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金发美女和一台脏兮兮的发动机做爱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可能（或应该）是极其匪夷所思的一幕。但如果说这是马修·巴尼（或J·G·巴拉德）的想象呢？那就不只变态，还有神秘和诡异了。

上星期在底特律上演的巴尼作品《Khu》便是如此。《Khu》乃巴尼和作曲家约翰森·贝普勒合作的多场地大型戏剧《古老夜》的第二幕，整件作品由七场不同演出组成，每部分只演一次。这回，巴尼的纽约画商Barbara Gladstone邀请了两百余名艺术界专业人士和朋友，于周五齐集底特律市中心Guardian大楼Slows Bar-B-Q大厅。因为飞机误点，我到得很晚，大部分当地业主都准备离开了，比如底特律美术馆策展人Becky Hart，老画商Susanne Hilberry，底特律当代艺术馆馆长Luis Croquer，艺术家Scott Hocking和艺术杂志人Taubman夫妇等，这些人个个都兴奋得不行，因为《Khu》就要在他们宽敞的后院上演啦。

转天早上，我和艺术家Mika Rottenberg，MoMA策展人Jenny Schlenzka一块儿出门想找杯强力咖啡喝，蓄足精神好迎接一天的节目。并不是说我们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抱有任何预想。只听说最好穿舒适的衣服，多穿几层，时髦鞋子千万别穿。另外还有人警告过我们可能会遇到不知名的危险，同时以除名威胁说千万不要晚于上午十一点到达底特律美术馆。

自然还是有些迟到的

这真是水上地狱！最近，Boijmans van Beunigen 博物馆在鹿特丹港Submarine Wharf码头的巨大展厅内组织了Atelier van Lieshout艺术小组的展览“《Infernopolis》”。这座工业建筑面积达54，000平方英尺，有5层楼高，曾经是建造潜艇的工厂。而Joep van Lieshout就是在新马斯河对面（相对较小的）仓库内建立了AVL小组。上周日，AVL举办了15周年纪念日，还上演了但丁《神曲》的优雅版。

AVL的《Inferno》展览并没有九重罪，而是充满了身体部件和躯干（buildings），有特大号的蠕虫《Wombhouse》，有巨大的紫色精虫（purple sperm）《达尔文》（Darwin），其中还有它自己的信息服务台。从解剖学上来看，这一切都无可非议（不过我的左卵巢内可没有迷你吧，更没有香槟酒杯）。我没有看到那些罪人——放高利贷的、亵渎神明的、放荡不羁的，以及那些艺术批评家——相反，我看到了设计师Christoph Seyffert、Richard Hutten和Marlies Dekkers；收藏家Pieter和Marieke Sanders、北京艺术交易人Waling Boers、“雕塑国际”（Sculpture International）总监Dees Linder,还有鹿特丹TENT博物馆的馆长Mariette

MoMA现代城北区10号楼19层的空中走廊，段妮在上课，陶冶在一边拍照，学生们都很认真、自然，似乎没人在意旁观者以及不时穿过课堂的大楼保安。陶冶和段妮从2004年初次认识以来，已经一起合作了五六年。陶身体剧场是他们和另一位现代舞艺术家王好于2008年共同组建的独立舞团。除了创作和演出以外，陶身体剧场还开展自己的教育项目，公开课就是今年的主打内容。舞团创始人陶冶向我们介绍了身体剧场以及公开课的创立思路。

我们所强调的现代舞概念可以拆分为两部分：“现代”指当下，现在这一刻；“舞”则主要关注你的身体。舞蹈不光是经过编排的固定动作，而是可以扩展到你身体的每个动作，达到通过身体行动去思考的效果。

“身体剧场”，英文也叫“dance theatre”或“physical theatre”，这个概念上个世纪就已经诞生，皮娜•鲍什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舞团之所以起名为“身体剧场”是因为，一方面每个人都有一副躯干，我们的身体只属于自己，而另一方面剧场却属于所有人，相当于一个公共空间，甚至可以是任意空间。我们希望通过把这两者叠加到一起，探讨一个人如何同所有人产生联系，私人空间如何同公共空间发生交集。

现在正在进行的公开课每周一次，为期一年。我们希望通过该课程拓展学员对身体的理解，在心灵与身体的关系中找到更多可能性，从而提高他们对艺术创作的敏感度，同时也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启发。中国的教育环

现居北京的年轻策展人付晓东，参与策划了今年的“大声展”，这场展览在三里屯SOHO举行，一百多名艺术家参加。虽然付晓东已经策划了二十多个展览，但这是她策划的首场公共艺术大展。“大声展”的主题是“分享主义”：探讨了当代文化的视觉和真实空间，通过社会媒介的进一步交流，个人和公共领域的模糊界限。Artforum就此次展览采访了付晓东。大声展10月22日至11月7日在上海。

