塑能比较低的护栏高，但是比最高的要矮。这样它们就可以高低起伏错落有致了。由于它们比其中的护栏要高，也有点超出了顶部的限度。说明这些雕塑的高度达到人的身高。看的时候有些奇怪，你必须得使点劲，仰脖，让视线能望到空中。

从天台外面也可找到极佳位置看到这些雕塑。这也是它们对芝加哥那些知名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呼应，因为它们令人想到了极端主义或超理性。这些雕塑从内里就面向彼此，将自身从一切语境中分离出来。也是这种动态三角状，使得它们没必要必须去迎合或融入这个城市。由于其表面不那么粗糙或具有反射性，所以可以与这座城以及一切共舞。

一个金发美女和一台脏兮兮的发动机做爱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可能（或应该）是极其匪夷所思的一幕。但如果说这是马修·巴尼（或J·G·巴拉德）的想象呢？那就不只变态，还有神秘和诡异了。

上星期在底特律上演的巴尼作品《Khu》便是如此。《Khu》乃巴尼和作曲家约翰森·贝普勒合作的多场地大型戏剧《古老夜》的第二幕，整件作品由七场不同演出组成，每部分只演一次。这回，巴尼的纽约画商Barbara Gladstone邀请了两百余名艺术界专业人士和朋友，于周五齐集底特律市中心Guardian大楼Slows Bar-B-Q大厅。因为飞机误点，我到得很晚，大部分当地业主都准备离开了，比如底特律美术馆策展人Becky Hart，老画商Susanne Hilberry，底特律当代艺术馆馆长Luis Croquer，艺术家Scott Hocking和艺术杂志人Taubman夫妇等，这些人个个都兴奋得不行，因为《Khu》就要在他们宽敞的后院上演啦。

转天早上，我和艺术家Mika Rottenberg，MoMA策展人Jenny Schlenzka一块儿出门想找杯强力咖啡喝，蓄足精神好迎接一天的节目。并不是说我们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抱有任何预想。只听说最好穿舒适的衣服，多穿几层，时髦鞋子千万别穿。另外还有人警告过我们可能会遇到不知名的危险，同时以除名威胁说千万不要晚于上午十一点到达底特律美术馆。

自然还是有些迟到的

这真是水上地狱！最近，Boijmans van Beunigen 博物馆在鹿特丹港Submarine Wharf码头的巨大展厅内组织了Atelier van Lieshout艺术小组的展览“《Infernopolis》”。这座工业建筑面积达54，000平方英尺，有5层楼高，曾经是建造潜艇的工厂。而Joep van Lieshout就是在新马斯河对面（相对较小的）仓库内建立了AVL小组。上周日，AVL举办了15周年纪念日，还上演了但丁《神曲》的优雅版。

AVL的《Inferno》展览并没有九重罪，而是充满了身体部件和躯干（buildings），有特大号的蠕虫《Wombhouse》，有巨大的紫色精虫（purple sperm）《达尔文》（Darwin），其中还有它自己的信息服务台。从解剖学上来看，这一切都无可非议（不过我的左卵巢内可没有迷你吧，更没有香槟酒杯）。我没有看到那些罪人——放高利贷的、亵渎神明的、放荡不羁的，以及那些艺术批评家——相反，我看到了设计师Christoph Seyffert、Richard Hutten和Marlies Dekkers；收藏家Pieter和Marieke Sanders、北京艺术交易人Waling Boers、“雕塑国际”（Sculpture International）总监Dees Linder,还有鹿特丹TENT博物馆的馆长Mariet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