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入时的人们聚集在Pragati Maiden国际展览中心贵宾入口的红地毯上，此情此景让我猜测今年的印度艺术峰会（India Art Summit）会显得非常大牌，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我错了。事实上，在充满苏联冷峻风格的展览馆内部却是一副与其外表迥异的狂欢场景。美酒肆意流淌，我可不是夸大其辞，鸡尾酒是展览中心免费提供的。有些名流们对艺术显得非常亢奋，而另一些则同一道参会的其他人打得火热。理论家霍米·巴巴跟他的同伴Anish Kapoor往来于贵宾之间。Anish Kapoor同西装笔挺的印度明星们寒暄交流，其中包括Subdh Gupta、Bharti Kher、Vivian Sundaram和Gigi Scaria（她的作品将在下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印度馆中展示）。无处不在的小汉斯（Hans Ulrich Obrist）穿梭于人群之间，也许是为他第二天主持的KHOJ马拉松作准备。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的Sheena Wagstaff同艺术史专家Geeta Kapur交流感情，Geeta Kapur频频挥动着她的手杖。时不时地，总会有人撞到全副武装的保安，他们“保护”着M. F. Husain饱受争议的作品。

毫无疑问，这届峰会同前两届相比，吸引了范围更广的国际权贵人物。或者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来自印度十六座城市和世界其他六十七座城市的贵宾”莅临峰会。人们时不时可以听到对于印度和中国将成为下两个“超级大国”的猜测。“我们觉得这里潜力巨大”，迪拜碳12（Carbon

在黄然的录像作品《下一轮才是真实的生活》里，他把三人共享一块泡泡糖作为交流方式的某种隐喻,回应了我们当前所处文化的饱和状态。黄然1982年生于四川，在北京和伦敦两地工作，在戈德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College)获得MFA(Master of Fine Art)学位。他希望能在作品里制造那些隐藏在实际图象表象背后的观念上的模糊状态。

丑恶的事物和厌恶是我创作的出发点。有时候把特定的事情混杂在一起是一种挑战。如果你能让人喜欢上丑陋的事物，这就很有意思，也很讽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美是好的，但丑恶往往带来更多思考。它让你质疑自己，质疑标准以及价值体系。

我的创作牵扯到了观念艺术(Conceptual Art)和批评艺术(Critical Art)，但我并非在作品中简单地追求某种的批评性理解(critical comprehension)。 我对道德, 这一人类的基本条件非常感兴趣。在道德这个概念背后，包含着关于政治和文化的诸多问题。然而这并不是要涉及任何具体的现象，而是针对其背后的本质上的观念性问题。现在, 很多当代艺术都在试图让我们理解艺术家和评论家所声称的观点。但是，是否又有人为当代现实中本质上所具有的无解状态提供一个解决之道呢？或者说艺术的功能性到底是什么呢? 我想我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尽力制造“相信”(believe)。我觉得这是更有力量的事。虽然我没有信仰，但这有点像宗教所具有的质量：它从来就不在乎是否在真正意义上提供理解，却始终令你对其深信不疑。

上周六上午，估计所有人都参加了VIP艺术博览会（VIP Art Fair）的开幕，你可能会想，都VIP了还要等这么久。在头几个小时里，就算是有特殊VIP卡的人也难打开这个只在网上召开的博览会的登录页。那天下午VIP博览会交易人Magda Sawon兴奋地说：“在VIP网页上有句话：‘我们太受各位抬爱了，所以才会打开得这么慢’。”

但是你一旦打开了，就发现所有人都在那儿。也许我这么说有点夸张，但也差不多。不管怎么样，那上面确实有很多画廊，而且不乏一流画廊：Zwirner、 Gladstone、 Presenhuber、 Miro,我还能列出很多，但是这个网页现在要“安装一系列升级软件”“以改善浏览质量”，所以目前暂时没法上去核对我所说的话。

当一切运行正常的时候，人们就会忍不住赶紧上去浏览一番。每个人在上面都有一个化身——一个形态闲散的剪影——在这个影子“靠近”每一件作品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作品有多大了。它在一件一件作品间诡异地滑动，并且相应地变大变小。即使是不打算收藏的人，也会觉得这些作品的价格很有意思：谁能想到辛迪•舍曼最近拍摄的“恐怖的收藏家夫人”（creepy collector-lady）系列里的照片售价$250,000–$500,000 （L&M Arts画廊代理），而山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珍贵而古老的纸上树胶水彩画也是这个价？谁又能想到有人会出€100,000–€250,000来买皮埃尔•于热组装的“活海洋生态系统”（live