我参与大声展时，时间只剩下两个月，已经很晚了，非常忙碌。这是我策划的二十多个展览里，第一个在三里屯这种公共场所开放的大型艺术展。对于展览主题“分享主义”，我希望：1、具有创新价值论的，有效的，实用的价值观；2、平民性，与日常生活和日常物品有关，具有最基本的人类需求的因素；3、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于平行关系的互相连接关系，社群关系，集体间性，新集体主义；4、扩散式的，具有公共性，公平性，可被公开的广泛的传播的，开放给所有人使用的；5、盗版和山寨，反对知识权威和独占资源，解构和调侃经典，借用形式，借尸还魂。我希望人们能在公开场合，报纸、电视、商场，看到更多的艺术。它必须面向白领、工人，和那些不了解艺术史的人。

我们和艺术家讨论他们的作品适合哪间屋子，每个空间都不同，我们必须保证每个人都很满意。我喜欢我选的所有的人，这次展览中有7个艺术家自我组织的团体参加，双飞、绿校、雄黄社、forget art、未知博物馆、Shift、D.S.G.

上周一，人们不约而同地好奇道：“这是帕洛汀画廊的开幕吗？”但官方的回答是：非也，这是艺术家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在凡尔赛宫举办的个展——尽管空气中弥散着帕洛汀画廊的气息。但不管是谁的活动吧，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次展览已经成为了全球媒体的盛会。前两年，艺术家杰夫•昆斯（Jeff Koons）也在这座太阳王的宫殿里掀起了同样的轩然大波。

村上隆的这次展览得到了帕洛汀画廊的帮助和经济支持，与这家画廊签约的重量级艺术家大有人在，而在凡尔赛宫举办的这次展览似乎也是这家画廊的所有人一手策划的。这些重要艺术家包括村上隆、夏维尔•威尔汗（Xavier Veilhan，上一次在凡尔赛宫做展览的就是他），以及毛里齐奥•卡泰兰（Maurizio Cattelan，原先打算接着夏维尔•威尔汗在这里展出）。艺术商人伊娃（Eva Presenhuber）评价道“帕洛汀画廊拥有当前所有重要的艺术家。”但法国的文化部却似乎在给这家博物馆施压，让他们为法国艺术家和国外艺术家交替做展，据此，有传言说明年的明星将是伯纳德•维纳（Bernar Venet）。策展人Laurent Le Bon包圆了凡尔赛宫的所有当代艺术展览的策划工作，他以法国式的政治觉悟向我保证，除了凡尔赛宫的总裁Jean-Jacques Aillagon之外，包括他，谁也不知道下一位要在这里办展览的艺术家是谁。

但是我那天晚上根

时差让人疲惫，的确如此。但它却成为当前双年展的一个共同特征，时差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尴尬的和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乘坐了三趟拥挤的班机，因为24小时的睡眠不足而视线恍惚，同时每个机场都令人不适地相同。当我最后于9月7日抵达台北参加2010年台北双年展的开幕式的时候，深感有必要重读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小说《形式认知》的开头，里面提出了他的（或者他笔下角色的）时差理论：她的灵魂被抛在身后，被收回到某种精神的脐带之中，跟在她乘坐来此的飞机的后面……但灵魂移动的速度没那么快，于是被甩在后面，必须等它慢慢赶上来，就像丢失的行李一样。

艺术家克劳德•万普勒（Claude Wampler）躺在双年展新闻办公室沙发的坐垫下面酣睡，等待她的灵魂慢慢复原，我没有看见她，差点也倒上沙发睡一觉，这又让我想到了吉布森。同时我至少看见两个疲倦不堪的艺术家强打着精神安装作品，不住地抱怨着：“妈的！”，然后以冲刺的速度离开台北市立美术馆方正的白色空间。看到此情此景，我更赞同吉布森的理论了。在台北呆了几天，对周围熟悉起来之后，我发现双年展的主题开始逐渐呈现，这进一步证明了吉布森的理论。这个主题即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时差，至少也是一种对时间差的好奇和不计成本的兴趣——其中最明显的是上一届和下一届双年展之间的时间差，同时也包括对于一个理念、一件作品、一个展览或一个机构最初的激动设想和后来的全面表现之间的难以捉摸的差距和间歇。我们也可称之为激进或大胆的计划在一个光滑的斜坡上被体制化的过程。

由毛尔南导演的独角戏《慢的艺术》，本月在人艺实验剧场登台与观众见面。作为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的首演剧目，《慢的艺术》讲述了一个照相馆的洗印师，在工作的最后一天里，内心的一场纠结而挣扎的独白。数码的兴起，胶片的退场，时代的风潮慢慢将洗印师这一实践着“慢的艺术”的行业淘汰。纯粹的精神坚守，化成了黑暗中的一抹孤独。本剧导演、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研究生毛尔南，向我们讲述了这部戏的创作源起和构思过程。

最初我想寻找一个独角戏剧本，作为毕业作品在舞台上呈现。但中国创作独角戏的剧本很少，除非找国外的。可我还是想在国内找到能引起共鸣的本子。于是遇到现在的编剧陈予婧，她的毕业作品就是一个独角戏剧本。虽然现在是一个比较平稳过渡的时代，但我很想知道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人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些什么，而我们失去的又究竟是什么。恰好赶上了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这个机缘。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宣传和展现平台。因为如果真的拿商业来运作这个戏，可能还是比较吃力。毕竟它是一部严肃的戏，与现在流行的那种搞笑的戏并不一样。

陈予婧在写剧本的时候，起源是她感觉到自己用胶卷拍出来的照片越来越少，而数码照片越来越多，但却无暇去看。她又是北京人，对中国照相馆是有情感的，于是有了这个想法，查阅了大量的摄影书籍，如《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罗兰•巴特的《暗室》等，正好我的朋友、这部戏的创作指导李冰，是专门搞摄影的，于是带我们进了他的暗室。大家一起洗过好几次照片，进行体验。于是对暗室的操作流程，就慢慢熟悉了。

在《告别艺术：1974－2007年的行为、政治与公众》（Leaving Art: Writings on Performance, Politics, and Publics 1974-2007，杜克大学出版社）一书中，著名艺术家苏珊‧雷西（Suzanne Lacy）对公共空间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进行了论述。现居洛杉矶的Lacy也是奥提斯艺术与设计学院公共实践项目的创建人。

告别艺术这个书名似乎有点讽刺，也许有点幽默，本书收集了三十年来陆续出版的文章。在我从事艺术的这些年里，有的人转行了，脱离了艺术界，在其他领域继续进行思考。今天，有些早先的审美探索又变得有趣起来。无论是真的还是比喻的“告别”艺术世界都是1970年代产生的概念，通常所说的告别就意味着告别艺术市场和艺术媒体。“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渗透又成为了当前的热点问题之一。

例如，在一件早年的作品中，我把木匠活儿作为作品。其实我确实曾是个木匠，因此决定将这次“制作”的过程作为一件行为艺术，这样，路过的人就能看到我建墙的过程，至于这个行为的结果并不是很重要。更确切地说，我们更关注的是艺术家、行动和观众之间的关系结构。可以说，70年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于“观众”或者说“参与者”的重新思考。

从政治上讲，美国患有历史健忘症，所以艺术家重新采用过去的方法也许是出自类似的社会状况。伊拉克战争和越战有类似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2010年9月9日晚，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里，设立于香港的亚洲艺术文献库（AAA） ，携手美国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展示他们共同的成果——文献库的“未来的材料：记录1980-1990 当代中国艺术”计划，以及MoMA 出版的《中国当代艺术：原始文献》。这两个纪实项目通过记录、收集和翻译重要的论述、原始素材和文本，企图复原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来的发展轨迹。

作为开场白，亚洲艺术文献库的董事会主席杜柏贞女士（Jane Debevoise）说：“研究历史，既可以澄清事实，也可以提出问题。”亚洲艺术文献库的“未来的材料”既是一批可供研究者亲临检索的历史资料，也可以通过项目专属的中英文网站china1980s.org查阅。杜柏贞女士介绍，为了深入研究1980-1990这个当代中国艺术的重要时期，机构特地展开了一个专题文献项目，花了4年时间，收集、整理和保存这些弥足珍贵的纪实和原始素材。目前，这个项目已收集了数百本80年代出版物，完成了75 次录像采访及一部纪录片《萨特与邓丽君：1980年代的广东当代艺术》，并将包括费大为、张晓刚、郑胜天、吕澎、毛旭辉、吴山专等艺术家、批评家在内的私人珍藏进行了数字扫描。

纽约MoMA国际项目总监Jay A.Levenson先生介绍了《中国当代艺术：原始文献》这本书。该书甄选了前卫艺术团体的宣言、重要展览的前言、代表性的艺术家之著作、重要的评析论文等原始文本译成英文。书内收录的文本按时间排列，循序渐进地引领读者追溯中国前卫艺术由1976年至2006