艺术区遭遇商业转型、涨租，艺术家面临逼迁并不是中国内地的专利，在香港也时有发生。今年1月，在一年一度的“伙炭艺术工作室开放计划”期间，华联工业中心楼下拉起“赶走炒家 留住用家”的横幅抗议商家在政府活化工厦的政策鼓励下炒高工作室租金。火炭是沙田新市镇的主要工业区，自2001年开始，不少香港艺术家在火炭工厂大厦设立工作室（普遍的说法是由于香港工业北移，工业区的大厦空置）。今年，正值在“伙炭”庆祝十年之时，同时也面临着由香港政府活化政策带来的危机，“自2010年4月活化政策实行以来，虽只录得共28宗申请，但却为楼市‘助庆’，2010年买卖交贸宗数升幅近一倍，单位尺价动辄升至2千至3千（港元）。过去月租只3千余元的千尺单位，新租约已跳升至6千元或以上。令自食其力的艺术家以至仍成本高企的营商环境中争扎求存的中、小型厂户，再无立锥之地。”伙炭的艺术家们已经发起了“赶走炒家 留住用家——工厂艺术家关注小组公开联署”，试图与政府协商，争取更多的创作空间。

要在短短的一天内逛完伙炭八十多家工作室是不可能的，接下来还要参加“开放日”期间的活动“书写火炭——写作与创作的对话”，其发起人梁展峰等都是“伙炭”的核心人员。关于艺评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向来悬而未决，这一活动的启动标志着“伙炭”团体对于当代艺术的敬畏与热情丝毫不减。“书写火炭”在开放日期间举办显得有些冷清，抱着参观景点心态的游客自然不会对本次活动有太多兴趣，参与者大多为艺术同行。

近期，林明弘（Michael Lin）在意大利普拉托的佩奇当代艺术中心（Centro per l’Arte Contemporanea Luigi Pecci）举办的展览中心，展出了过去十五年里的二十四个项目中的四十一件作品，其中包括他的那些花朵图案的空间介入性作品，以及被评论家认为是关系美学的装置。这场展览2月13号前结束，林和建筑事务所Atelier Bow Wow一起合作，打造了新作品《图书大都会》（Book Metropolis）。

《颜色是靓的 美是慷慨的》（THE COLOUR IS BRIGHT THE BEAUTY IS GENEROUS），展览题目源自在上海时我从电工邻居家借的照明灯上的商标标语。和当地的人口比起来，普拉托这里的中国人数非常多。在这里，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展览中心和策展人Felix Schober，希望能够突出这一点。

这场展览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全面展示的机会，这对我早期作品中那种短期性特征也是一大挑战。比如1998年起创作的《进口》（Imported）,里面有三个大圆桌和凳子，六百瓶台湾啤酒，两百盒长生烟，这些都在展览期间分发给观众。而且还有两个大广告牌用来宣传产品。

我总是从善意好客的角度去思考我的创作。这种慷慨使得艺术经验作为一种社会互动而存在，而非单独性的体验。好客这种方式是将接受者/参观者考虑在内，宾主互动。好客是开放式的

纽约的所有艺术季开始的时候都是拖拖拉拉，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上周举行的各种新年开幕活动显得尤为迟钝，也许是因为北极来的冷空气、脚下的冰、笨重的靴子导致的行动缓慢，或者因为那种盖住耳朵的帽子让人们彼此疏远了。切尔西的街道显得冷冷清清。也许，那些新卫们正在冬眠——这正是收集羊毛和新闻的好时机。

周五晚上又降雪了，那些风雪中的“难民”们来到了David Zwirner画廊参加了两个展览的开幕式：“Christopher Williams个展”和“早年的(1970–74)112 Greene Street工作室”。在SoHo的这个先锋且无所不包的艺术空间里，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似乎都能带进一件艺术作品进行展览（这个画廊后来搬了，变成了白柱子美术馆）。在这里的最有原创性的艺术家之一是Gordon Matta-Clark。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艺术家的雕塑、影像和绘画作品，例如Jene Highstein、 Tina Girouard和Richard Nonas。后者用木块在画廊里摆出了一个对角线的构图，这让人想到了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的作品，不过差点把大家绊倒的是Larry Miller在地上摆放的一捆新鲜胡萝卜。

Ned Smythe出席了这次展览的开幕式，他本周在所罗门当代画廊也策划了一个名为“112 Greene”的展览，但那些艺术家却没有像在Zwirner画廊的Jackie