上周的一个午后，在光州双年展展厅一层的咖啡厅里有一个人，极尽宣传之能事，他拿着一份早报，向来这里喝咖啡的人展示前一天晚上艺术光州博览会的开幕：“我的照片上报纸了，”（“I am PHOTO in NEWSPAPER”看来此人的英语还有待提高）他向看见的所有人重复着同样一句话，也不管人家是感兴趣还是出于基本的礼节。David Weiss对着那张皱皱巴巴的报纸礼貌地点点头，然后转过头去跟熟人解释，说昨天晚上由于台风，他们转接的班机被取消了，他们五个人从首尔过来与其坐火车还不如打车合算。Mera Rubell回答道：“‘我的照片上报纸了’，不错，亲爱的”，但是却继续忙活自己的事儿：她的家族打算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一家新的博物馆，此时她一边说话一边继续起草方案。这人还在念叨着：“我的照片上报纸了！！”，每个媒体旅行团的成员、每个策展实习生、每个当代的名流都能听见他的这句“咒语”，其实人家本来是在看过了楼上的四个展厅之后拖着疲惫的身躯来此歇歇脚而已。在那些展厅里陈列着9000件形态各异的艺术品，此时，距离开幕致辞只有两个小时了。

诚然，这样的小插曲在艺术界见惯不怪了（白南准中心前首席策展人Tobias Berger解释说：“首尔的所有开幕式都少不了他”），但是本届双年展的目的十分明显，用艺术总监Massimiliano

布鲁克林艺术家茉莉•迪尔沃斯（Molly Dilworth）接受纽约交通部的委托，打造曼哈顿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共艺术项目：在时代广场创造一个临时性的定点装置，为城市街景注入新的活力，令其焕发新光彩。迪尔沃斯的作品《冷水，热岛》（Cool Water, Hot Island）是一幅五万英尺的油画，跨越五个城区。她关于这个项目的日记，可以在艺术家的Flickr上看到。

时代广场是个很有趣的地方，自成规则，具有标志性，又很商业化，大多数纽约人都不去那里，除非他们在那儿工作。同时，它又很像一个现场播报的传声器，每个人都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什么。《冷水，热岛》是一个表演性的公共项目，人们可以即时观看。开始时，我读了埃里克•桑德森（Eric Sanderson）的《Mannahatta》，研究了曼哈顿二十世纪前的自然史，尤其是它与如今的关系：这里现在到处都是高架电线，吵杂混乱，模糊不清。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自由、控制和谐谑之间的平衡，尤其是在布莱恩•恩诺（Brian Eno） 和约翰•凯奇（John Cage）的作品中。恩诺的日记《炫音之年》（A Year with Swollen Appendices）是一个目标。我希望自己打造的公共项目在感觉上能平静自如，与环境契合。于是研究了2002年NASA关于曼哈顿的卫星数据图，想出了一个可以覆盖五个街区的设计。我决定采用那种设计，通过多年来我研究的泼画方法将其付诸于现实，把这一切拉成一条穿过时代广场的“河流”。后来我知道以前这里有三个入海口，被称为the

丝带配披肩（或格布衬衫、或花卉）有的时候特别出效果。张达，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自主创业的独立服装设计师以平切的“O型衫”为人所知。8月15日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他将自己设计的图案大秀特秀了一番。那些热衷于本土时尚的潮人，以及建筑界的人士齐聚尤伦斯的侧面展厅，用不锈钢杯品着清茶参加了张达2010年度《没边》秋冬装展示会。

尤伦斯文化教育部及公共项目部主管崔峤也说：“不想动脑的时候，去所有场合都可以穿张达的衣服。” 光今年一年她就为这家机构设计了300多个项目。 等人们撤走的时候，顿时她也不见了踪影。作为该机构为中国设计师举办和支持的头一个发布会，这个平民化的活动无疑有装模作样之嫌。

参加发布会的嘉宾进门先碰到Erwin Wurm的窄房子，再走过张洹气势撼人的装置——汶川地震中回收的火车残骸，最后进入一个大机构里典型的日光灯照明环境，到这当口，时尚的性感和华丽差不多已消失殆尽。展厅中央堆放着的是一大堆破败的家具，这是来自艺术家汪建伟的收藏。主办方非常慷慨地把发布会定在下午三点半到四点间，但是三点二十的时候展厅内还是稀稀拉拉，没多少人。那些时髦人士坐在墙边，守着那些“衣衫褴褛”的沙发和散落周围的临时板凳。

从毛时代的中山装到酸洗的李维斯，再到Gucci(或山寨Cucci)，大陆的时尚潮流也造就了一大批雄心勃勃的本土设计师，如王一杨的“茶缸”、“素然”牌子，还有张达，他们决心在大牌割据的时代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他们不喜欢主流的俗气，强调带有中国特质的原创。他们往往也“浸泡”在勇气、速度、简约和中性的气氛中。