当我们从北京过来的小团队的干裂嘴唇终于开始变得湿润起来，泰国的风景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艺术家林一林由两部分构成的展览“谁的土地？谁的艺术？”分别在泰国的曼谷和清迈附近的知名艺术家聚落“土地”举办。这次展览为吴承祖（Josef Ng）策划、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主办。关于土地基金会名义的问题，泰国艺术家Kamin Lertchaiprasert说：“这是我和Rirkrit Tiravanija一起买的，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适合退休养老。”

也许是北京的机会和艺术圈子最吸引中国内地艺术家，而泰国北部最大的城市清迈则散发着天堂的气息。Tiravanija和Lertchaiprasert在那里的工作室已经有些年头了，而且最近导演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也进驻了这里。Lertchaiprasert带我们转了一圈，还请我们去他的工作室和家里，这座房子的建筑材料虽然粗陋，但房子很豪华。Tiravanija家就在旁边，也同样具有户内外相融合的特点。我们看到在他家的一楼有一棵树，一直长到房顶，他还在房顶上开了一个洞，让这棵树继续生长，这真是稀罕。要在北京，想都不用想，这棵树早就被连根拔起了。要是赶上北京拆迁，人的地位还不如这棵树呢。

去年，中国艺术村的拆除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林一林在北皋的工作室也没能幸免于难。显然，此次项目“谁的土地？”就来源于此。林一林第一次来泰国这片乐土是在去年夏天，时值北京的艺术家抗议活动正在进行，因此两地的差异就更加明显了。

柏林艺术家卡特琳娜·格劳斯（Katharina Grosse)以巨大的装置作品而著称，这些作品探索的是绘画如何在一个扩张的领域内发生作用。在此，她讲述了迄今为止最具雄心的项目《更上一层楼》(One Floor Up More Highly)，展览于12月22日在MASS MoCA开幕。而她目前的新画作在Santa Monica的Christopher Grimes画廊和马德里的Galería Helga de Alvear展出，1月8日结束。

Mass MOCA的大空间非常不一般。很长又很宽，两边都有窗户，所以大量的光可以照进来。我已经做了一件填充整间屋子的作品，但人依然可以在夹楼里穿行，从那里可以往下看到它。所以，当人们穿过这件作品时，或者从上面往下看，都能看到整件作品。

我使用的是用带电电线切割的大塑料泡沫。看起来有些像削尖了的铅笔。之前我一直很好奇用电线切开塑料泡沫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CAD很难做出那种好玩的貌似数学符号的形状。除非你手工分割，否则很难在里面打洞或回转。通常情况下，我在塑料泡沫上涂涂抹抹，然后用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将它们做成薄板，以便能固定住，这样就非常坚实耐久了。但碾压时，所有的剪裁和线条都没有了。塑料泡沫的白色极为美观，所以在这件装置里，这些大块都没有上色，很耀眼，就如水晶之光一样，与白色的墙面浑然一体。

它们堆积在一起，周围都是成堆的上色的土壤，

12月17日，由Francesco Bonami策划的都灵Sandretto Re Rebaudengo收藏展《登峰造极》（Plus Ultra）在罗马MACRO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这里曾经是个屠宰场，而现在依然能看到那些黑乎乎的挂肉的钩子。收藏家Patrizia Sandretto Re Rebaudengo说：“好像有一种错觉，我们在莫斯科而不是在罗马。”但最近罗马并不太平，几天前，反对贝卢斯科尼总理的游行把市中心弄了个乱七八糟，而严寒的天气又让人们对这个本已困境重重的国家更加不满。

进入博物馆正门之后，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我从那个较暗的门进入，马上发现了左边Pawel Althamer的那件苍白、病态的《自画像》（Self-Portrait），他把身体的每个器官都塑造了出来，甚是可怖。旁边是Charles Ray狂想式的作品《病毒研究》（Viral Research）：一张桌子上摆满了化学实验用的烧杯，这些烧杯彼此相联，其中流动着黑色的液体。在展厅中央“安营扎寨”的是Jon Kessler的作品《凯斯勒的电路》（Kessler’s Circus）。艺术家用各种各样的屏幕描绘了出于娱乐目的编造出来的恐怖事件，而观众则时时刻刻处于这种自己设置的监视下成了牺牲者。在展厅的一端，经过Robert Kusmirowski的作品，有一个废旧的录音室，这是达明恩•赫斯特（Damien

苏珊‧菲利普斯（Susan Philipsz）是苏格兰的声音装置艺术家，2010年特纳奖获得者，也是首位以声音作品荣获该奖的艺术家。她的多场合声音装置《围绕我：歌声环绕伦敦城》（Surround Me: A Song Cycle for the City of London）是受Artangel委托创作的项目，1月2日前在整个伦敦城奏响。

声音这种东西，尤其是没有伴奏杂音时，可以令人产生联想，唤起人们的记忆。在我的装置里，我想探寻的是声音如何决定建筑，人们如何能以新的方式体验空间。当你聆听音乐时，会被它带到另一个地方。我想当周遭萦绕着这些声音时，人们一方面畅游于作品中，一方面又身处当下这一时刻。此时，人的感觉被提升，对于所处的环境会更加敏感。我相信，人们对我的作品也会同时产生如此的感觉。

当我第一次踏足伦敦为Artangel委托的项目找寻地点时，发现伦敦金融区在周末的时候极为安静，实在出乎意料。后来发现，那里是伦敦老城所在地，英伦银行和皇家交易所是早期现代城市的中心之地。皇家交易所在那里，但真正的交易活动则在Change Alley的咖啡馆进行。我对那段历史很有兴趣，通过调查，我发现十六七世纪，声音是早期现代化的伦敦城里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除了机器声和车水马龙声，则是街面上的各种声音。当时，街头的商人们必须学会如何利用街上的声响，因为他们的声音一定要一波波延续下去。研究这点时就会发现，有的时候会有发声不协调之时，所以他们就要找到技巧，以便彼此声音能够和谐共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叫声，听起来很有乐感。

上周举办的第十二届开罗双年展开幕会可谓灾难重重，既有自然的、也有文化的。上周日，狂风大作、黄沙漫天，女士们的头巾变得无济于事。在这样的天气里，要不是真的兴致盎然，那些人是万万不会来到歌剧院参加官方开幕式的。而天气好的时候这里也并不热闹：只有那些“勇士”们才会不惜九牛二虎之力穿过开罗混乱的交通来此参观。沙漠劲风把大宗的VIP都吹到了卡塔尔多哈Mathaf博物馆的开幕上去了，而开罗这边出了点官方的小问题：文化部副部长、双年展总监Mohsen Shaalan成了梵高作品盗窃案的替罪羊被抓了，所以政府也无暇监管此次展览。

本次双年展以问号作为题目，这道出了对变动不居的文化身份的态度。展览上，有一件名为《定向》（Orienteering，Ranya Husami策划）的多媒体装置作品很引人注目，在其中四位美籍阿拉伯艺术家表现了美国。人们总是不小心被Rheim Alkadhi的作品《室内地毯》（Domestic Floor Covering）绊一下。艺术家Nadia Ayari以一块肮脏破旧、到处都是穿孔的东方地毯表现了伊拉克的历史和自己的家族史。顺着食物的飘香就能看到大奖得主Amal Kenawy的装置，她正站在装饰得五颜六色的阁间里给来宾奉送意面，那里的餐桌也是用植物装饰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埃及的街道气氛中，她展出了自己的影像《沉默的羔羊》（Silence of the

以色列出生的纽约艺术家奥哈德•麦罗米（Ohad Meromi）近期受Art in General的委托，在六层的展厅内打造一件装置。他组织了一场不断变化的排练/工作室，在这里参加者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共同完成他所说的“特别的群体雕塑”。本场展览将持续到2011年3月5日。

过去我做了很多与建筑有关的作品,我的装置是以各种反乌托邦地点为基础的,如:边境通道,教室,诊所。最终,舞台这种形式和我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地方可以变成其它任何空间。我不禁琢磨，人们究竟是怎样打造一个舞台呢？从建筑角度上讲，舞台是否是表演者和观众的分界岭？对着摄像机说一声“开始”就够了吗？我目前正在考虑为一种仪式性的活动打造一个空间将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以及这种设想将会如何激发我们的行动。为了这场展览，我决定只将画廊的主体部分涂成黑色，将它看做一间排练室：一个工作间。这里应该对人们的参与表示欢迎，在整场展览的过程里，进行一系列的排练；我称之为“排练雕塑”。和那种人们可以独自通行的装置不同，这样的排练最好是以群体的形式呈现，可以这么说吧，参加者将组成我的剧团。社会雕塑这种叫法可能夸张了些，但我们可以叫它特别的群体雕塑。随着项目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写了剧本的小册子，以及各种道具，比如合资，烟灰缸，花瓣上的巨大的圆形图案等等。这就要求观众/参加者动起来，也许对此要注入一些创造力进去。另外，还有一个几何形的木板连载一起形成了一个半圆，成为一个凹面的结构，将舞台和后台分开。我希望能看到这些动作能有一个统一的中心思想。一个投影仪可以把我故事板上画的场景都给表示出来，我希望看了之后可以说：“这一场真不错，在舞台上我们也会如此的。”我邀请几个朋友如An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